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自从去年八月份父亲被查出肺癌住院治疗以来，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可身体却虚弱了许多。他的身体康复仅仅限于药物和每天早晚在妹妹家所在院里二十分钟的散步，对于我们带他去较远地方散步的请求，他都是以行走困难为由加以拒绝。其实，我们都明白，他心里是放心不下已卧床十八年的老伴﹑我们的母亲。
到了妹妹家，父亲早已穿戴整齐，只是嫌妹妹给他穿的衣服太多﹑影响他的行走。无奈，我和他说明江边风大﹑那里气温比市区低，是必须要加些衣服的，父亲这才不说什么。对于一位已经八十四岁﹑又有小脑萎缩的老人来说，唠叨也许是很正常的。临出门前，父亲又特意把助听器找出来戴好，这才出发。
为了防止打车受到父亲的批评，我对他谎称公交线路有些路段路面改造，父亲这才不情愿地跟随我上了出租车。在出租车行驶的过程中，父亲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每当经过一处新近完工的建筑时，父亲都会向我了解建设情况，可我哪里知道啊，我只能就自己所知道的告诉给父亲。不过，我感到这与父亲一向沉默寡言的性格极不相符。
出租车停在了九站附近。我扶着父亲下了车，可他说什么也不用我搀扶，执意要自己行走。也许是气温下降的原因，也许是来的太早的缘故，斯大林公园里游人并不太多，大多是晨练的人，这与七八两个月相比，那是游人锐减﹑“判若两人”。
父亲站在“铁路江上俱乐部”门前停下了脚步，抬头凝视着东方的日出﹑远望着对岸的太阳岛﹑抚摸着俱乐部的外围栏，似乎在想着什么，自言自语的叨咕着，我既不好打断父亲的思绪，又不方便催促，只好站在旁边静静地等候。十几分种后，父亲才回过神来，同我一起沿着江边向防洪纪念塔方向走去。到了江畔餐厅时，父亲再次停下脚步，手扶木栏杆对着这个俄式小屋端详起来。不知是这个餐厅的美味值得他老人家回味，还是这个小屋曾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不得而知。总之，我觉得父亲今天这些举动有些反常。借机，我请父亲坐下来休息一会，然后提议乘船去太阳岛看看。父亲告诉我，他已经走不动了，太阳岛就不去了，找张椅子休息一下就回家了。正好不远处一张椅子只坐了两个人，我便搀扶父亲过去坐下来，自己也可借机休息一会。我把妹妹给父亲带来的装满热茶的保温杯递给父亲，父亲喝了几口热茶，似乎疲劳有所缓解，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养神。
坐在同把椅子上另外的两位游客，一位长者年龄大约在八十五岁左右、另外一位女性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他们虽然小声交谈着，但说话声音还是时不时的传到我的耳中，只是说话内容我听不懂。由于我学习过日语，能够判断出他们说的是日语，从穿着打扮和举止来看，他们也像是日本人。听得懂听不懂都与自己无关，就由他们说去吧。
大约休息了有二十分钟，父亲突然用日语和旁边那位长者攀谈起来，说话语调很高，显然十分激动。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好用手使劲去拽父亲的衣角，以免发生不愉快。还好，那位日本长者站起来向父亲鞠躬后，说话语气显然缓和了许多，父亲也控制了情绪，两位老人平静的交谈了起来，我也只好静观其变了。这时，那位日本妇女走到我面前，用中文和我说：“这位叔叔，不要着急，两位老人只是说说‘满洲国’那些事，我是在XX大学研修的，请多关照。”
我连忙向她询问，两位老人因为什么事闹得不愉快，那位日本妇女犹豫了一会告诉我。她的爷爷当年是随着“日本开拓团”来到中国东北的，爷爷曾在哈尔滨念书多年，日本战败后回到日本。他老人家这次到哈尔滨既是故地重游，也顺便来看看在某高校读书的孙女。刚才，是因为爷爷说起“满洲人”欢迎“日本开拓团”的到来，才引起我父亲的不满。我父亲告诉她的爷爷：那时候的中国人是反对日本人对东北侵略的，根本不存在“满洲人”欢迎他们到来的。日本侵略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沦为“三等公民”，连吃大米白面都要被抓起来，被称为“经济犯”；学生上学必须说日语﹑每天要唱日本国歌﹑升日本国旗，中国学生不能与日本学生同桌学习﹑同桌吃饭。日本的侵略者不仅掠夺了东北的矿产和粮食等，还可以随便枪杀中国人，我们怎么可能欢迎你们的到来呢？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镇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才会有八年的抗日斗争历史。现在，我们都应该正视历史，才有可能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她的爷爷听后已向我父亲道歉，并愿意为中日友好尽力。她还告诉我，她到中国来研修中文，也是想为中日友好尽力。
父亲和那位日本长者的交谈仍在继续着，但是说话的语气明显平和了许多。
“呜……”当防空警报鸣响时，父亲和那位日本老人都站起身来。父亲低下了头，那位日本老人则九十度鞠躬，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悼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军民﹑忏悔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和那位日本妇女也加入到他们的悼念队伍中。我用眼睛的余光望去，公园里的游人也都停下了脚步﹑站在原地低头默哀。船上的汽笛声与防空警报声交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悲壮的战歌，冲击着每一位在场人的心灵……
警报解除临离开时，两位老人紧紧地握住双手，嘴里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猜想他们说的是道别的话，那位日本妇女也向我道别。此时，我们都听到了《松花江上》那低沉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无尽的宝藏，九一八﹑九一八……”
在回来的路上，我问父亲和那位日本长者都说了些什么，父亲告诉我的和那位日本妇女告诉我的差不多。父亲还告诉我，他是六七岁时来到哈尔滨的﹑也是父母生活困难把他过继给他的姑父的。从小学到读医学院，他和所有中国人一样一直都在受日本人的欺辱，所受的罪一时半会说不完。实在无法忍受，自己就跑到铁路江上俱乐部下的沙滩上走走，或者到白俄人开的冷饮厅（现在的江畔餐饮）聆听进步学生的讲演，内心的积怨也就发泄出去了。光复后，父亲参加了解放军﹑并参加了中国的解放战争，同时和他的姑父脱离了收养关系。可是后来，还是因此被内定为“特嫌”，这是后话。江畔餐厅那里曾是革命的据点，父亲就是由那里走上革命道路的。
送父亲回到妹妹家已近中午，父亲也许是真的走累了，也许是今天与那位日本老人的接触勾起了他对过去的回忆，父亲连中午饭都没有吃就躺到了床上。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父亲亲身经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他的爱国情怀才会那样浓烈。我们这些中年人没有那种被欺辱的经历，爱国情怀还会那么浓烈吗？那么，年轻人又会有那么浓烈的爱国情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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