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学弃艺为前途
我的祖籍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祖上在长阳一方是显赫的家族。1949年，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残酷斗争中，邓氏家族几乎土崩瓦解。接着是无尽的各种运动，新制者要将所有的旧制中的人斩草除根，打成罪人，进行镇压。我的父亲就是在这场运动中，没有任何罪行而被戴上莫须有的“反革命”的罪名被羁押到沙洋农场，陷入牢狱之灾。
我们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叫新生子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看不到有什么人生希望的。最大的出路，就是在农场当一名拖拉机手，成为一名所谓的“青工”。新生子弟，一般只能读到初中毕业，就转化为农场的劳动力，上高中的机会很少。要上高中，一是要看其父母的表现；再是要看新生子弟自己的表现。而我的父母被认为是改造好了的旧知识分子，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而我亦被认为是孝顺的孩子，学习认真，礼貌待人。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家经过多次迁徙在沙洋农场畜牧场繁殖队，我被作为“改造”好了的新生子弟选入读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是“沙洋农场第二中学”，即我读初中的那所学校。就在这年，我家发生了变故，我的母亲因类风湿关节炎被送进医院。我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平时有什么小病小灾从不在意，也不轻易请假休息。就在这年，她积劳成疾，终于爆发，从此瘫痪不起。因此我无心再读书，要求干活，帮助父母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我父亲认为去当拖拉机手是一个体面的工作，不仅工作强度相对小，又是个技术活，而且收入稍高。尽管我不是太愿意，因为我对机械从来没有兴趣。有些像我一般大的小孩一见到机器就高兴，就想去搬弄，而我却要离得远远的。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别的办法，那时没有比当拖拉机手更好的工作，许多新生子弟做梦都想得到这份职业。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突如其来。沙洋农场隶属省司法厅劳改局，所以也列入机关单位，其子弟被纳入要下乡的对象。我以为，所谓的“知识青年”理当应该是那些读过高中的学生才够资格。可能是为了响应号召，各地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于是场部就要我们新生子弟也报名参加，根据条件择优录取。我母亲认为，在农场就是当一名拖拉机手也没有什么前途，还是走向社会才有出路。军代表也在宣传鼓动中说：“这次是你们新生子弟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一次最好选择，是走上社会的一次机会。”尽管我父亲不是很愿意我下乡，但是我还是听母亲的话，选择了“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条路。
黎桥大队知青们
1974年7月的一天，我们被通知到畜牧场场部的子弟小学的操场上集合。记得那天早晨，当我来到学校的操场时，广场上红旗飘飘，锣鼓喧天。我们都戴上了用红纸编制的大红花，心情也随着喧天的锣鼓声，起伏不平。说老实话，以我当时的年龄，是不知道赶这趟运动是福还是祸，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的，只是觉得在农场是绝没有出路了。可以说，这次是在人生道路上没有其他希望的一次飞蛾扑火般的冲刺与突破。
当军代表在台上宣讲完“上山下乡”的重要性的形势报告后，我们就分别上了三辆解放牌汽车，奔赴荆门县殷集公社黎桥大队。开始下乡的时候，我们所在的黎桥九队隶属殷集公社，好像属拾回桥区管辖，不知什么时候，撤区并社，殷集公社也就撤了，划归后港公社管辖。
畜牧场的知识青年编为三个知青组，都分配在黎桥大队的三个生产队。两个男知青组在8队和9队，一个女知青祖在4队。9队7人，分别是：庄涛、徐华清、郭建平、林世纪、燕长学、张光华、邓三军（君）。8队8人，分别是：刘爱民、贾社、乔伟、陶冬祥、周祖兵、蒋天栋、王军、张海忠。4队10人，分别是:王福莎、王新芳、唐春莲、陈介芝、肖桂芝、周明枝、周耀珍等等。在我们9队的7名知青中，高中生为5名，均是干部子弟。初中生2名，我和张光华，都是新生子弟。
我们来到9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已经有几个村干部在村头的路口迎接我们。我们的行李被下在一间靠堰塘边的土坯屋子外面。这间屋子不大，也没有床，是用稻草垫的地铺。这间房是队里的一个旧仓库，队里连夜腾出来临时安置我们的。队里干部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队里很快会为我们盖新房子。队里的干部没有食言，一到年尾，一幢土坯瓦房的知青居住点在队里统一安排的宅基地里耸起。后来，农场还为我们专门运来了木床和桌椅。我们七人，每天有一人在家做饭，不用上工，按队里的平均工分记工。伙食大多是白菜、萝卜和窝麻菜。大热天的时候，我们也学当地农民做米茶。将米炒成焦黄，再下水煮，放凉后喝。当地人喜欢把它放得发酸了再喝，据说那样更解暑。偶尔，我们也会抓青蛙来改善生活。夏天，青蛙正肥。夜间，将极强光的手电筒照在水田里，青蛙见到电筒光就呆呆地愣在那儿，伸手即捉。我们也学村民养了几十只鸡，每天可收一些鸡蛋，这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偶尔也会宰只鸡，打打牙祭。
我们9队的知青中，庄涛爱好写作和拉二胡，徐华清喜欢电器，尤其爱专研无线电。那时收音机是很时髦的东西，他却会修理，队里的高音喇叭出了问题，都要叫他去修理。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围在一起打牌，最常的打法是争上游，输了就顶枕头或钻桌空。燕长学、张光华则爱下象棋，两军对垒，不分上下，胶着之极，时有下得甩棋子的时候。
而我受庄涛的影响较大，爱好文学。我虽是一名初中毕业生，其实在校连初中生应该具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学到。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环境中度过的，小学五年制，初中两年制。在学校的大多数时间不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就是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他的文化知识学得很少。后来有人称我们这一代是被荒废的一代,此话一点不虚。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正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学历和真实的水平,所以劳作之余,我爱好看书和写作。我还将自己写的一篇题为《锹》的长诗，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当时的《湖北文艺》，结果得到的是一份铅字的退稿信。
昔苦今甜张家人
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从后港方向来要走一段省道，然后从一条可通汽车的土路右进，经过黎桥大队11队就到了。那条铺了砂子的土路蜿蜒而上,可直抵殷集。九队的村落就分布在这条土路的两边。
在一个岔路口往左边转弯，是一条可通拖拉机的村道，坑洼不平。沿着一个堰塘再向前走，就到了一个岗上。这里是新盖的九队村民集中点，直直一条，我们知青点就在其中。隔知青点不远的几家，是九队队长的家，这家是队里最有威望的一户。
这家兄弟俩，张姓，都在大队和生产队里任职，哥哥叫张德金任九队队长，弟弟叫张德民，任黎桥大队民兵连长。省上和县里来驻队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会住在他们家。原因是他们家在过去是苦大仇深，据说他们的父亲和姑姑在旧社会都是受尽欺凌的穷苦人。而现在家里条件是队里最好的，驻队干部理所当然要住在他家。再就是，上面来驻队的，大小都是有些官职的领导，住在自己的家里，是一种荣耀，也可以讨到一些好处。小的方面，可以通过他们弄一些农资供应品，如化肥、薄膜、农药之类；大的方面，就是到时候可以弄几个商品粮户口，让孩子跳出农门，或是靠他们弄些关系，在仕途上得以升迁。记得，湖北省气象局的驻点就是这里，一位周姓的处长和吕姓的干部就曾在九队驻队近一年，为九队和德金家办了不少好事。
他们的父亲，我们叫张伯，张伯和他的妹妹，身体都很强壮，看不出是受苦人家出身。我们当初到知青点不久，他给我们上了忆苦思甜课。至于他们在过去吃了多大的苦，受了多大的难，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最深的记忆就是他们在虔诚地宣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最好，毛主席最亲”。
张伯的妹妹没有生育，抚养了一个养子，叫鲁自发，娶了原生产队任队长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关系似乎并不好。我到九队不久，那位姑姑夸我长得标致，见我满脸笑。一次，她家里做事，将我也请去做客，并将我安排坐在上桌的左手边，结果个个来给我敬酒。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开始并不喝，可是人家说，坐上席的人不喝，其他人就不会喝。我不知就里，见人家客气，桌上每一个人的年纪又都比自己大，也就不好意思起来。开始一小口一小口抿，渐渐有酒壮胆，慢慢就放开了，只要敬酒，来者不拒，结果被人搀扶回到宿舍，一直醉到第二天中午才醒。后来人家告诉我，那家人是有意要收我为干儿子。
超生大户万达子
在我们临时居住仓库的对面，住着三户人家。其中一户姓万，村里人叫他“万达子”。至于“达子”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不知，人家这么叫，我们一班知青也就这么跟着喊。
万达子是我们到农村后见到最穷的一家。住房是几间掉渣的土坯，茅草屋顶也是千疮百孔，下雨就漏水，“外面大下(雨)，屋里小下(雨)。外面不下(雨)，屋里滴嗒(雨)”。家里没有床，就是用土块砖码了一个床形，然后上面铺上稻草，几件破烂的棉絮混乱地铺在上面。屋后有一个小小的竹林，里面有一个猪圈，养了一头猪。这恐怕是他家最值钱的家当了。
万达子，为人忠厚，很能吃苦，也乐于助人。哪家有什么事情，只要叫他，他必到无疑。夏天，他都是一条短裤，腰间扎一根布条，上身赤膊。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是长得却是肥肥壮壮。他话不多，脸相长得周正。他的妻子是一位干瘦如柴的女人。一只眼睛有疾，半睁半闭的样子，常常眼角挂着泪水，一天到晚没有精神，人倒是很勤劳。
起初我们住在他们家对面，看到他们家最多的是孩子，好像有5个，清一色的女娃儿。听村里人说，万达子横下心来要生一个男孩子才肯罢休。那时，都是在队里拿工分挣口粮，超生是没有口粮的，所以他们家年年都是超支户。尽管餐餐都是青菜稀粥，还是不能为继，常常要拿着水瓢找人家借米下锅。
后来，我们搬到了新建的知青点，原来居住的旧仓库也就被扒掉了。一年的腊月，也就是到了快要过年的时候，大队里来了一帮人，将万达子的房子给扒了一半，据说将猪圈的猪也给牵走了。听说他们家历年的超支都没有还清，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那是公社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统一行动。不如愿的是，万达子老婆肚子不争气，这次生的又是一个女孩。这可能是万达子的命，可是他就是不服输，落得个“屋被扒猪被赶”这般凄凉的境况。
尽管万达子的家境贫寒，食不果腹，但是他的几个孩子也没有穿得衣不蔽体。总有一些好心人给他们送一些旧衣服，大人绝对舍不得穿，一修一整，给孩子们穿得也算说得过去。因此他的几个女儿看起来也挺水灵。几个孩子也很懂事，似乎懂得家里的困境，常见她们为家里打猪草，剁猪草。再是想办法改善家里的生活。她们用一个旧脸盆，将朔料布封住口，在封盆口的朔料布中间挖一个小孔，里面放一点诱饵，然后用一根绳子系在盆上，将盆拿到堰塘边，沉入水底，过一会儿，鱼儿就会钻进去抢食，因洞口小，进去了却无法出来。她们将盆子从水中拉起，就会获得补贴家用的美食了。这是她们那个年纪可以为父母所做的事情。
我下放到黎桥九队，让我最难忘的就是他们一家。前不几年，我遇到一位黎桥九队的人，问起他们一家，那人告诉我，他们一家现在过得可好了，有一位女孩在深圳工作，后来嫁给了一位台湾老板，生活得相当不错。我于是感慨:人世沧桑，难以预测，真可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黎桥一带民俗风
我们知青与当地社员同工同酬，与他们一起插秧、割谷、挑草头。才过16岁的我，身体细弱。我们刚刚落户，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我就与男将(男性成年人)们一起到田里挑草头,所谓的草头就是把收割的稻子用草要子捆好,再用人挑到稻场。挑运草头的工具叫钎担，是一种两头装有铁钎，具有穿刺功能的扁担。干这种活，一是要人高，再是要力大。像我这么单薄的身子，很难将两捆稻子弄上肩头。都是靠生产队男劳力把草头撅起来后放到我的肩上，我才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地挑到禾场上。钎担两头翘，如果把握不好，钎担就会反过来，草头也就会滑下来，这时，我就会累得瘫在地上直喘粗气等人再来帮忙。
守夜是一件有趣的事，三几个人，在草垛里睡，照看刚刚收回的稻子或是才脱离的谷子。为了防止外贼内盗，队里的干部会在谷堆上做记号，将做饭烧过的草把子灰在谷堆上写字，如果有谁动过谷子，字就会从谷堆上滑掉。第二天由队干部来验收后守夜人才准离开。守夜一般没事，一帮人就会围在一起说古，或是唱民谣。有心人，就会提一壶“三皮罐”凉茶放在一旁，口讲干了，就来一碗“三皮罐”。所谓的“三皮罐”其实就是棠梨子树叶，晒干后像茶叶一样备用，烧好了水，一壶水里放三皮叶子，水的颜色就变成茶色了，是谓此名。
队长张德金就是一个民歌好手，他会唱好多民谣，最有名的是《十八摸》，将一个女人从头摸到脚，表现乡村男人对女性的激情与渴望。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一首民妇唱自己丈夫当兵的一首民谣，道出了村妇的一种无奈与辛酸……
人家的丈夫当兵挎短枪啊，我家的丈夫扛长枪，外带个打不响呀，哎哎子哟，哎哎子哟，外带个打不响呀。/人家的丈夫当兵佩马刀啊，我家的丈夫佩镰刀，外带个割马草呀，哎哎子哟，哎哎子哟，外带割马草呀。/人家丈夫当兵穿军衣啊，我家丈夫穿蓑衣，还是个赶马地呀，哎哎子哟，哎哎子哟，还是个赶马地呀……。
晚稻一收，农村就闲了，嫁姑娘或是娶媳妇的家庭就开始忙碌起来。特别是那些要娶媳妇的人家，就开始要给儿子盖建新房。那时都是用土砖砌墙。将刚刚收割完稻子的稻田，用牛拉着石磙(旧时畜力打稻子的工具)一圈一圈地碾平碾实，然后划线，铲成宽25厘米,长50厘米形状，再就是挖砖。一人在后掌铲，数人在前面拉铲上的绳，从地下15厘米厚的地方落铲，一块砖就成了。边铲边码，晾干一月，就可上墙。砌墙糊泥，再套石灰水，就看不出是用什么料当做的墙了。
房子盖了，就要做家具。打家具，最看重的就是新婚床。床要雕龙画凤，有讲究的人家还要在床的横匾刻上“鸾凤和鸣”“百年好合”等字样。对木匠师傅，是马虎不得的，一是说好的工钱不能少给，并要及时支付之外，还要烟酒供给好吃好喝，要不然，他在床上做些手脚，一对新人睡在床上就会心神不宁。据说，厉害的会弄得新人几年不会生育。
下聘送礼是接亲前的重要一环。我就参与了村里一位年青人的送礼。摸黑早起，挑上四喜酥饼、猪肉、鱼糕、红糖、布料、搪瓷脸盆、开水瓶等等，两三挑，东方放鱼肚白时就来到姑娘家门前。农村人起得早，人家一开门就见到送礼临门，当然是皆大欢喜，这大婚的日子自然就不成问题。当然，正式娶亲，要“三大件”，最时髦的是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当然这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做得到的。
一进腊月就是杀猪备年的时节，不过杀猪要先办屠宰证，否则就是非法私宰，关系处理不好就要没收或罚款。当然办这个手续并不难，乡里乡亲的，给队里干部打声招呼就行了。当晚，请那些有头有面的人物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吃肉喝酒，闹一通便一切无事。杀猪，都喜欢膘厚的，板油花油多的，这样就既解决了吃肉，又解决了吃油的问题了。一头猪是一年上头的当家菜，家里的主妇就会把猪肉腌的腌腊肉，灌的灌香肠，猪大肠洗净，和米面配辣椒，即腌制成“肥肠粉”，装进养水坛子里，放到翻年后插秧大忙季节给家里下力人改善生活。
这里办红白喜事，鱼糕肉卷是少不了。做了鱼糕的鱼骨，拖面一炸，再烩，就又是一盘体面的菜。一桌总有十盘八盘。那时的人虽然不富裕，但酒席排场倒是很讲究。
漳河水库那些事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冬天，上级分配水利工，要抽一些人上漳河水库搞水利建设，知青点也要抽人参加，这种吃苦的差事，新生子弟自然跑不了。我就是其中一员。全公社抽到水库的劳力大约有3000多人。总指挥长是铁顺民，他当时是公社的党委书记。那时农村建设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水利建设是领导带头，书记挂帅。
我们进驻到漳河水库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工棚:砍树枝，支木架，割草盖屋顶。水库建设编制按部队建制，公社叫团，设指挥部，片区叫营，设营长，大队叫连，设连长，生产队叫排，设排长。当时我们公社的主要任务就是上马头寨上炸石头，将崔家沟的大坝筑起来。
工程开始后，指挥部要成立一个宣传报道组，到各连队挑选人，我被选中，成为宣传组的一份子。各连队互不示弱，都要扛着红旗上班，红旗上都写上某连的名字，一眼便知道作业的是哪个连队，各连队的作业情况和士气怎样。整个山上，红旗招展，广播里不断报道水库建设现场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还穿插播放文艺作品，自创的诗歌占有很大的份量。那些诗歌，都是战斗性很强的时代口号，比如:“崔家沟，马头寨，两彪人马赛起来，赛！赛！赛!”之类。没有很深的意蕴，却有很强的鼓动作用。
不久，铁书记就喜欢上了我，他走到哪里，就把我带到哪里。尤其是指挥部开千人大会，他总喜欢让我坐在他的身边。原因是，他讲话的时间特别长，时间久了，底下噪声大作，铁书记就无法讲下去。总在这个时候，我就上前把手一挥，给大家来几句幽默，大家笑过之后，就是一片寂静，铁书记就开始继续发表他的长篇大论。现在想来，也不是我多么有水平，而是一个十几岁的毛小伙子，在千人大会上，能如此镇定指挥场面，感到稀奇。后来，铁书记把我找去说,要在水库建设上发展我火线入党。我向铁书记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并告诉他我现在还不是团员呢。他要求有关部门到农场搞政审，先让我入团。就这样我在水库建设上火线入团，而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四队知青点的组长王福莎，她当时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王福莎是沙洋农场畜牧场王政委的女儿，此后不久，她便被保送到荆门东光电器厂的技工学校读书去了。那时，无论是读大学或是中专技校，不需要考试，只需要推荐，因此，在废除高考制度以后到高考改革以前的10年期间的大学生都叫工农兵大学生。而这样的好事，对于像我这种“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弟，简直就是做梦。
后来，荆门成立市后，铁顺民书记调到荆门市生资公司做书记，对我依然关心，我和他成为忘年之交，此生难忘。
亦工亦农安栈口
我们下乡两年后，就有人先后离开了农村，有的参军，有的上学，庄涛、徐华清、林世纪、燕长学都是当兵离开了农村，郭建平招到了荆门县饮食服务公司学习摄影，当摄影师。这些好事，对于我这样的子弟是不可能有的非分之想。由于我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弟弟又在读书，1977年初，我只好随着一批年青人到离荆门城区尚有十几公里的安栈口砖瓦厂干起了亦工亦农。虽然砖瓦厂不是什么好单位，但要想成为一名正式工人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来到砖瓦厂,我才知道来这里干亦工亦农的不止我们沙洋农场的知青，更多的是荆门城关本地的知青，也有后港镇的知青。所谓亦工亦农，就是到工厂里干活，但是还是农村人的身份。也叫“米袋子”工人，因为亦工亦农也招收农村青年，他们没有粮票，就要从家里拿米交给食堂做饭，故有此称。这批招来的年青人绝大部分是各地的知青。
砖瓦厂主要业务分焙烧车间、制砖车间和制瓦车间。焙烧车间一般是技术活，需要男性，当然也有女性。女性一般就是干些投燃料的工作，比较轻松。就是在焙烧炉上面的平台上，按时间按分量均匀地往各个洞口里投放粉煤。这差事虽然轻松，却是在高温下作业，而且一班下来，满脸是煤灰，几乎没鼻子没眼。高温补贴却是吸引力的一个方面，亦工亦农的每月的工资为37。5元，如果有高温补贴，可拿到40多元的工资，所以也有人挖空心思往这个岗位里钻。
大部分女孩子被分配在制瓦车间，这个活稍微轻松。一车瓦的重量远没有一车砖的重量大。我被分配在制砖车间。制砖车间又分几个工种:一个是机车工、一个是运泥工、一个是拖坯工。机车工最为危险，就是把传送皮带运上来的泥，往制砖机里输送。由于机口小，泥又有粘性，常常把机口堵住，就需要有人戴着过手臂的帆布手套用手将泥往机口里塞。要是稍不注意，用力过头,就会被机器连泥带手卷进，如果停机不及时，整个人都会被带进去。砖瓦厂有许多单臂的人，大多是因为此类事故造成的。
而我选择了简单的拖坯工。拖坯就是用板车将制好的砖坯从制砖车间拉到砖坯场码好，便于晾干后焙烧。这样就有来去的空隙时间。我常常会带本书，在等坯的时候看，还常在板车上別一根钢丝，有空就在湿砖坯上写写画画，温习历史地理知识。
首次高考我心痛
在砖瓦厂期间，我还是保持了看书学习的习惯，我对读书并没有抱着什么目的,只是觉得开卷有益而已，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去考大学。也就是在这年，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给叶圣陶老人去了一封信，那是看了他的作品《稻草人》后所产生的冲动，想请教他怎样写作。过了一段时间，我居然得到一封回信，回信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看字迹，像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信中说:叶圣陶老人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回信。信中要我好好努力，不断学习，一定会把文章写好之类的话语。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大家，是那么的谦逊和小意，居然将一个毛小伙子的来信当回事。可惜这样一件极其珍贵的信件被我在人生旅途的辗转中遗失了。
1977年下半年，荆门果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为此，我十分激动，我想这是我能跳出农村的最佳途径。我告诉在刘家巷农场的世勇叔叔我要参加考试的事，他表示极力支持。世勇叔一家是我们家1949年后联系到的唯一一户亲戚。而这次考试的经历及结果却让我终身心痛与难忘。
为了方便考试,我找到在解放路一间照相馆工作的郭建平,跟他说明来意，要求借宿。我很主动的告诉他，我会给他粮票和相应的费用以示谢意。他答应了，把我安排在照相馆二楼的一个过道的床上过夜。谁知到夜间，照相馆的一位领导来查房，他要我出示证明，我说我是来高考的，有高考的证件；我还说，你们单位的郭建平与我同下乡在一个知青点，是他安排我住在这儿的。他不管这些，硬是把我给撵走了，弄得我措手不及，半夜里临时去找住所。让我吃惊的是，我后来结识这家照相馆的一位员工告诉我，那夜把我撵走，就是我的同队知青郭建平指使那人干的。这下我似乎完全明白了，随着社会的变化，我和郭建平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与劳改子弟之分，于是他失去了先前的优越感,在心里吃醋和嫉妒。这是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来自嫉妒这东西对自己的伤害。此后，我与郭建平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工作生活，也能偶尔遇上，但是却从此没有了“上山下乡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亲热之感了。
这年的考试不分文理科，统统考一张试卷。第二年，分数出来了，我的成绩是 202 分，可是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据说，当年的录取分数线理科是220分，文科是180分，按说我报的是文科理应被录取。那时要先填报文理科和学校，而我报读的是武汉大学汉语语言文学。对于武汉大学，我在心里有一个隐痛和特别的向往。听父母亲讲我的祖父邓开慧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就任职于武大，可惜25岁就病逝了，报考武大当然就成我最大的心愿。我至今没有弄明白那年考试是出于何种原因没有让我被录取。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是没有什么硬实的基础知识的，不会英语，数学一窍不通，不到半年就到了第二年的1978年高考,我就没有信心和勇气再参加高考了。好在我的这个愿望在以后的日子里终成现实，1985年，我坐在武汉大学的课堂里，成为武汉大学经济系干部班的一名进修生。同时，我先后自修了汉语语言文学、新闻学和人口学等专业，以致我从一位一线的建筑普通工人，逐渐成长为党报的文艺副刊编辑、部门报纸的创始人，被惠州政府部门引进担任《惠州商报》报社的副总编辑，直到今天相对独立的文化人。
返回后港知青点
1978年底，亦工亦农无望转成正式工人，我们很多知青就返回到知青点，而我也回到了后港知青点。
那时各个知青点的知青都走得所乘无几，后港就在离镇不远的地方，就是从省道往黎桥村村道相反的方向进去不足一里地的路边处，专门建了一个集中的知青点，将散居在各个知青点的人集中在一起，主要是等待招工谋出路。在这个知青点上，大多数是后港本镇上的知青。这时的知青几乎没有再安排做什么农活，就是帮助队里放放牛，看看场子。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谁都知道知青是留不住的了，因此也没有把这批人当成什么重要的劳动力。
就在我返回知青点的时候，这年后港大批招兵，听说是上越南战场的坦克兵。我想这是一次机会，于是报名。体检时身高、体重均已过关，可是武装部下来通知说，我的政审不合格，不予通过。第二年就听说，我们那次招的新兵全都上了战场，而且很多都在战场上牺牲了。那年，后港镇的农村，一时增添了许多“军烈属”家庭。现在想来，当年我当兵没获通过政审，是祸亦是福，真应了《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因果啊。
一天，镇知青办的通知我，说县文化馆要在后港招一名具有文艺细胞的青年，知青办推荐了我。那时，我经常写诗，很多就贴在公社所办的墙报上。再一个原因，我一直爱看书学习，为人诚恳，做事踏实，在那方知青中算是被人看好的一个。当知青办告诉我被推荐的消息后，我并没有积极主动去联系或活动，而是在知青点一边做事，一边等待上面来人联系我。可是好多天过去，并没有来找我。有一天，我借跟车去后港粮站卖粮的机会，去了一趟知青办，人家不解地说，早通知你了，你不去做工作，这个指标早被后港一个本地人通过关系弄走了。继而打听，才知那人已经到荆门文化馆报到上班了。后来知道，把那个本属我的招工指标弄去的是一位姓张年轻人，是后港本地的知青，会拉二胡，有一些文艺细胞。此事的泡汤，对我打击很大，那时我父母还没落实政策，我还背着劳改子弟的恶名，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帮助我去说话，更没有权势或门道走后门。
1979年10月，在家庭经济的压力下，我只得毫无选择地被招工到荆门县城关镇建筑队工作。那年，我刚满21岁。
2014年8月20日于湖北黄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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