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曰：四十而不惑。一想，邓非还算是个明白人。在纷繁喧嚣的社会生活中，他并没有被虚华遮住眼睛；在斑斓虚幻的政治生活中，他并没有被反智思维迷惑心智与思想。中国人不易，做一个有逻辑有常识的中国人更是难得。中国的现状，让我对邓非的将来担忧，而他的认知亦让我宽慰。我相信有思想的人，必然看得清道路；看得清道路的人，必然有自己的主张与出路。
回望邓非这四十年的人生之路，他懵懂过，调皮过，迷茫过，气馁过，历练过，思辨过，奋发过。看到他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逐渐成长为帅哥小伙；从人子变为人夫人父；从一个莽撞的小伙子，变成一位有思想的人，他的每一次进步和成长，都让我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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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非11岁那年，我与他妈妈协议离婚，邓非随我生活。那时，我由惠州市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到《现代生活报》工作。现代生活报当时搬到了横江三路，离下埔小学很近，邓非就从湖北荆门象山小学转到广东惠州下埔小学读四年级。因为工作忙，我管他的时间很少，常常是由我手下的记者带他吃饭和冲凉。那时，他经常想念妈妈，常常处在一种低落的情绪之中，时常忘了按时起床，上学迟到，经常挨老师批评，学习自然不是很上心。
为了安稳邓非的情绪，激励他一心向学，12周岁那年，我专门要邓非请了他们班上相好的同学，在金华宾馆给他举办了一个生日派对。来聚会的小朋友们都是班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玩得很开心，对邓非树立自尊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年，我被惠州市工商局引进，给职务，给住房，有了自己来惠的第一套住房。虽然条件有了改善，但是邓非仍然沉浸在思念妈妈的情绪之中，难以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在搬进工商局新房不久，我的电话费居高不下，有一个月居然高达千元之多。那时坊间传说有人孖线，我以为自己的电话线被人孖了，就找电信局投诉。电信局把我的通话费一一打出，原来都是惠州打往湖北宜昌的长途电话，且大都是晚上12点左右打的，有一次的通话费就高达90多元。我知道这是非非所为。他是想念妈妈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想念自己的妈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时我的工资虽然只有2000多元，心痛电话费，但是也没有过多地责怪邓非，只是要他通话要有节制，不要过度放纵自己。
为了培养邓非的生活技能，节假日我都会带他去踩自行车、溜冰、打保龄球。在运动方面，邓非比一般孩子学得快，这使他在他们那群孩子中，有了自己的特长，由此他也保持了自己的自信心。在同龄人中，他的旱冰溜得很棒，为他在社交圈加分不少。为了让他从小懂得生活的艰难与不易，寒暑假，我要他去打工，到餐馆去洗碗，他却一次也没有去干过。他硬是要回宜昌去见他妈妈。没有办法，尽管我的工资不高，每到寒暑假我还是买好飞机票，给他胸前挂快牌子，托运到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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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读初中，邓非就近进入到惠州市第九中学读书。这段时间，虽然他的学习比在小学时有了进步，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好在他的基本面还是很稳固的，没有受到社会上不良习惯和嗜好的影响。
进入高中，他就读惠阳高级中学。而我妻子，邓非的阿姨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因了学校家属之故，邓非被班主任特别关注，还当上班上的宣传委员。当时的惠阳高级中学在惠州市算是数一数二的好学校。邓非入学一年后，初、高中分家。初中部在东平原址，高中部迁至马安新校区。邓非自然随校迁入惠高高中部读书。由于他的成绩在班上排名靠后，不被同学们看好，在班上还受个别同学奚落。在高二下学期，邓非似乎像久睡初醒的狮子，才觉得不发奋读书，就没有前途；不发奋读书，就得不到人们的尊重。由此，他开始一鼓作气、发愤图强起来。可是，由于时间仓促，基础薄弱，短时间把成绩赶起来不易，高考最终只是被广州大学专科录取。
大学期间，邓非在同学的激励下，对知识进行了全方位的恶补。他不仅对自己所学的专业认真钻研，还阅读了大量课外经济学书籍和企业人物传记。从人物传记中，他获得了更多的经验与智慧，激发了他向做一个有目标、有理想人的方向发展的勇气与力量。大学毕业，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创业。他主动到披萨店去打工，体验生活，积累创业经验。虽然每月只有500元工资，他却干得乐颠乐颠。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还利用工余间隙，去商业连锁店暗访，摸索商业模式。他说要创建一个商业王国，就得搞连锁经营，打造一个成功的模式样板之后大量复制，构成庞大的商业网络体系。这是他最初的想法。
既然邓非要走创业之路，我对他说，你现在既没有资金，也没有经验，还没有人脉，不如先跟一些高人学习学习，等积累几年后再说。他答应了。就在他毕业不久，我在隆生企业做副总裁的朋友曹晨辞职自己创业，开办了政盈房地产咨询公司。曹晨是隆生企业销售扛鼎之才，如果隆生当初没有曹晨，很难说刘小波能抓住机遇让隆生走出困境，并走向辉煌。这其中，少不了曹晨的智慧、谋略和营销功劳（有关曹晨，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识曹晨》专门介绍，载《三君视界》103页，作家出版社）。我介绍邓非去跟曹总，是想他学习曹总的营销策略和处事方式。邓非与曹总缘分不浅，很快投入其中，曹总的销售谋略和套路他一触即通。他从一个销售员，没几个月就被提升为销售经理。尽管事务繁忙，但是大学时期的那种好学劲头他并没有消减，为了尽快弥补大学时期的知识不足和学历短板，当年他就报读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本科自学考试。
一年后，政盈曹总另有新就，邓非觉得在政盈学习的也差不多了，既然曹总都离开了，就不想再干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春华秋实——惠州市改革开放30年成果博览》庆祝活动在罗浮山举行，我邀邓非一并参加。活动一天一夜。就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局领导见到邓非。他很高兴地对我说，邓非不仅长得帅，而且懂事，很灵光，希望到他们局里去工作。我把这个信息告诉邓非后，他不以为然，说，老爸，我还是想自己干。我说你自己干现在肯定还不成熟，那我就给你再介绍一位老师，你在他手下去学习学习，锻炼锻炼。这就是他毕业后的第二个老师——台商协会会长沈荣发先生。有关这段经历我写在《梅花香自苦寒来——兼与非非谈心》（载《闻之居自选文集》45页，羊城晚报出版社）一文里。在我带邓非到沈先生公司去的第一次，邓非的一个细微动作让我很是欣慰。当我们谈完事情从会议室出门时，邓非走在最后，他随手将会议室的灯全部关掉。这个举动，可以看出邓非为人处世的缜密精细态度和知物惜物的人文情怀。沈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人，他曾是蒋经国先生的副官，有与社会各个阶层人士交往的丰富经验。邓非说，老爸，你给我介绍的这两位老师，可以说他们的性格是冰火两重天，完完全全的不同性格的人。不过邓非说，我很受益。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同的东西，可以互补。也就是我介绍他去沈先生那里的第二年春节前夕，长荣花卉在全国最大的花卉市场——顺德陈村的5万盆蝴蝶兰等花卉难以卖出，如果不及时售出，过了腊月二十九，将全部报废，血本无归。沈总派邓非去全权处理。
邓非到花场后，发现没有人去做过市场调研，他立马组织去广州、深圳、顺德做市场调查，几乎把较大的一级花卉经销市场都走了一个遍，不仅留了名片，而且发了大量的宣传册，做了销售登记台账，积累了第一批种子客户。他从调研中发现珠三角市场有几个特点：深圳卖香港，量少单价高；广州、佛山量大，但单价底。他通过水果市场将水果分级销售的启示，将花卉也分成等级出售。
他说，那几天大棚里的工人都忙疯了，5万株花分级搬来搬去的，劳动强度太大，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有人砸他的门，认为这样搞，加重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理解工人们的情绪，但是这越发坚定了邓非要做花卉精细化分级的决心。他认定，不这样处理，与其他花卉工厂没有差异性，难以在众多的花商中取胜。当时周边的大型花卉工厂随着年宵花销售周期，都采取价格高开低走，捂花惜售的现象十分严重，并且越大的花卉厂分级做得越差，花卉数量太大，他们短时间无法实现分级，结果就用一个比较高的平均价格销售。
邓非介绍说，当时雷进集团内部内耗严重，龙门厂区将日本滞销的1。5万株白花调剂到陈村，让他们在过年期间销售。面对情况，邓非分析形势：一是，08年亚洲危机，外需不振，内需不足，供大于求，预计当年花卉滞销大概率会出现。二是，陈村顺德整个厂区预计有100万盆的花卉要销售，在销售周期内要卖出更多的花，不可能。第三，龙门转过来的1.5万株白花，在过年前必须卖完也有相当大的难度。
邓非根据所学知识，结合实际经验，很快拿出了销售策略和方案。他认定，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就看谁跑得快。跑得快，就是赢家。他介绍，年宵花销售周期只有10-15天左右。他将销售时间分三个阶段：1-5天之内销售下等花； 6-10 天之内销售中等花；11-15天之内销售上等花。在执行中，经过单价成本核算，定下等花低于市场价格4—5元/株，向市场疯狂倾销，要迅速抢占市场。通过已调研的记录销售台账做客户回访，先入为主，引导低价流量。由于他们的价格够低，在实施的第3天就将低质花卉销售得所剩无几。对于这次奇迹般的销售案例，邓非说，我记得凌晨有个深圳方老板带的几台超长集装箱拖车来抢货捡漏，一下子消化了50%的C级下等花，次日竞争对手皇达花卉见我们苗床一夜之间空了许多都惊掉了下巴。
邓非说，由于C级花的销售节奏加快，B级花的销售进度随即跟进，定价低也是于市场3-4元每株，当其他花商还没有醒过神的时候，我们的B级花也很快销售一空。当A级上等花销售时，我就故意休市两天，制造销售紧俏气氛。等整个市场销售白热化，当市场上A级花成为稀缺产品的时候，我们就高于市场价10-15元，甚至到了最后部分高品质的花卉高于市场30元每棵销售出去，且必须搭配买一定数量的白花。这样我们提前5天完成了全部销售任务。邓非向我说起这段销售经过的时候，很是兴奋，就像战场上打了胜仗的将军。
邓非的这次销售活动，创造了雷进集团长荣公司在销售花卉上的一个奇迹。后来沈先生对我说，邓非真是了不起！他们将邓非的这种销售模式，在苏州和武汉公司复制，效果也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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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非在沈总公司三年多时间，我考虑到他出来创业还不成熟，劝他还是到体制内再锻炼锻炼，积累人脉，伺机再出来自己干。他也听取了我的意见。2010年4月，邓非进入惠州市军粮公司。也就是在这时，他取得了本科学历。军粮公司，属惠州市发改局、粮食局直管的国有粮油单位，吃大锅饭，旱涝保收，大家没有什么竞争意识，很多人几乎是以养老状态在工作。邓非见此，在学习上更加用工，他想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决定考研！一个大专生，又是自学的本科，离校5年之久，那几年在校本科生考研都难，可见他考研的难度！但是，邓非像是被孵化开了的天鹅蛋，不破壳不知道他的体型体态，一旦出壳，便见风而长，逆风飞扬。他知道自己在考研上最大的拦路虎是英语。他便报读英语培训机构恶补英语。他常常与老外混在一块儿泡吧吃饭，以营造语言环境，提高口语能力。2011年9月，他终于被华中师范大学录取，最后调剂到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班。
读研期间，邓非学了哪些课程我不知道，但是自从他读研后，我发觉他处事更加理性，常常用数理、数据及技术手段思考、分析和处理问题。2015年吧，在他被惠州高层次人才引进一年多后，他在惠阳高层次人才中组成了一个炒股团队，用数理曲线分析股票的优劣，大家一起炒股。这批刚刚从象牙塔毕业不久的一群青年小伙子，一味相信技术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的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内幕和暗黑并不清楚或认识不透，结果我给邓非妈妈收回的50万元的投资款，他投入股市后，很快就打了水漂——被割韭菜。此后，他开始认识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通过这次惨痛的教训，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又有了一次在灵魂上的提升。也就是在那次不久，有好几位领导朋友为邓非的仕途谋划，认为他是高知、又是九三学社的民主党派，还是少数民族人士，在政坛上发展很有优势。尤其是他的少数民族身份，这是很多人没有的强项。但要邓非拿出一笔费用来沟通协调关系。我将这事告诉邓非后，他断然拒绝了。他说，老爸，你都不往里钻，何必要我钻呢！
邓非最终没有自己创业，被惠州高层次人才引进到政府部门工作，先在民政局，后调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业务管理，他在曹总和沈总那几年的工作体验和经历为他做好现在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在工作方面，他尽职尽力把事情办好，不求名利，守住廉洁底线。在生活方面，他努力把家庭搞好，培养好自己的子女，照顾好家人。他具有前瞻性地鼓励妻子提高层次，攻读研究生，他妻子小桐在繁忙工作中，利用寒暑假和平时的空余时间学习，已经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
虽然他们有了文凭和职业，但是学习是终身的事，这点在邓非后来的日子里践行得尤为明显。他十分关注中国经济，经常了解海内外的经济信息，学习国内外著名经济学论著，而且做了大量笔记。我从他的笔记中，看出了他的恒心与耐力。他的笔记，字迹写得工工整整，字体大小一般，整齐划一。如果一篇文字如此，做到并不难，若是千篇一律，却是大为不易。这就折射出一个人的耐心，而耐心的背后是定力，定力的来源是信念。只有有坚定信念的人才能把事情做到一丝不苟、始终如一。后来我才知道，邓非研究生毕业，在被惠州高层次人才引进到惠阳区民政局上班后，于2014年又报考了博士研究生，通过了湖北大学博士笔试考试，被录为王红玲导师的学生，攻读西方经济学。但是考虑到今后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在职业大于文凭的残酷现实逼迫下，他放弃了继续读博。他把他的报名通知书和录取通知书发给我看，带有惋惜的口气说，单位如果答应保职留薪，他就会像他同时被引进的人才，后到东莞监狱的何际辉一样去读博了。现在看来，他当时的选择还算理智。如果选择离职读博，也就在前几年毕业。现在很多博士生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更别说成家生子了。
邓非结婚生子后，为了培养教育孩子，给孩子起到言传身教的示范带头作用，他自学钢琴，从摸索琴键和音符开始，逐渐用双手并弹和手脚并奏。从《两个老虎》简单的曲子，到弹奏较为复杂有难度的交响曲，他仅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在一些有钢琴的公众场合，他偶尔上去弹几曲，常常获得许多掌声。更为重要的是，跟随一起的两个孩子受到影响，深受感染，对学习也产生了广泛的兴趣。
在孩子教育中，他们采取量化管理，实行奖励办法。让孩子从小接受数理和理财教育，激励孩子们的进取心理，培养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好习惯。邓非说，识字早，阅读就早。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就是培养人的智慧，开发人的智慧。目前，近6岁的玄子可以识字近千，很多路牌和说明文字，他都能读懂，高于一般孩子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数学也可以很利索进行加减乘除，数字可以推演到亿位。如今，他们的女儿邓灵也已三岁半了，他们将邓玄的教育模式复制，再在邓灵的身上实施，也很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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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还得说说邓非的孝心。孝心是邓非为人的基本底色，也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基本底色。我常常说，看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就看他爱不爱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如果连一个具体的人都不爱，无论这个人怎样说自己爱党爱国，那都是谎言，都是伪类。
邓非的爷爷婆婆都是旧式读书人，知书达理，有一定学养，从小对他都有言传身教。他的外公是名检察官，也是实事求是、忠厚诚实之人，对邓非的成长都有很好的影响。我与邓非妈妈分手后，他妈妈怕教育不好邓非，让邓非随我生活。1997年我将父母从荆门接到惠州生活，邓非与爷爷婆婆两老朝夕相处。他经常帮助行动不便的婆婆穿衣，穿鞋，甚至倒尿盆。尤其是他上高中住校后，常常在离家到校之前，在婆婆的床边，安慰婆婆，让她安心生活，不要操心。大学后，更是如此，经常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给婆婆买些水果零食。婆婆去世后，他有意将婆婆自制穿衣穿袜、挠痒痒的器具保存下来，作为怀念老人的纪念品。
邓非自来惠州后，就与他妈妈天各一方，各居一城。他读研期间，为了让他母亲住得舒适一些，在放假期间，他到宜昌给她母亲的房子进行了全面重新装修。他痛惜母亲单身，婚后把母亲接来给自己带孩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自己的母亲老来孤独。结婚前，他把装修最大的房子要留给母亲居住，他是想让自己未来的另一半也能像自己一样痛惜自己的母亲。尽管他的这一做法欠妥，我给予了批评，他母亲也拒绝这样的安排。一晃，他母亲玉华来惠州生活好多年了，带了玄子带灵子。为了让老人有一些休息时间，邓非下班后能回家尽量回家。目的是教育孩子，与孩子一起成长。同时，给母亲减负，让母亲有空余时间去散散步，遛遛弯。当他听说母亲哪里不舒服后，便催促或安排去医院检查。他每年给母亲搞定期体检，买健康保险。他对他母亲的孝心，让我很安慰，也算是替我对他母亲的一种补偿和报答。
对于我，那就更不用说。我们不仅是父子，还是哥们。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我往往是凭经验和直觉判断发表自己的观点，而邓非却是能引经据典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更偏向理性，而我则更偏向感性。所以有时也出现观点的碰撞与冲突。我火冒三丈，甚至口出脏话，他却不温不火，慢条斯理。在很多场合，人们不把我们当父子，而是当兄弟。十多年前，市委办一位领导要调我到市委工作，我谢绝了。为了报答人家的好意，春节我带邓非去送花表示问候与感谢。那位领导见到我们说，你们哪像父子，就像兄弟嘛！我带邓非去的意思是想告诉她，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调我去市委办有什么意义呢！纵然这样，我们毕竟是相隔几个年代的人。我对现代电子设备一窍不通，邓非却是玩得滚瓜烂熟。手机、电脑、电视、扫地机等电子产品出现问题，我都要依仗邓非来处理，他都能做到每求必应。他若发现我的手机壳和屏面有损，都会主动给我换掉。让我难受的是，他经常给我更换手机，一个手机我刚刚玩顺，弄懂了各种功能，他就又给我换一部更高级的手机，让我一时半会摸不到北。如果我有痛风发作和是别的病痛，他就要逼着我去检查。记得，前几年我的心血管有一根支端堵塞严重，邓非十分担心，硬是架着我到广州检查。结果并无大碍，自己吓唬了自己一场。我觉得，邓非的孝顺很得我们的家传，这让我很是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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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语，“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所谓三十而立，即立身、立业、立家。立身指确立自己的品格和修养，涉及思想的修养、道德的涵养和能力的培养；立业指确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般应该有比较固定的职业；立家指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这样比照，“三十而立”邓非还不算完全达标。至于“四十不惑”的境界是否达到了呢？这倒是我最看重的事情。所谓不惑，就是不被表象所迷惑，能够明白事物的本质与道理，具有价值判断能力。现在看来，邓非见贤思齐，奋起直追，逆风而行，不断超越，已具备了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具有正常社会的基本常识和逻辑，应该算是不惑了。相信他的人生不会迷惑，他的后代不会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社会泥泞之中……
2024年7月16日于鸿润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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