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度过三年“暂时困难”

       １９５８年，农业大丰收，全国上下欢欣鼓舞。但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丰收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丰衣足食，带来的却是瞎指挥和浮夸风。

　　红薯不收烂在土里却去种小麦，茶籽不捡烂在山里却去种油菜，是典型的瞎指挥吧！更有甚者，水稻的密植竟要求１寸×１寸。我记得，那时益阳师范好几个老师下队插秧时，带上一条板凳，坐在凳子上插田，因为插１×１寸，要插很久才能移动位置，坐着插舒服得多。这样密植的结果，收获当然只是一堆稻草！

　　浮报虚夸成为一种风气，不能不说那是一种悲哀——时代的悲哀，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首先只是个别领导为争得“上游”造点假，夸大点“战果”，欺骗一下上级，后来经过媒体的推波助澜，迅猛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一种风气，并愈演愈烈。

　　当年植下的小树苗，当年能长得树围两尺大，你信吗？你不信却有人信，他被评为了全国林业劳模。他种的是什么树？当然是，是芭蕉树！

　　水稻亩产３６９５６斤，你信吗？你不信却有人信，湖北省麻城县和省里的的领导信，《人民日报》、电影制片厂的记者、编辑们信，他们当场验收，并发表了新闻、拍出来了电影，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场闹剧！

　　人家水稻能亩产３６９５６斤，你的亩产只有３００斤，５００斤，或许８００斤，１０００斤能交得了差吗？尽管《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目标（１９５６年起１２年内）是黄河以北３００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５００斤、长江以南８００斤，但你当然交不了差，只能层层加码，加到几千斤、上万斤，才脱得了身。当官的在官场上脱了身，老百姓却只好饿肚子了。因为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留下种子、社员口粮和饲料后，余粮要全部卖给国家。余粮怎么计算？按队上的报表算。虚报的亏空只能由社员来承担，卖完余粮，社员的口粮就所剩无几了。公共食堂里，每餐能吃３两（当时是１６两的市秤）米饭就算了不起了。

　　瞎指挥、浮夸风，苏联老大哥逼债，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终于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三年的“暂时困难”，使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也饿死了不知多少人！

　　我的父母也几乎饿死了，是５０斤谷，救了我父母两条命。１９６０年放寒假了，我带着学校发的过年物资——两斤糠饼饼干、三斤面粉、两斤糯米、三斤胡萝卜（那时胡萝卜可是补品啰，是计划供应的）——回家过年了。回家一看，只有三个妹妹在家，父母都因患病病住到大队疗养院去了。因为怕影响我的工作，父母不准妹妹们通知我。我赶紧和了些面粉，浸了点糯米，切了些胡萝卜丁，做成“烧卖”。妹妹们看着我做。她们消瘦的脸上，只有两只圆鼓鼓的眼睛和一张很大的嘴。她们瞪着我手下的烧卖，直吞口水。蒸熟后，给妹妹们吃了几个，剩下的用一个蒸钵装好，盖上盖，拿到了疗养院。说是疗养院，其实就是几间普通的民房（主人到公共食堂集中住宿去了），集中住了几十个病号，有医生给他们看病开药，还适当补充点营养（就是每天增加二三两米的饭）。我到了疗养院，看到那些病号，不是面黄肌瘦，就是全身浮肿，个个奄奄一息。我找到我父母，只见我父亲全身浮肿，我母亲骨瘦如柴，特别是我母亲，已没有从床上爬起来的力气。我把“烧卖”分成两份，一份给了父亲，我拿着另一份喂给我母亲吃。他们像好久没吃过东西的人一样，狼吞虎咽。吃过之后，气色都明显好了一些。

　　我想，作为他们的唯一的儿子，我一定要挽救他们的生命。药要吃，但吃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吃饭。怎么能使他们多吃点饭呢？食堂里不可能再多给他们粮食；我的粮食定量从３３斤减到２７斤，再减到２５斤，已欠下了几十斤粮食账，不可能多带粮食回来；亲戚家、朋友家不可能借到；唯一的办法是找大队书记要。当时的大队书记是脱产干部，我们从没见过面，会给我吗？我决定去碰碰运气。第二天上午，我就去找大队文书记。我在麻竹院食堂找到了他。我自我介绍之后就直截了当地说起了我父母的病情，他很同情。我提出我的要求，希望他能批给我家一点粮食。他沉思了一会儿，拿起了笔。我知道有希望了。但他并没有写，又想了想，终于写下了“请发给稻谷伍拾斤整”九个字，然后签上了名字。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得两眼流泪，“谢谢”两字都说不出来了。我迅速到大队的仓屋担了５０斤谷，打出米来。然后到疗养院接父母回家。父亲拄根拐杖，由大妹扶着慢慢走；母亲由我背着，回了家。我和妹妹磨了些粉，只要父母提不上气了，马上烧水搅米糊给他们吃。就这样，父母终于慢慢恢复了元气。

　　文书记批的５０斤谷救了我父母两条命。我，我父母，我全家都非常感谢那位文书记！

　　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即１９５９年，各级领导还说大话，继续浮夸。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啦，“一天一个样”啦，“十天革个命”啦......１９５９年下半年，我参加工作不久，还去金光山第一食堂参加过“公共食堂现场会”，在那里吃过六菜一汤的“社会主义”大餐。但到１９６０年，大话讲不起来了，终于提出了“健康保命第一”的口号。各机关学校都开始利用空坪隙地种粮种菜。我们学校虽地处县城，也开了荒，种了菜。我们几个年轻老师真还做过贼咧。我们种了好多的白菜，却必须全部交给食堂，不准个人吃。可是，我们每月只有２５斤粮食，肚子实在太饿了。晚上饿得睡不着，围在一堆烤火。身上虽暖和了，肚子却咕咕叫。有人提议砍几蔸白菜煮着吃，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会心一笑，就动手了。不一会，就吃到了清水煮白菜。肚子灌饱了，睡了一个痛快觉。我们隔几天就吃一餐清水煮白菜，竟然没被领导发现，这是天意吧。

　　１９６１年下半年，我被调到一所农村完小——文家渡完小。到了收红薯的季节，每天放学后，不少老师去翻野红薯。所谓“野红薯”，就是生产队挖过了而没有挖净的红薯。有时一块地里还能挖那么一两个红薯，如果挖不到红薯，捡几个红薯把把，也可以填肚子。后来，大队划了些荒山给学校，连同开垦过来的操场有好几亩地。我们学校把地分给老师个人，除了种蔬菜，还种了蚕豆、小麦，第二年，又插了红薯。简直吃不完，还有送回家的。

    “低指标，瓜菜代”，我们就这样半饥半饱、时饥时饱地挣扎着度过了“暂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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