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人来说，“嘴”的本事实在是大得很，不消说它可以吃掉上千万元的公款(1999年《半月谈》公布的数字)，也不消说摇唇鼓舌的诽谤，丰富多采的“国骂”，只说凭一张嘴就可以将黑的说成白的，将方的说成圆的。国人向来喜听过年话，既使皇上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大臣们仍要跪在地上呼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唐代杨国忠既善于迎合上意，又是剑财能手，为了个人利益，甜言蜜语极尽全力奉承玄宗，甚至将自己的堂妹都嫁给了玄宗。南宋的秦桧，“拍术”更高一筹，凭着万能如簧的舌头，登上了丞相的宝座。
与之相反，“嘴”不好就要吃亏了。自古以来，以“嘴”废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司马迁因敢于为李陵辩解而遭腐刑。王安石由于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陈述自己的变法主张，损害了司马光等人的利益，曾两度被罢免职务。怪不得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教育弟子时，强调要“慎于言”，庄子则有“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的观点，大概就是因为“祸从口出”吧。为了回避这种命运和从中解脱，于是就有人“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更有甚者，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辈也随之出现，并且“拍术”愈来愈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将稻草都能说成是金条。
在一些人眼里，爱瞧顺眼的人，爱听顺耳的话。秦始皇为了一“嘴”统天下，竞搞起了焚书坑儒，最“聪明”的则应属明代的魏忠贤了，他为了不让人私下议论他，专门设立了“东厂”和“西厂”两个机构，用心之良苦是绝无仅有的。现代有乡谚云：“噘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因为骡子的嘴不好，结果降低了自身的价钱。“文革”时期，曾有以“嘴”定“价”，以“嘴”定“罪”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结果压抑了人才，造就了恶才，使溜须拍马之辈如附骨之蛆，越生越多。
在当今社会上，“噘嘴”之人为数不少，分析一下原因，不外两种情况：
一是“嘴”噘错了。人无完人，人不可能不说错话，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应是善意地帮忙他们校正一下“口型”和“发音”就行了，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怀恨在心。贞观年间，魏征善于直谏太宗，在朝庭上有时竞让太宗下不来台，太宗曾私下对长孙皇后说：“我早晚要杀这个乡巴佬”。经过长孙皇后苦婆心的开导，太宗终于明白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道理。后来，唐太宗竞把魏征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林肯曾被路人骂为“大混蛋”，这位美国总统认为：有人在你面前说句实话，这实在是一种幸福。
二是“嘴”噘得对、噘得好，只是由于和某些人的“口型”不一致，结果被判为“犯规”，罚到“场外”去。理由通常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牢骚满腹”、“不成熟”，因为这几句评语，品德、学识、贡献等统统地被一言一“毙”之，对不起，只能卖个驴子的价钱了。还有一些颇通历史的人物，效仿起魏忠贤来，把精力用在四处搜集是谁在背后“唠叨”、“发宾骚”，而不是用在认真校正自己的行为，让任何人都说不出什么来。
伯乐之所以成为相马的专家，是因为他能通过千里马的“鸣”而通其“意”，不是去下功夫看千里马的嘴型如何。杨国忠的献媚，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秦桧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葬送了南宋，这也许是那些相马之人应该牢记在心的吧？
细细想来，蚊虫若不是叮咬人，若不是叮后让人奇痒难忍，说不定还会成为益虫呢，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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