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夏夜

算起来，在城里已经渡过十几个夏夜。每年入夏，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的夏夜。

儿时的夏夜是在乡村老家渡过的。老家在里下河地区的一个偏僻处，全村千余人集中居住在一个庄子上，庄子中间有两条小河静静流过，整个庄子被水团团围住。出门就见水。

儿时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用来降温的就是水和风。白天或整天泡在河里，我家屋后就是一条宽三四十来米的河，那河水碧清碧清的，洗了凉快，喝了爽快，或爸妈防止万一，将水盛在一个椭圆型的木制澡盆里，一冒汗就躺进去洗一洗，很快，全身通凉通凉的。或者跟在大人后面到村后的塘塘沟沟里捕鱼摸虾，汗水交融，不亦乐乎。

夏天的夜晚更有趣。离我家不远就是生产队的打谷场。打谷场很大，不亚于足球场。隔河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无遮无掩，凉风习习，是村人们纳凉的天堂。太阳刚落山，我们就拿着芦席或者桌子板凳，占据有利地形，待回家吃了晚饭，和大人们一起到打谷场上乘凉。

打谷场上很热闹，俨然是农民的俱乐部。有的人在谈家常，有的人在划算着夏收的产量，有的人在拉二胡吹笛子，有的人在讲故事，有的人在唱情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三叔的故事和黑老五爷爷的情歌。

三叔是我的同姓长辈，是村上小有文化的人。一到晚上，我们就围着他请他讲故事。他讲得最多的是长工罗桩子戏弄财主的故事。罗桩子孤身一人在地主家打长工，这位地主虽然田多钱多，但小气得发酸。长工和短工不同，长工成年累月地吃住在东家，短工是季节工。长工不仅自己是劳动的好把式，还要算计着东家春耕夏栽秋收，安排短工的活计，是东家得力的助手，也可以说是二主子。因而，东家往往高看一眼。地主有时会将罗桩子叫着与自己一同喝几杯小酒，佐酒的菜简单得很，一碟黄豆，三两块香豆腐干，或者将一只咸蛋切成几片。地主不干活，油水好，吃东西比较细腻，而罗桩子毕竟是干体力活的，吃起来虽不是狼吞虎咽，但与地主比起来要泼得多。豆腐干半块一嘴，黄豆一筷子若干粒。久而久之，老地主看不下去了，说，“罗桩子，像你这个吃法，不把家里吃穷了吗，吃黄豆只能骑马不能抬轿子”。说着还做起了示范，夹黄豆的时候，筷子要竖起来，而不能睡着，也就是说夹黄豆每次只能夹一粒。

罗桩子大字不识一个，但头脑子好使。一个冬天的凌晨，地主喊罗桩子起床，“罗桩子，快点起啊，不早了，人家一船泥已经罱好了”。罗桩子起床一看，外面黑古隆冬的，早着哩。他也不出声，在房间里就是不出来。老地主火了，直奔到罗桩子的房间里大吼，“喊你几遍了，你还在摸什么呢，不做活啦。”罗桩子装着委屈地回答，“我早起了，我的烟袋掉地上了，我在找。”“烟袋子掉了，拿起来就是了。”罗桩子不紧不慢地说，“东家，我看不见，您看见啦，请你帮我拿一下。”老地主知道中了罗桩子的圈套，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是活生生的老家版的半夜鸡叫，真有意思。

罗桩子的故事多哩，三叔每天只讲一个，像播电视连续剧似的。时过境迁，多数都忘记了。

打谷场上，黑五爷爷的身边也围了很多人，听他老人家唱小唱。我记事的时候，黑五爷爷（因为他脸皮黑，排行老五，长辈们称他黑老五）就是一个人，据说儿子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他是烈属。至于老奶奶的身世如何，从未听说过。黑五爷爷虽是单身一人，无房无屋，开始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后来住在一个远房晚辈家中，但活得乐观，活得开心。一到夏夜乘凉，你准能听到他那粗犷磁性的歌声。那时候我岁数还小，只听大人说是情歌，听听而矣，从来没有认真记忆过，因此，脑子里只留下三句，“一更鼓儿忙啊，蓝月子照拜堂啊，十七八岁姑娘埋怨爹和娘啊”，至于这个拜堂是哪家的，是为谁设的，那个十七八岁姑娘又为什么埋怨爹娘，就不得而知了。抑或这个拜堂是邻居家的，那个十七八岁姑娘也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姑娘已看中了一位后生，可父母还没有松口，而使姑娘触景生情，致于埋怨也不可知。

黑五爷爷没有文化，但他老人家记性好，肚子里的小曲多着哩，好像还唱过《孟姜女哭长城》，一套一套的，常唱得爷爷奶奶们前合后仰，小大娘们低头闷笑。

那个打谷场更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在上面捉迷藏，打仗，在场边的水池里捉青蛙，那一潮高似一潮的蛙声，引逗着我们追逐着，嬉戏着。我们在场中心的上风点起麦稳子驱蚊，在下风铺上一条芦席，做着种种游戏，一直疯到大人们一遍遍地催了，才拖着破芦席回家睡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打谷场分给村人们做了宅基地，农民打谷子都是在农田里临时平整一块。农民们也因此少了一个夏季纳凉和聚会交流的场所，孩子们更失去了一个露天的游乐场。

我总觉得，现在农村孩子的儿时生活相比较起我们当年是枯燥的单调的。夏天的夜晚，也只能在家里看看电视，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听不到天籁般的蛙声，甚至看不到蓝天明月，感受不到碧水凉风，童心童真童趣被生生地湮没了。

至于农民的夏夜生活就更加无味了，那个类似于城里的文化大舞台——打谷场早已消失了，他们想聚在一起拉拉家常，想说说唱唱娱乐娱乐，甚至想推推搡搡打情骂俏，而没有了去处，只能困了睡觉，醒了看看电视，余无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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