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我终于从建筑队抽调到市政府地名委员会去编书。因要急着将《荆门市地名志》终审稿报送省里去，领导吩咐我务必在一周内把所有的文稿誉抄完。那时，我的字写得很糟，要一笔一划去写，时间怕是不一定够。那晚，我灵机一动，将稿子一分为三，去请亚玲和晓玲帮忙完成一部分。
我和亚玲、晓玲开初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记起不得。那时，我们都参加了《山西青年》杂志社在全国首创的刊授大学的函授学习，且都报的是汉语语言专业，便以同学相称相待了。
我虽然去了政府里工作，仍住在建筑队里，那房子周围很脏，出门就是预制厂，石子、砂子堆了满场地；也很噪杂，混凝土搅拌机，没日没夜哐啷哐啷地在那里山响。房子中间通一条窄窄的走道，黑古隆咚，阴森寒人。居室隔成了一间一间，两边对开着门，小如鸽笼。不到8平方米的屋子，分住两人。两张床一支，人难得转过身。与我同房的叫卢克金，与我同主持着青年团的工作。他是本地人，家距单位近，人又友善，便把这蜗居让给了我独享。房里所有，除了我自做的一个书柜外，再一张床。沿床的墙边，书从这头摆到了那头，仍显得拥挤而凌乱。
不几日，亚玲送稿子来，使我非常难堪。在此之前，她们似乎只知我的住处而从没来过。亚玲个子高挑，奔放的气质中含有几许富贵的傲劲。她当时在照相馆里工作，主要是修像、着色，算得上一份好职业。她的来到，使我显得尴尬，脸上一阵赧然，觉得这环境太难为了她。她把抄好的书稿给我。一看，我大惊。虽然我们接触了一些时日，可是从没见过彼此的笔墨。亚玲的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端庄而秀丽，美术味极浓，这于她的彩像职业和绘画爱好也许有关。再看晓铃的字，就令我难以置信了。
晓铃在医药公司工作，与亚铃的性格似乎有些相反，她个子稍矮，多静而少动，微黑的皮肤蕴藏着一股书卷气，让人感受到一种传统的美质。可现于我眼前的字，却是那么的有劲有力，并且时带一些草笔，透出刚毅与爽健之气。我就想：她是又另请人代写了？我问亚玲，亚玲说，这的确是晓铃的字。
在那一刻，我感到了真正的羞愧。当时脑子就生一个念头:一个男人的字，居然没有一个女人写得好，当是多么的窝囊与羞辱！这观点多少含有一点大男子主义的意味，可毕竟成了催我自奋的一种激素。这远比约翰逊临赛前偷服兴奋剂管用。他仅仅是为了一百米的赛跑，而效用也仅仅是那么一个赛时。这激素于我，却受用一生。每想及此，我就少了一份抱怨，多了一份努力。那晚，我不能人睡，一想到与她们的接触，就感到脸上发烧，恨不能用被子捂了脸去见人。从此，我知道了自己与她们真正的差距所在了。在这个差距里，我看到了社会对我们年轻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从中懂得了一个人该怎样树立起自尊与自信。
亚玲和晓玲的确是两位优秀的女性。她们凭着对知识追求的执著与不舍，改变了自己，也影响了我。后来，她们果然一个上了美专，一个去读了卫校，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默默地做着那份该做的事情。
当我读到《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时，别有一番彻悟之情绪，对中国文化的大始祖孔老先生也更增了一份崇敬之情。
1993年9月于车沟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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