——谨以此文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在国家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一个新兴的政党，拉起一支队伍，经过不足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将一个破败得不能再破败，任世界列强宰割的所谓“帝国”，各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国家引领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政党一跃成为世界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这个政党所缔造的军队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这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又引来了多少国内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和研究？当下，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的中国梦的时刻，即将迎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笔者试图以作家王树增的系列军事作品《1901》《1911》《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为参考，以《毛泽东选择》《中共党史》《苦难辉煌》《1942河南大饥荒》等相关书籍和资料为导引，以读书笔记的形式重温我党成立、人民军队建设以及新中国诞生的历程，体味那句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一个破败得不能再破败的“帝国”
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孕育、发生、发展的过程。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其发展壮大的现实结果，而忽视了其孕育、发生的土壤和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们从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清国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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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有人说，清代乾隆皇帝以前，一直都是很“牛”的，也有人说即便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也还没有伤到元气。也有人认为，其实，自从大鼻子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将那份《堪舆万国全图》带给明神宗万历皇帝起，我国的历史就已经翻开了另一页：连当朝皇上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土在世界上的位置，即认不清自己，可想而知整个大清帝国在思想认识上已经落后了。
让人惊悚的是，直到三百多年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研制时速超过五十公里的“高速列车”、列强们浩浩荡荡地打进国门的时候，清国的官员们还认为，这些洋人是没有进化、双膝不会打弯的野蛮人。就连当朝宰相徐桐也“开导”慈禧：人们说的西方那些国家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世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贵为宰相尚且如此愚笨无知，连西方的军事大国名字都不知道，对于找上门来的那些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老百姓视之为鬼（区别于“土产”的鬼，叫洋鬼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世界产生差距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差距还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还在故步自封。到了1901年，这个依然沉浸于“帝国梦”中的清国已经破败得不能再破败了。
此前，先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为弥补清国大量出口茶叶、瓷器、丝绸所造成的贸易逆差，拓展殖民地，要求清国开放贸易口岸，进而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将鸦片这种“恶之花”作为补偿贸易逆差、毒害清国国人身体健康的一种卑劣手段；国内民众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为了找条活路，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开始造反：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捻军起义、大刀会、小刀会、红灯照等；匪患横行，闹得社会动荡不安；还有作为烧钱机器的皇宫里的那帮人的挥霍无度。据信，作为皇太后的慈禧一天的花费就达4万两白银之巨。单是过六十大寿，准备的首饰就折合黄金一万两，整个生日祝寿总花费达到千万两白银！为了庆生，甚至不惜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有了这样败家的当家人，要想家业不败，断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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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的破败，患的是“综合征”。换句话说，是多种病症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上述分析，还有：
一是孱弱的国防、不堪一击的军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在觊觎者眼中，那就是一块让人垂涎的肥肉，早晚会被吃掉。宋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歌舞升平，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国防力量太过薄弱，结果先是皇帝成为别人的猎物，整个国家被迫迁都，后来干脆整个国家成了别人盘中的菜。世界列强将清国当作一顿端上桌的丰盛大餐：“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芨芨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清国虽然力图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也成立了总吨位具世界前列的北洋水师，无奈，军事理念、军队素养并没有随着铁甲舰的增厚而改变，结果在甲午海战中成了日本军舰的靶子。1901年5月30日，当日、英、俄、美、法、意六国的十二艘军舰开进天津海河大沽口的时候，北洋舰队的大炮都出奇一致地实施了“静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仅用了十天时间，期间没有遭到官兵的有效抵抗，反倒是一帮叫做义和团的农民和八国联军扛了扛膀子。
军人怯战，枉称为军。
二是人心向背。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天子与臣民的对立关系，使得人民除了自己的小家庭，别人的事、国家的事都不在关心之列。这是一个以农耕为生活模式的国度长期形成的心理定式：作为农民，有了一亩三分地，只要辛勤耕作，就能活命。只要能保命，就能安安生生地生活；作为最高的统治者，“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家天下的统治思维是纯粹的单极思维，他将所有的人和物都当作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加剧了国民情绪的极端化。典型的表现是：186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天津商人与联军签署协议：只要联军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愿意为联军提供一切方便。北京的老百姓面对外敌入侵，除了对洋人的长相感到好奇，几乎没有更多的反应。在他们看来，洋人要打要杀的是那些当朝的有钱人有权人。至于整个大清帝国的江山是爱新觉罗的还是叶赫那拉的，抑或是哪个洋人的，似乎都与他们无关。
失民心者失天下。清国后期的当朝者成为这句经典的实践者。
三是天灾裹挟着人祸,也就是常说的天怒人怨。清国末年，内忧外患，连老天爷也跟着闹别扭。查阅郾城县志，自1875年光绪元年到1911年宣统3年，郾城县的基本情况是：“光绪元年，土垆河岸陷。二年，渚河决于余湾。秋，大旱，禾歉收，麦不克种。三年春，大饥。四年，大疫。五年，风雪，大寒……。宣统元年，沙河溢，决者二。六月溢。八月，大雨。三年春，大饥。”总共28年中21年是灾年。当时的漯河还是源汇寨，归属于郾城。郾城县作为中原地区的一个行政区域，是著名的粮仓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事实上，清朝灭亡前的最后五十年，全国单是水灾就发生236次。最大的害河黄河平均两年决口一次。光绪丁丑（1877）年灾荒，一个山西省就死亡五百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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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总结，清国的灭亡根子上在于政体的腐败，政体的腐败集中表现在官员的腐败。自上而下的腐败导致整个国家机器无法运转。“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花钱可以买官位，贿赂可以出政绩。不光是基层官员，就连慈禧也以“卖各种肥缺以为常事”。这样的帝国，即便没有外族入侵，不灭亡也天理不容。
表面上标榜清正廉洁、反贪拒贿，暗地里蝇营狗苟、贪赃枉法，以至在国家执政阶层的官场中形成一股丧心病狂乃至不可遏止的贪腐之风。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行将灭亡的共同前兆（王树增语）。
至于坊间，更喜欢以宿命、戏剧化的手法总结清国的灭亡：遥想两百多年前，满族作为只有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能够大举南下、长驱直入，取代先前的大明王朝，建立清帝国，在于明国守关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主动打开了关隘的大门，开关延敌。满人因为女人（陈圆圆）得了天下，必然也会因为女人（慈禧）失去天下。
总之，“政体的腐朽是任何力量都挽救不了的。”这一点，就连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写劝降书的日本军人都明白：“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对于人类照样适用。因为人也是动物，无非“高级”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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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不立。
不能忘记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国家的命运不惜抛却个人生命的改革家、政治家们。他们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计，官僚、学者、学生、军人、商人等不同层面的有志之士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解开避免民族灭亡的这道世界级难题。
革命、主义成为二十世纪上半页最为热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这两个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当然，首先是参照西方列强的做法，学习西方国家。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西方国家的政体也不一样，有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议会制国家。向谁学？有人对照我们的近邻日本，认为日本原来和我们一样，都是皇权一统天下。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他们的经验最为可取，我们应该学习日本；还有人认为，既然我们没有人家那么强大，但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不妨和美国、英国、日本合作，借鉴英国模式，成立一个新的联邦国家，这样通过“傍大款”，就可以轻松成为世界老大；最为创新的理论在后头：既然西方列强要瓜分清国，那也就别死守着不放了。退而求其次，咱们把国民转移一部分出去，保留住种族要紧。具体方案就是“开巴西以存吾种”，移民到巴西去。
在众多的“药方”中，孙中山先是提出“驱除鞑虏”，赶跑外国人，后来看当朝朝廷没有希望，策划广东广西独立，“另立门户”，再后来提出了走“共和制”之路。
二唤起民众才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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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总是从内部开始。
一个看似好端端的大清国似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追溯历史，“中国文化在四百年以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较欧洲为优。但自彼时以后，遂成停顿不进之象。尤其对于火车、轮船所引起之世界巨大变迁，未能加以理会”（八国联军司令、德军统帅瓦德西语）。
清国末期，整个中国大地成为三股势力的角斗场：第一股是西方列强。他们明白清国已经病入膏肓，但其个头儿太大，单个国家要想对其鲸吞，断无可能。可行的办法是让其打开贸易通道，以通商之名，掐断其经济命脉，将其部分国土成为殖民地。利益均沾，人人有份。每个国家都这样打算，于是有了鸦片进入中国，有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有了各国设立的国中之国租界；第二股是既得利益集团。以皇亲皇室、官僚阶层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维护其自身利益。至于国家、社会成为什么样子，洋人会给国人带来什么，他们不会操心也无能为力。在国家危亡，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是“只要自身得安，管他洪水滔天”。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湖北各级官吏像是事先有个约定，来了个集体大逃亡；第三股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学子们，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开明官僚阶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社会新锐。他们痛感当朝吏治的腐败，也明了洋人对中国的觊觎之心，一心要让自己的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他们不惜牺牲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代价，去探索、奋斗。各路军阀也乘势而起。
真正将各地民众“调动”起来造反的还不是这些有志之士，而是皇宫里边“皇家”那帮人，也就是清帝国的当权者。
铁路自进入中国，经历了由引进、排斥、拆除，再建设、认可、大发展的过程。头脑灵活的商人看到了铁路对发展经济、通商带来的便利，看到了里边蕴藏的巨大商机，各地纷纷以股份制的形式集资修路。1911年皇上突发神经，要将铁路的权属收归国家，也就是皇帝他家，一下子触动了无数股民的利益，爆发起护路运动，进而引发一场埋葬满清王朝的暴力革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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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掉大清国的好像是连年的天灾，好像是列强的侵略和对国土的瓜分，好像是国内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起义，好像是那帮无聊“公车”（学人）们的变法，好像是洋务运动，其实根本上是整个国家连续多少年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吏治腐败、视民如草芥的结果。清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唯一可以“商榷”的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
从国人视洋人为野蛮人、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将火车看作毁坏风水的怪物，到立志扶清灭洋，将洋车、洋油、洋面、洋钉、洋胰子引入日常生活，从蔑视洋人到引进夷人之技以制夷，国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局动荡中，思想认识也在经历一场巨变。
《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为代表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一个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版图被西方列强像切西瓜、掏瓜瓤一样给切分得七零八落，被欺凌过后还反倒欠下列强一屁股的债。仅仅是甲午海战失败签订的《马关条约》，就欠下日本白银两亿两，整个清国三年不吃不喝，所有的财政收入拱手相让才能勉强“还债”。1901年的《辛丑条约》赔款更是高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全国人均一两（因原条约名为《解决1900年动乱“义和团运动”最后议定书》。1900年为庚子年，民间也叫庚子赔款）！如果连利息算上，则是高达九亿多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恶果，使我国大片国土、天文数字般的白银陷入敌手，洋人还直接在我国领土之上设立租界，大批的军队堂而皇之地进驻到我们家门口。
卧榻之侧来了列强军队！
当家不立事，老子造反去！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短短两个月，南方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王朝统治，“独立”的省份占到全国大多数。如果说，当年慈禧将地图上指甲盖大小的台湾割让给日本算是迫不得已而且是个例的话，到这时候，大部分省份主动宣布“放单飞”，说明大清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真正的灭亡还需要一个仪式或者说手续。
1911年年底，光绪发布《罪己诏》，隔一天，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国最后一任皇帝宣统宣布退位，满族统治下的帝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为农历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史称辛亥革命。1914年2月，中华民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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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的最后十年，各地农民起义即民变事件蜂起，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多达1300多起，平均两天半就有一起。至于小的匪患、农民暴动更是数不胜数。据《临颍县志》记载，光绪30年（1904年）农历二月十四，临颍农民王仲秋等为抗捐抗税，带领农民砸了县衙。时隔一年，农民田官宝等直接打出“均贫富、反清灭洋”的口号，率领农民起义了。另据《郾城县志》记载，自光绪元年到光绪33年底，郾城县竟然先后产生过29位县令；宣统皇帝在位三年，郾城产生了3位县令。到了民国，从1912年到1936年10月，不足23年的光景先后产生27位县长。无论县令还是县长，如此“短命”，或者中途辞职，或者不辞而别，说明这个官位并不好玩。“县太爷”尚且如此悲催，平头百姓要想有安稳日子过，只有在做梦的时候了。
地方政坛是国家政坛的缩影。从1911年开始，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张勋等轮番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央，除孙中山外，其他各路人等都像昙花一样迅速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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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这玩意儿有着无穷大的魔力。清国皇帝不愿意撒手放权，握有实际权力40多年的慈禧和“大总统”袁世凯更不愿意撒手。
慈禧不到30岁实际上拥有对大清国的统治权，之后一直在做着两项似乎相互矛盾的工作：将一切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坐稳江山；迫于国内外形势，允许适当的思想解放和西化。表现是除了她自己热衷于在洋相机下照相、坐袁世凯“孝敬”她的豪华列车，摆弄洋自鸣钟，还包括让学子们公费出国留学、建立洋教堂、允许成立各种会党、允许变法办洋务。其主观意图不必考究，实际效果是，以商人、绅士、学人、开明官僚等为主的社会精英们对外界了解越多，越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对紫禁城里的事情了解越多，越觉得“自己的世界很无奈”。故此，怀揣各种各样梦想的人物登场了：不惜代价，驱除鞑虏；不惜代价，赶走满人；不惜代价，取而代之；不惜代价，全盘西化。至于各种暗杀、聚会、游行、起义，都是实现其各自梦想的手段而已。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制定《大总统选举法》，企图以此做法理依据，让大总统十年一届，还可以连任，实际上是铁了心一直干到死。眼看大总统干不下去，干脆，复辟帝制，而且还要玩个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游戏——不是我愿意当皇帝，是“他们”非得让我当！时间是1915年底，“任期”是8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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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摧毁清国的外力中，有两股力量不可小觑，这就是湖南的学士和广东的商人。指望科举取仕的湖南学人颠覆了社会上固有的文人胆小怕事的认知，广东商人在时局动荡的关键时刻为了建设理想社会也不惜折了老本、倾家荡产去捣“皇巢”。在他们看来，洋人之所以找上门来欺负清国，是因为他们军力强大；军力强大缘于他们的国力强大，国力强大缘于他们科技发达。有志之士看到了这一点，开始艰难的科技报国、实业兴国的探索之路。他们从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设备开始，创办属于国人自己的近代工业，以满足生活、军事等行业所需。这批人以李鸿章、张之洞、张骞、盛宣怀、刘坤一等高官为代表。他们视野开阔、洞察世事，拥有众多可利用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因此，成为第一批官商。他们率先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也成就了以广东为中心的现代工业基础；此前，早在十八世纪，英国的企业家依靠从清国讹诈来的钱财，就地生财，在开埠的长江入海口建起制造企业云集、金融单位相拥的上海港。中国大地上，以广州和上海为中心，两个新兴工业、信息、金融基地成型了。
作为国民政府的“国父”，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从医治肉体之病到医治国家之痛，终生从事于国家的兴旺。从坚持驱除鞑虏到怂恿两广独立，再到坚持共和，一次次起事，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被驱逐，一次次被通缉，永不言败，但最终心愿难遂。究其原因，临终前他自己总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三火种重要，助燃物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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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清国大厦将倾，皇权羸弱、外部思想观念随着洋枪洋炮大举入关的时候，国人的思维进入空前活跃、各种势力孕育萌发的时代。这个时候另外两股势力的形成决定了中国以后政局的走势。
百年前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了1917年由列宁通过暴力革命率先在俄国实现。这个穷人当家主政、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模式让中国的有识之士终于在暗夜的摸索中看到了亮光。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1921年年中，一群热血沸腾、志在建设一个人人当家做主的新国家的青年在上海新成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老百姓叫做穷人党）——中国共产党。会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董必武等与会党员代表着全国各地共产党员成立起这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政党。自此，与十年前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分庭而立、并最终取代国民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新世界的政党诞生了；二是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促生出一股实权超越皇权的势力——军阀。整个中华大地被各路军阀把持着：袁世凯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段祺瑞的皖系，冯玉祥、韩福渠、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等。
国民党、共产党的先驱们在救国图存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就是只有通过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帝制才能实现愿望。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促成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
国民党、共产党的创始人都亲眼见证了清国的灭亡。清国灭亡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只像样的军队。故此，两党都致力于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两党的对立也具象在双方军队的一次次交锋上。两党在具体的建设路子上又各不相同：国民党是银元加拳头，依靠富商豪绅，将各路军阀收归麾下，壮大国民革命军；共产党走的是自我培育发展的路子，动员最基层的民众、泥腿子：拿起镰刀斧头、大刀长矛，当工农红军去，走自我解放之路。
共产党的着眼点是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用毛泽东的话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统一战线的差异导致两个政党最终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共产党要让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响应，加上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和俄国革命胜利的先例，甫一成立，迅速形成燎原之势；更为招眼的是他们不但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还通过均分土地、官兵平等等措施，不但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打造出了一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斗队伍。
在军队建设上，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成立之初，即将思想政治建设放到了第一位。1927年9月底10月初，工农红军在江西三湾改编时，正式提出把党的支部建到连队里，加强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同时确立了官兵平等制度。这些举措，保证了最高层的决策始终能完整地传达到一线官兵，保证执行力不打折扣。同时对旧的军阀制度中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也是一种反动，对于调动官兵积极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只部队自诞生之初即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向心力。无论是在红军时代还是解放军时代，即便是被国民党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时期，即使在中共高层如张国焘要分裂党、分裂部队的时候，也仅仅是极个别的官兵立场动摇，从没有出现过如国民党部队那样整团、整军的反水事件。这与国民党军队动辄整建制哗变、投诚形成鲜明对比。
已经是国民政府总统的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要动自己的“奶酪”，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尽管已经被收编的各路军阀还貌合神离，没有形成像样的战斗力，尽管共产党及其红军与国民党及其部队相比总兵力还不成比例，但他要防患于未然。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首次向共产党亮出屠刀。这一年的8月1日，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为总策划，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为指挥员的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被迫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1930年，蒋介石再一次制定“剿匪”方案，计划用三到六个月时间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这时候国共两党军队实力对比是：兵力，两百万对二十万。兵器，洋枪洋炮对大刀步枪。
计划三个月的围剿一直持续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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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侵入我国东北三年后，1933年，蒋介石顶着“不抗日，搞内战”的骂名，开始了对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的最后一战。
首要目标是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江西瑞金。
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不得已于1934年10月10日撤离瑞金，开始在运动中求生存。半个月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中央苏区突围而出。国民党军队不甘失败，与工农红军开始了长达2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灭亡与图存、包围与突破的斗智斗勇的游戏。一边是中央军与各地收编过来的军阀要消灭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一边是在争取活下去的同时，对内不忘“扩红”（招收农民、扩大红军队伍），对外不忘与敌展开心理战，削弱对方战斗力，积极争取他们或与蒋介石决裂，或者直接反水。最直接的成果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整体兵变，另立国民党中央；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季振同、赵博生、黄中岳、苏进等在江西宁都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原属国民党军的一万九千多人一夜之间成为工农红军的第五军团。
中国工农红军的整个长征过程犹如神助：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自江西而福建、自广东而湖南，自广西而贵州，自云南而四川，自贵州而甘肃，自河南而陕西，其命运如过山车一般，忽而腹背受敌，忽而柳暗花明；忽而走投无路，忽而喜极而泣，总是在濒临绝境时又绝处逢生。南天王陈济棠、湖南军阀何健、云南王龙云、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被蒋介石“收编”过来的地方军阀，在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中，或者对蒋介石虚意逶迤，或者心存芥蒂；对撤退中的红军或者轻视不理、不放心上，或者追而不堵、让道而行。
长征的过程，红军的军事策略是：采取一切手段，保留有生力量；瞅准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全歼追击之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这位自称为“农民的儿子”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领导者之一，开始显露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早在26岁创办《湘江评论》时，他针对国情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927年，共产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又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之后这句话被凝练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无论在党的建设还是在军队建设上，相信马列主义但不教条化，坚持要结合国情。他崇尚无产阶级革命但不主张走俄国大城市革命的路子。他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他提出，要革命就要建立根据地，要有稳固的大后方；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最广大的农民阶级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将分田地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献身理想的重要法宝；要走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的道路。正是这种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他让蒋介石恨得牙根痒痒：“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银十万元。”同时，也成就了中共党史上另两位卓越的领导人：周恩来，从瑞金时期开始即抱定一个决心，甘当毛泽东的助理，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朱德，自认为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他参加共产党以前的老师蔡锷，一位是参加共产党以后的老师毛泽东，而毛泽东是他的指路明灯。
尽信书不如无书。毛泽东以其屡试不爽的军事实践诠释了这一朴素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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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襄助”红军长征的“神”中，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的坚定支持是最根本的力量。他们对红军犹如旱天盼望云霓，对国民党的中央军避之犹恐不及。他们把家中的最后一把米拿给红军吃，献出最后一块“门板”，支持红军过江。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设想贡献一个门板的现实意义。试想，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富豪大户们住在深宅大院里尤恐不安全，平头老百姓晚上开着门睡觉心里会是什么感受？没有了门板，也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最后的屏障，没有了门户也就意味着整个家庭的不存在。老百姓主动将门板献出来也就意味着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红军（正因为门板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是如此重要，所以，在有的乡下，至今还有卖房子不卖门的风俗）；长征时期如此，之后的战争岁月仍然如此。1947年底的运城战役，当地老百姓为共产党部队贡献门板十七万块。到次年五月的临汾战役，贡献的门板数达到二十七万块之多！
其次是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面对敌人十倍于己的总兵力的围剿，毛泽东从战略上藐视敌人，认为敌人尽管强大，但并不可怕；在具体的战术运用上，又常常出奇招、下险棋。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拖枪而跑时有回马枪，激烈鏖战中玩脱壳术。忽焉在左，倏忽其右。压境的大兵被他牵着鼻子到处乱窜。
再次是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离心离德。被国民党收编过来的各路军阀形式上统一成为一支部队，但因为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形不成事实上的一加一等于二的军事战斗力。
第四就是影响至今的共产党军队的架构体制，即支部建在连队里。每一个层级除了指挥员，还有一位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员（政委）。两人一军事、一政治，一文一武，在制定正确的军事策略后，保证有一只充满战斗激情的部队去顺利实施，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仍然有旺盛的战斗力和坚定的信念。林彪与聂荣臻、刘伯承与邓小平，基于历史真实的文学作品《亮剑》中的李云龙与赵刚的关系都是如此。
第五是红军有铁的纪律。有了铁的纪律才能保证打胜仗，历朝军队概莫能外。据《帝国的回忆》，“清国军队纪律恶劣，他们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万分惊惧。”得不到百姓认可，就不可能得到百姓支持。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时，清国军队达到60万人，驻守北京的达到10万人，但仍然抵挡不过区区几千人的联军队伍。再多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枉然。所以，共产党的军队无论是在命悬一线的长征途中，还是和平年代，严明的纪律始终是部队建设的第一要务。其内容集中体现在那首众多老百姓都会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中。
关于人民军队的纪律严明这一点，笔者有着深切的记忆。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8303部队入住我们村，在村东一片荒泽中开垦土地，建设农场。起初，部队没有住宿地，入住到各家各户。笔者家里住了一个班。班上除了每人一杆长枪，还有一架马背上驮的大炮。全班人在黑脸大汉姚班长的带领下，每天天不亮就给家里的水缸里挑满了水，院里的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住的屋子里，每天都有笑声歌声和口号声。也就是在这时候，笔者第一次见到被子也能给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看他们每天训练很辛苦，还要帮助村里挖“护庄沟”（当时为应对苏联的威胁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专门对付坦克的一种防御设施。环绕村庄挖出一条壕沟，深一丈多，宽约两丈，平时排水，战时可以将坦克陷进去），奶奶时不时地会给他们送过去一点吃的。不久，他们总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原封不动地返回来。到他们营房建成，部队从群众家里集体搬出的那一天，全村家家户户拉着军人的行李和双手哭成一片，不让他们离开，有的甚至将衣服拉扯烂。军人住房是没有房租的，尽管如此，老百姓仍然不舍得他们离开。军民感情，非亲人无以相比。一个“人民子弟兵”，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军队视人民为父母，人民把军人当亲人。
另外，就是红军对敌方情报的占有和对敌人行动计划的及时掌握。否则，红军长征路上，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难以用“侥幸”二字来解释。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同时，红一军与红二军会师。至此，转战十五个省，历经两年的长征宣告结束，共产党红军也有了新的红色首都延安。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长征是宣言书（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长征是宣传队（宣传的是革命的道理），长征是播种机（播下的是革命的种子）。”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所倡导的反对剥削压迫，主张公平平等，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的主张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播撒遍了大半个中国，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以后的中国历史：之后的对日抗战，共产党一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者云集；三年解放战争，共产党一声“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国内外群起而响应。1949年10月后，共产党一声“建设新中国”，全国人民顿时迸发出无穷无尽的豪情和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实现美好理想为号召，将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四，宽容和忍让≠软弱和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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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隐忍坚贞、不屈不挠的民族，其强大的自我康复能力既表现在肉体的不“金贵”，落地即能生根，到哪儿都能生存，也表现在以德报怨、相遇而安的宽容和忍让。“这种特殊的种族生命力或活力，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中国人顽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特殊的生命力是中国人在长期而严格的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
这种中华民族固有的特点构成了传统儒家文化精髓，在一般人看来，具有这样特质的人，是难得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但在日本人看来则是软弱可欺。
历史上，我们对日本这个“小邻居”关注得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至今我们对它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情感上的敌视、仇恨或者不屑、藐视层面，很少对其做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无论是友邦还是恶邻，我们都需要对其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者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事实上，这个撮儿小国国土面积虽小，但内心却很强大。首先，它的历史并不算短。从种族演变史看，大和民族的种族来源至今还是人类学家研究的课题。从文明史上考量，自公元纪年开始，他们即有着清晰的皇谱世系。这个岛国历史上诞生过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拥有过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实力，也开启过近代西方科学、马列主义向东方引进的先河。我们所熟知的近代西方科学理论甚至名词称呼大多通过日本“二传”过来。他们有“失业”的武士——挎刀独行的浪人，也有“就业”的浪人——专门服务于某个庄园主的武士，由此诞生的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心理基础。他们所谓的“国粹四道”（茶道即茶文化、剑道即剑术、书道即书法、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前三“道”都是从中国盗去的。更为诡异的是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从不迷信权威和地位，只承认实力和威权。你打了他，他拜你为师；他欺负了你，还看不起你；你打了他，他转身去打另一位，他认为天经地义，欺负弱者说明自己有能力。他只相信强权，不相信道理，更不相信真理。即便在二战中战败，世界人民都认为是投降了，裕仁天皇签署的却是《终战诏书》——俺不是打败了，是不想打了。一如他们侵略中国不认为是侵略，而是“进入”。400多年前的丰臣秀吉时代，他们就觉得财富的来源多种多样，偷来的、抢来的比流血流汗干来的更刺激，于是，成批的海盗登陆我国，开始骚扰沿海渔民。大明国的人骂他们为“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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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维新变法，由皇权一统制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工业，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应运而生，成为二十世纪世界工业舞台的新兴力量。清国从国外订购的军舰因为给慈禧过六十大寿，军费被挪用，无力购买，日本乘机购得。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实现登陆上岸的梦想，皇后不惜变卖自己的戒指动员国民捐款。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以垦荒团名义直接间接来到我国东北的日本农民、浪人、间谍等达到几十万人。他们所经之处，有计划地对我国地理、气候、风俗、民情、物产、军事等进行勘察，以备军队大举占领之时使用。用心之细致，竟至某个村有几条路，几口井，多少口人等都一一造册。日本人为打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可谓煞费苦心。这一时时处处留心、关键时刻备用的做法甚至成为日本人的一个传统。日本舞台设计师妹尾河童在世界四处游历，每到一处即详细记录其所见所闻，出版一套“窥视”系列（《窥视印度》《窥视日本》《窥视欧洲》）等。书中的手绘插图精细到所居住的宾馆房间里马桶、床位布局都一一注明，精确程度远非一般旅游者所能想象。妹尾河童的“窥视”恰当地诠释了日本人对邻国的态度。
常常偷窥别人一定别有用心。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台湾及澎湖列岛归入日本囊中，更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干来的不如偷来的，偷来的不如抢来的。
这个野心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开始实施。他们将沈阳北大营的一段铁路炸毁，然后诬为中国军人所为，开始对中国的侵略。得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愿意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放弃敌对，全面抗日。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者，共产党人及其工农红军愿意被统一编制到国民党部队序列之中。
日本兵远在东北，距离蒋介石的首府南京几千公里。在蒋介石看来，眼下消灭“赤匪”远比打日本人重要。
1932年，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再一次向蒋介石表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决心。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此时的蒋介石坚持：作为祸患，红军胜过日军；对于日军，凭实力中国无法与之抗衡，要解决事端，只有依靠国际上的调停。此前，1897年，日本侵入琉球群岛，李鸿章也是寄希望于美国的出面调停，结果，琉球变成冲绳，成为了日本的一个县（相当于我们的省）。三十年后，蒋介石忘记了前车之鉴，重走李鸿章的调停路，仍然难以遂愿。
1936年5月6日，毛泽东、朱德又一次向蒋介石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十月，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十二月，毛泽东又一次表明立场，只要国民党军队起来抗日，红军“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
至此，全国上下，从农民到工人，从商人到知识分子，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志士，在思想认识上已经完全统一到建立统一战线、实现抗日图存的立场上了。
国难当头，国共两党的二次合作时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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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军以训练中丢失一名军人为由，强行进入国民党军队防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制定应对卢沟桥事变总方针：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事变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向蒋介石表明立场：共产党军队愿意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这一表态，再次表明共产党的立场：外侮当前，民族利益大于一切。愿意舍弃自身的一切利益，摒弃积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赴国难。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经过对共产党的多次围剿和西安事变，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已无可能，外敌当前，民意难违。要保证领土完整，只有暂时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他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之目的。”十天后，蒋介石号召全国人民“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下面的一句话至今读来让人热血沸腾：“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无论是国民素质还是战斗经验，与日本相比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当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至于军事实力，中国的总兵力相当于日本的一半。日本海军，拥有十艘航空母舰，综合实力居世界第三位，而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轻型军舰。日本空军，整个抗战时期投入的空中力量难以统计，但裕仁天皇签署《终战诏书》时，还有3000架的飞机没有参战，包括从水下起飞的飞机！至于军队，包括南太平洋等各个战场在内，总兵力还有300万人！
这是一场实力严重失衡的博弈。正是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扬言，两到三个月，灭亡中国；也正是由于实力悬殊，尽管中国军队奋力抵抗，22天后，北京和天津还是相继沦陷。
五、行不义者必自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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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中华国土上两个最大的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终于联起手来，以“打虎亲兄弟”的气概站在了日本侵略者面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被编入国民政府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后的岁月里，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代表的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分别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与日本展开殊死搏斗。尽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重创日军，国民党军队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蒋介石甚至拿出决堤黄河、水淹日军的苦招，但始终没有阻止住日军的铁蹄践踏。仅仅不到半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南京沦陷的结果，是30万无辜的南京市民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
然而，中国军人的抵抗仍然意义深远。它首先打破了日军不败的神话，让日本人知道，中国虽然软弱，但并不可欺；其次给国内外以极大的鼓舞。它让国人明白一个道理：关键时期，面对强敌，必胜的精神比优良的武器更重要；它更正了外国人的看法：原来那个任人欺负的“东亚病夫”不在了。
1939年11月，日军轰炸浙江奉化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前妻、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被当场炸死。消息传来，蒋介石大声痛哭，立誓“以血洗血”。
整个抗日战争，作为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除了联起手来一致抗日，在对中国的时局发展上，在具体的行动中，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努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详细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具体情况，批判了速胜伦和亡国论两个不利于携手抗日的错误思想，指出我国的抗日战争需要经过战略撤退、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一著名论断作为中华民族全体抗战的指导思想被传达到每一位官兵，告知到全体国民；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之初即开始谋划战略后方的建设和防御。南京失陷后，单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陪都，就先后将武汉、重庆，甚至兰州纳入备选名单。同时，将北京故宫珍贵的历史文物择其要者转移到大后方，一路颠沛流离，前后历时十六年到达台湾，成为目前台湾故宫的基本藏品。还有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组成的、代表当时中国教育最高水准的西南联大即使在战火隆隆的时节也没有停止上课，一批学者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随着学校一步步南迁，为日后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的学者专家。同时南迁、西移的还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一批国家高等学府。
战争开始的阶段，还有一个反面典型不得不提，那就是因为不抵抗被蒋介石枪毙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福渠。一位省政府主席因消极抗日被毙，其警示惩戒作用非一般手段所能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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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忌。
1938年10月，九省通衢武汉失守。武汉的失守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意味着日本人野心太大、军力太强；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证明缺乏天然屏障的平原地带不适合拼死固守，抗战的希望在适合游击战、运动战的西南、西北山区；对于日本来说，意味着陷入了一个踏进去容易、拔腿出来困难的泥沼。日本国内因为这场原来预计最多三个月的掠夺战成了一场看不见尽头的胶着战而民心憔悴、财力贫乏，军队则因为兵员短缺，只能从学生里边征收娃娃兵。对于漯河这座中原小城的记忆则是这样的景象：“老日”来了！举家外逃避难！“老日”走后，留下的是被砸烂的铁锅，屙在面缸里的大便！找不到他们要杀害的目标，就拿老百姓的家业撒气。一只军队疯狂无耻到如此地步，古今中外军事史上都是步入绝境的征兆。“要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这是历史规律；武汉失守在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战略家看来则是抗日战争由战略撤退转入战略相持的开始。12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昆仑关进行决战。似乎是为了验证毛泽东“持久战”战争理论的正确性，这场战斗成为中国军队对日攻坚战斗胜利的第一役。
1939年9月1日，远在欧洲，德国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6月，被贪欲膨胀起来的德国将下一个目标指向苏联，自此开始走上不归路。
与德国狂热军国主义思想一样，日本也把下一个加害的对象锁定住世界上另一个大国美国，发起珍珠港之战，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与德国法西斯一样，他们也自此开始走上速亡路。
德日两国瓜分世界的狂妄，客观上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1942年1月1日，苏、美、英、中等二十六国签署共同宣言，齐心协力，与德、日、意等轴心国决战。这就是后来联合国的雏形。中国以积贫积弱之身跻身于此并在后来成为常任理事国，除了人口最多，还因为中国领土上牵制了日军绝大部分的兵力，中国是亚洲的主战场。战场中的中国人民要承受更多的兵燹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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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军民合力抗击日本侵略者、连小孩的压岁钱都拿出来支援抗战的时候，笔者挑出期间发生的十件大事以作备忘：
一是汪精卫的通日行径。在日本人的唆使下，汪精卫成立伪政府，投靠日本人，给抗日民众的心理造成恶劣影响。
二是蒋介石为防止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对新四军制造的皖南事变惨案。惨案造成共产党在抗日主战场的军力锐减，也削弱了对敌战斗力量，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前方将士的民族感情。
三是国民党中的个别分子污蔑共产党的游击战是游而不击。这是一个根本用不着共产党出面澄清的问题。早在1935年2月，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以民族大义为重，将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传唱的军歌，以此激发共产党军队的抗战热情。1949年9月，这首歌曲成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的代国歌。1982年底，这首曾经激励过亿万国人奋起抵侮的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其实，即便在当时，外国记者都看得出来，给日本人造成深远威胁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蒋介石也认为，如果国民政府垮了，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屈服于日本人的。
笔者见到一本颜色发黄的《将校袖珍》书籍，出版时间是1935年，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将领必读的军事书籍，内容涉及世界各国军事、经济、人文等，上下两册共九百三十多页。原书拥有者是时任三五九旅副旅长的苏进。他在这本专业的军事教科书中，密密麻麻补充了世界各国有关战争的军事数据，总量达到140页，包括德国空军飞机数量，国内黄河冬天封河期的时间等等，更多的是关于日本的国情军情的记录。试想，在信息、交通都十分闭塞落后的陕北地区，要补充如此专业的相关数据而且数量又如此之大，除了军事素养，拥有者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如果没有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对日持久作战、决一死战的决心，断不会有这样的专业军事书籍问世；如果没有勠力同心抗敌御侮的信心，也断不会在共产党军队负责大生产的军官中有这样详实而完备的军事资料储备，自然也不会有抗战的彻底胜利。
四是1942年发生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大旱灾。这次旱灾史称民国三十一年年馑。它给中原人民造成的灾难比之1938年的黄河花园口决口更为惨烈，至少300万人死于非命，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到秋天，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时任《前锋报》记者流萤语）。面对如此天灾，国民政府官员粉饰太平，照常征粮，征收数额甚至超过土地产量；灾情被美国记者白修德曝光后，政府官员们不是积极赈灾救济，而是对上级的救灾款和救命粮大肆贪污挪用。“一些官吏的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时任许昌三青团干事长杨却俗语）。
多灾多难的河南人忍受着“水旱蝗汤”（黄河水灾、旱灾、蝗虫灾和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侵扰）天灾人祸的折磨。严重的旱灾也迫使陕北的共产党中央做出一个影响历史的决定：生产自救，开展大生产运动。从此，有了一个闻名中外的三五九旅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五是我国来了三个洋人。一位是美国的退役军官陈纳德。他组织的民间志愿服务队飞虎队进入中国帮助抗战，自此我国抗战的制空权和后方补给线得到强化；二是美国记者斯诺。他将在红色首府延安的见闻写成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向西方全面介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人民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三是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他在八路军战场上亲眼见证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在怎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军事装备下与日军浴血战斗的情景，并倾力挽救受伤将士的生命，直至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献给这片黄土地和他感佩的共产党军队。感念他的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专门为他写了那篇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
六是为了服务于整个亚洲抗战，中国出动总兵力达十多万人的远征军，远赴缅甸、印度参加抗战，最终过半的军人捐躯他乡。
七是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聚会，确定在原定26国基础上成立联合国。联合国设五个常任理事国，除参会三国外，还有中国、法国。
八是1945年的湖北老河口战役，中国军队第一次以伤亡小于日本军队的代价取得胜利，昭示着中国抗战全面胜利的曙光已经初现。
九是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至于最后一项，就是后来的8月15日发生的事情，国人都知道：抗战胜利了；漯河人更知道，作为亚洲战场的十五个受降点之一，为纪念这次伟大的抗日战争，他们自发捐款建设了受降厅。这是全国唯一为纪念抗战胜利而修建的建筑。
六，解决无法调和的矛盾，只有一个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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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1年日本进占东北，特别是1937年开始对我国全面侵略后，民族矛盾超越其他所有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以国民党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代表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两个阵线所形成的两个阶级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国共两党暂时摒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并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下，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没有了民族矛盾的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凸显起来。矛盾的焦点是中国向哪里去的问题。
早在1945年中期，毛泽东在共产党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论联合政府》的讲话，阐述其主张：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设一个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
这是共产党的主张。
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并不认同。
蒋介石认为，既然他所代表的政府、他所领导的军队能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既然民族矛盾已经不复存在，乘胜追击，对付原来政见不同的“宿敌”共产党更是不在话下，也是时候解决这一问题了。故此，所谓的“重庆谈判”，所谓的“双十协定”，都是在演戏给世人看。
蒋介石要“总统”到底，毛泽东要“联合政府”；蒋介石宁让伪政府官员接受日本投降，也不让共产党部队染指，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党当然不干。
对于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打。
解放战争开始之初，蒋介石狂言：少则半年，多则八个月，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战争开始一年后，毛泽东预言：三到五年内消灭国民党军队。结果是两个人都错了：毛泽东预言后两年，共产党军队就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小岛上，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半。
如同长征故事的重演：1937年10月，国共尚在谈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首先率部下将近两万人起义。这是继1931年底，董振堂等国民党将领率一万九千多军人起义之后，国民党部队第二次大规模的起义。正式交战尚未开始，部下即整建制“反水”，这对蒋介石来说，绝不是什么好兆头。
刚刚举全国之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蒋介石的威望达到历史最高点；国民党军队里边，涌现出一批不怕牺牲、能征善战的将领；一百三十万日军和六十八万伪军的军事装备、军需物资中的绝大部分被整体接收下来，军队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照此架势，国民党半年到八个月消灭共产党并不仅仅是个口号。可惜，一旦与共产党的军队交手，国民党军即产生望而生畏之感。这种感受不是来自于共产党军队兵员数量，也不是来自于其军事装备。在这两方面共产党军队还远远不是国民党军的对手。他们畏惧的是共产党军队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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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似乎就是在给世人推演“兵败如山倒”的故事。纪律松弛、祸害群众的军队，横征暴敛、“国民万税”的负担，让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才有安稳日子、才有民主；长期的战争磨难也让国民党军人心生厌倦：中国人打中国人，何必呢？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三年的解放战争，对于共产党军队来说，也是在演绎一句经典：得民心者得天下。战争造就了一批军史留名的卓越的军事家：彭德怀无论身处怎样的险恶环境都能坦然面对、从容指挥战斗；林彪在地图、沙盘上“勘察”战场，靠反复推演战斗格局选择方案，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刘伯承按照兵书排兵布阵，规矩中有变化，无形中透有形，个个战例都可以进入军事教科书；粟裕不按常理出牌，每每险中取胜，令对手头疼不已……。战争也孕育出一批高级将领“黄金搭档”：彭德怀与徐向前、林彪与罗荣桓、陈赓与谢富志、陈毅与粟裕、刘伯承与邓小平等等。
从1946年6月李先念中原突围到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仅仅一年时间，共产党军队完成了从逃过围歼到奋力反击的逆转。
解放战争开始之初，共产党军队四平之战失利。血的教训提示共产党军队：在军事实力远远没有达到相应水平的时候，进攻城市、特别是平原城市，不是明智之举。顺应最广大的农民阶层的要求，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让耕者有其田，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获得民心，进而争取胜利的有效举措。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武装起来的农民更有力量。”
战争伊始，国共双方因为领导人个性修养，及其所领导的政党和军队的思想理念、政治理想的不同，导致双方自上而下从大的战略战术到小的生活琐事的处理都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上，相向而行，却从不交叉。
其一，每次大的战斗，毛泽东的策略是：总体部署战略，至于具体作战方案，前线指挥员“相机行事、不必请示”。即便是大的战役如淮海战役，最初毛泽东的思路是让陈粟（陈毅粟裕）兵团到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区开辟战场，但粟裕认为在江北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彻底改变战争态势更为有利，毛泽东思考再三，欣然从之；蒋介石的原则是：逢事汇报，批准后执行。不同的策略导致相异的结果：共产党军队的前线指挥员总能见机行事，见好就收；国民党部队总是“得令开战”，错失战机。
其二，如果说长征时期毛泽东将“撤退”的战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话，解放战争时期，则将“搏杀”的军事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并最终成就为伟大的战略军事家；如果说长征时期蒋介石在“追击”的路上是屡屡失手的话，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在“搏杀”的时刻步步失算，还几乎赔进了所有的荣光和实力。
其三，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交手，无论大小战役、战斗，无论双方死亡人数对比发生怎样的变化，国民党军死亡与被俘虏的人数相比，几乎都是被俘虏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以石门（石家庄）战役为例，国民党军被打死打伤3100多人，被俘虏人员则达到21000多人。解放战争进行两年，国民党部队共损失兵力264万人，其中163万人被俘虏，加上投诚的数万人和开小差失踪的，数量更为可观。作为奠定新中国成立的三大战役之辽沈战役，国民党部队共被歼灭47万余人，其中俘虏就有32万多，加上投诚的近10万人，真正被击毙击伤的只有五万多人。平津战役，北平直接被和平解放，更是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据《漯河文史大观》介绍，郾城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更为确切的是这样的镜头：当时的漯河因为地处京汉铁路与大沙河的交接点，是重要的水旱交通枢纽，尽管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郾城的一个镇，但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大的战略布局中，其重要性远远超过郾城县城。当时的陈谢（陈赓、谢富治）兵团在1947年12月18日首次解放漯河镇时，仅仅付出了牺牲2人、受伤18人的代价，即取得了俘虏国民党军2800余人、并缴获相应军需物资的完胜。之后，虽然郾城县城历经四次解放、漯河镇历经五次解放（群众俗称拉锯战），到次年8月底，郾城全境获得彻底解放，每次也都是以我伤亡极小、国民党军大量被俘、被毙伤的战绩结束战斗。
这样的对比，说明一个问题：两军交战勇者胜。国民党军队缺乏与共产党军队恶战的士气，宁愿做俘虏也不愿打死仗；产生一个结果：被浮人员除少数解甲归田，大部分身份一变，成为共产党部队的一员，转身把枪口瞄向了原来的“战友”。加之在战斗过程中，根据地人民子弟踊跃参军，致使共产党军队兵员越打越多，国民党军队兵员越打越少。国民党部队给人的感觉就是：整体上兵力很强大，但不经打。共产党军队在总兵力不抵国民党部队的情况下，总是能“夹生”吃掉国民党部队。
怯战的军队注定打不了胜仗。
其四，在国共两党军队中，各自有一直准军事力量。共产党军队里边的叫民兵。解放战争开始之初，共产党军队127万人，民兵268万人。这只队伍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又是军队联系民众的纽带，在密切军民关系、保证军需供应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五，每次大的战斗，共产党部队必有主力部队在前，其他部队协同。无论“主角”“配角”都能按照需要协同作战，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计成本、不讲条件；国民党部队则是各自为战，保存实力为第一目标，配合不到位，形不成合力。遇到挫折，则相互推诿，相互抱怨。
其六，共产党部队有严明的纪律，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每到一处都能得到地方群众的支持；国民党部队则以战争需要为由，践踏群众利益，漠视群众需求，前进的路上处处遇到绊子。
其七，共产党部队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为战备最高境界，军人一心杀敌，没有利益得失。毛泽东撤离延安，红色首都失守，蒋介石大喜过望，认为胜利指日可待；毛泽东则认为，你可以打到延安，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国民党部队以占有为目的，每得一城，无论官兵，将财富据为己有，不但消磨了战斗意志，意外之财也成为战斗的累赘。刘伯承对此有一个精辟的总结：“得人失地，地可夺回。得地失人，人地两空。”
其八，坚定的信念、黎明的曙光总是能让共产党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时候还能保持旺盛的斗志和热情。这得意于共产党部队优良的政治思想工作。正如许世友所总结的：“我们的困难大，敌人的困难比我们更大。现在就看谁的决心胜过对方。我们要跟敌人比毅力，比顽强，比后劲，胜利往往就决定在最后的五分钟。”
其九，国民党政府漠视老百姓利益和生计。因为经济危机带来通货膨胀，提前征税更让老百姓生计无望。相信很多读者都看到过那张自行车后驮着一捆钱去买大米的照片。货币以捆计算，一堆货币买不来等重量的大米，这也算千古奇闻了。对于河南人来说，记忆更为深刻的还是1942年的那场大饥荒：至少300万人死于非命，占当时河南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到秋天，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时任《前锋报》记者流萤语）。”面对如此天灾，国民党政府粉饰太平，照常征粮，征收数额甚至超过土地产量。灾情被美国记者白修德曝光后，官员们不是积极赈灾救济，而是对上级的救灾款和救命粮大肆贪污挪用。“一些官吏的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时任许昌三青团干事长杨却俗语）。”
最后，共产党军队有一流的军事情报系统，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胡宗南进攻延安，总兵力十倍于共产党军队，但每行动一步，毛泽东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这是“卧底”熊向晖等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功劳；国民党部队总是过高地相信直觉，情报失灵，盲目自信。长征时期曾经几次宣布毛泽东被打死，内战开始蒋介石也仍然坚持认为半年到八个月消灭共产党。即使在共产党中央撤离延安，毛泽东与国民党部队隔着山梁周旋时，国民党方面也认为毛泽东已经“潜逃出国”。这与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时美军将林彪当作中国部队总指挥差不多。直到志愿军参战一年后，美国的情报部门才“确认”：现在的总指挥由林彪换成了彭德怀。其实，林彪压根就没有踏出国门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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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1月12日结束，历时三个月，歼灭敌人47万多。
淮海战役以国民党部队的何基沣、张克侠率领部下2.3万人起义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共产党军队共歼灭敌人55万余人。其中俘虏32万多，投诚3.5万人，起义改编2.8万人。
自1948年12月10日，毛泽东将“围城必阙”的军事理论运用于解放北平的战役中，安排对傅作义集团实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战略。1949年1月7日，林彪就解放天津做出部署，平津战役进入实质性阶段。1949年1月20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敌军3万余人被毙伤，23万多人成为俘虏，8千多人弃枪投诚，25万多人被和平改编。
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剩下204万人，已经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共产党军队达到400万人以上。共产党军队总兵力呈现压倒性优势。国民党军队士气成断垣崩塌之势。
1949年底，蒋介石退守到台湾岛。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宣布解放。
1949年10月1日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新生活的时候，退守孤岛的蒋介石对于辛苦经营大半生、最终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军队给出一个还算公允的评价：“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至于最为关键的“无理想信念、无群众基础”好像被有意忘却了。在这方面，张学良倒是还算公允。1989年，张学良在回忆西安事变时说，“（当时）我对蒋公（蒋介石）讲，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兵者，诡道也。”
“打仗，是要死人的。”
前一句是两千多年前的军事家孙武的话，道出了战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二句是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总司令彭德怀说的。它道出了战争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打仗最终付出的最可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懂得了这句话，身处和平时代的我们，才能更深地体会“我们不害怕战争，但绝不轻言战争”的含义。
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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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脚下是历经几十年战火炙烤的几乎被烧焦的土地，是四万万五千万筚路褴褛的同胞，是几乎被毁灭的工商业，是列强环伺、试图扼杀新中国的险恶国际环境。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唯一拥有的是举国人民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坚定跟党走的信念。
有此就足够了。
似乎是有意考验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和忍耐力，解放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这次在家门口烧起战火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合国军。
似乎是有意考验共产党人的战略眼光和意志力，这时候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已经将眼光从国家的疆域放眼到整个世界，开始将新的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思考其出路和命运。这是此前我国历代所没有过的。经过几天几夜的思考后，毛泽东最终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当是时也，美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地位之强悍，窥视一点即可说明一切：二战结束时，美国再造的航空母舰总数达到18艘！但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告诉我们，丛林法则下，宽容、忍让没有出路，敢于“亮剑”才有生路。
在联合国军从朝鲜半岛三八线大举向北推进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悄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经过一年的鏖战，人民志愿军将联军打回到三八线附近。之后，历经两年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抗美援朝的胜利，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蒋介石自1949年底带领50万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一刻也没有停止反攻大陆的梦想。1950年开始，趁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立足未稳，不断对大陆实施侦查、骚扰，1965年，所谓的“国光计划”即反攻大陆达到高潮，但直到1972年，每次挑衅和试探都以失败而告终。
1962年，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犯难，大肆侵占中国领土。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果断实施对印反击战，一个月后，取得决定性胜利。
1965年4月，人民解放军再次与美国交手，地点从朝鲜移师到越南，前后历时将近八年，直到1973年元月，美越签订停战协议，此次战争我们叫做抗美援越。
1969年3月2日，人民解放军与曾经的“老大哥”在东北黑龙江上的小岛珍宝岛交手，经过半个月的较量，将挑衅的苏联军队打回原形。此次边疆战事我们叫做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979年开始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国历史上最近的一次边防战事。此次战事，主要战斗历时一个月。越南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对我国边境犯难，结果一个月内首都河内几乎失守。人民解放军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回答我们的诺言：“不好战，战必胜”。
自新中国成立，三十年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先后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亮出枪杆子。面对不同的对手，面对不同的挑衅，结果都一样：狠狠教训他们一下子，灭了他们的非分之想。
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完全属于人民的军队，自军阀混战、国内时局动荡的岁月，历经国内鏖战，到同心敌忾抗击外来侵略，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一流的直面强敌、敢打硬仗的铁军，不但赢得世界上包括敌对势力的尊敬，更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无论是在广袤的大中原，还是人迹罕至的边塞大漠，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相安无事的和平年代，我们这支队伍无论在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都能与人民群众结成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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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战必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深谙此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以战略家的气魄，号召“勒紧裤腰带”研制“两弹一星”。自“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这些“吓唬人的玩意儿”就成为维持国际军事形势平衡、保障国家安全的重器。
即便在自然灾害频仍，勒着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亚非拉最广大的贫苦弟兄们。正是这些贫苦弟兄，在1971年把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即便在最为艰苦的日子里，毛泽东仍审时度势，着手谋划中国在陆路、海路等各方面深度融入世界的战略布局，和巴基斯坦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打通中巴友谊走廊。我国在经济发展和能源供应方面摆脱马六甲困局、从印度洋直接上岸的陆路大通道正是依赖巴基斯坦的鼎力支持才得以顺利实施。经哈萨克斯坦等国向西亚、欧洲，沿着海路西走到东非的新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仍然得益于毛泽东在那个时代的战略布局。
毛泽东主席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我国对外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时至今日还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还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
如今，我们不但有世界上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有陆海空天全系列、全产业链的军事工业，更有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站起来的中国人说话更有底气：火箭军代替了二炮，不再遮遮掩掩；又一次裁军30万人，不再打人海战术；造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航母，从黄海走向蓝海；积极参与维和和军演，关键时刻秀肌肉、展实力；重大国际事务的表态上，需要的时候直接说不。
除此之外，我们还懂得“国之重器，秘不示人”的道理。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党面对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容应对：国内，从群众最关心的党务政务问题、经济发展结构问题、民生问题入手，建设法治国家，强力反腐，构建经济新常态，改善民生，消灭贫困，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重塑党的权威和威信；国际上，以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带为导引，倡导营建国际新秩序，以邻为伴，强力维护世界和平，并以此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点赞和协同。
如今，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相比，与人民解放军诞生之初相比，与新中国建立之初相比，我们的国家已经摆脱了列强的控制，结束了内部动乱，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消灭贫困，让国人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步走战略正在一步步实现；但是，我们没有了内忧，还有外患。正如网友所说，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国家，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和平的世界。领土争端不断，霸权主义横行，丛林法则仍在世界各地上演，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一再提示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大国，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能仅仅停止于不好战，还要不怕战。
既然站起来就不会再倒下去，对于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我们有光荣的党，有英雄的军队，有伟大的人民。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毛泽东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
2017年6月1日一稿
6月9日二稿
6月13日三稿
8月2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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