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

好容易给自己放了个长假，回到了五年没回的老家探望外婆，沿途听着家乡人的亲切口音，质朴而爽朗，没有城市里的讥讽与戒备，我感觉到那么轻松。

坐公交车时竟然坐过了一站，曾经在这一条街上数得上外婆家的二层小楼，在周围拔地而起的新楼房的映衬下变得斑驳而黯淡。推开门，走廊上有点黑，只见外婆的在夕阳下满头银发，本来就佝偻的身躯上像要匍匐在地上，越来越弯，几乎成了问号。这时，她转过身呵呵地笑着：“芳，回来了，我还和你小舅说你咋还不回来呢，快进来，哟，现在咋这么瘦啊，是不是天天不吃饭啊？” 在外婆的唠叨声中，我进了屋，屋里还算凉快，陈旧的家具和一种只有老屋都才有的气息把我带回了儿时记忆，屋子里的沙发被我和几个舅舅的孩子把垫子都钻成了窟窿，最后只好撤掉了。

外婆的生活规律的很，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吃饭，吃完我们上街东边买菜，路上的风景与我记忆已是相去甚远了，那个理发店什么时候搬到街对面了。还有那个开食堂的哑巴，总是和外婆比划着我从那么小长到这么高，那时，我想原来哑巴这么聪明，如果哑巴会说话了，那一定是聪明绝顶的人了。外婆的腰很弯，却执意不让我搀着，她说这样不舒服，看着她背着手，走一路，打了一路的招呼，这条街的邻居们都是这么多年一起走过来的，我突然觉得在一个地方可以遇见很多的老朋友是件幸福的事。这是一个老人积攒了几十年的人脉，是一辈子的感情积淀，如果有一天她来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她一定会寂寞，无论身边是不是最亲的人。

外婆烧的煤球，几个舅舅觉得那太麻烦，又不干净，于是给她买了个电磁炉，对于不识字的外婆，这个东西简直太难了。又是加又是减的，电磁炉上显示的红色字体她也不太认识。她总是搞不清楚开关和开关左边的那个定时，经常该关了，却按成了定时。刚开始我还有耐心，可是她的耳朵有些听不清楚了，眼睛又不认识，我就对她吼着：“怎么可以把关机按成定时呢，要是我走了，舅舅又忙，你把饭做糊了怎么办？”她也急，五官都皱在一起，眼神里又有怨，又有难堪，讪讪地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就一直弄错，以前也没有这样啊，要不我还烧煤球吧，这东西我是学不会了。”我看着她发窘的样子，忍不住噗嗤地笑了，“外婆，这有什么难的，烧煤球不是还得操心着火死了怎么办吗？舅舅既然买了，您就用，您看这个是定时，在开关的左边…”其实我是在为自己的急躁难过，为对着养育和爱护自己多年的外婆的不耐烦而内疚。我们对待老人应该像对待孩子一样，年龄带给他们许多年轻时没有的不灵便，比如听力下降，视力模糊，而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发火的借口。

在这外小镇上，外婆过着独立的生活，坚持不和自己的几个儿子生活在一起，她说她老了，自己想吃点清淡的，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是麻烦他们。而且她自己做饭也挺好的，人有时就得提着一股劲儿，如果自己一个月不做饭恐怕就永远不会做饭了。她把自己的日子过得还算有滋味，下午都是和老朋友聊天，或者打麻将。她说着舅舅们的家事，埋怨着小姨已经几个月没有回来了，惦记着妈妈的腰病有没有因为家里添了孙子而再犯。她带我去舅舅家里，带我看她曾孙女的可爱，夸奖着，我突然觉得她仿佛永远融不进去了，她那么老了，一个人过得太久了，即使到了自己的儿子家，还是会有些局促不安。

要走了，门口就有公交车，不知怎么等了半个小时才来，她不断的叮嘱我让妈妈注意身体，现在天慢慢热了，楼房不透气，空调又用不惯，等到天冷了就来我家了。我上车了，她竟然用手扒在车门口，喊着：“芳，那箱麻花不能放在机箱盖上的！”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怕我坐在后面，谁下车了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为了宽她的心，只好又把箱子放在旁边。她这才走得远些了。车开了，看着沿路的或古老，或新盖的房舍，回头看，外婆的腰弯得那么厉害却还站在门口向车子张望，我想，老人最希望的不是去远方的儿女家里团聚，而是常回家看看，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寄居了多年的家乡，这里承载了他们多年的记忆，就是这些，支撑着他们硬朗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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