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是一九七二年三月初的一天，已满一年兵龄的我，正在北方某地的军营内进行队列训练，突然接到通知，让自己马上到团部接受临时任务。应该说，一名普通士兵能够到团里做临时工作是一件十分荣耀之事，离队时不仅得到周围战友羡慕的目光，还得到哨兵庄重的持枪礼。
当时团里接见我们的是政治部的廖主任，一个胖胖矮矮的四川人。据说，他能将厚厚的一本《毛泽东语录》全部背下来，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先是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工农兵讲师团进驻学校的重要性，又对我和另一位老兵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随即派人将我们送到“县革委会”。
县第一中学工农兵讲师团由五人组成。团长是县林机厂一位五十多的老同志，另外一位是技校毕业生，还有一位是农村的民兵连长。我们在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同时，还负责部分班级的数学和语文教学。那个技校毕业生被指定教数学，我被指定教语文。天知道，我这个小学课程都没读完、中学是念着《毛泽东语录》走过来的老师，拿什么来教中学语文，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形势所迫，只能面对现实。
当时，校方在我们的称谓问题上着实费了不少脑筋，那位农民被称为“农民伯伯”，那位工人被称为“工人叔叔”，而我们这两名士兵年龄都没有学生大，称“叔叔”学生心理难以接受，真呼其名又显得对“解放军”有点不尊重，经过多次讨论还是语文教研组长有创意，提出“解放军老师”、“工人老师”、“农民老师”一说，并做出种种合理解释，此举立时得到“县革委会”的认同，并行文上报省里，继而在省内各学校中全面推广。
由于当时部队正在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战友们每日除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外，还要东抄报纸西抄刊物来应付那没完没了的批判会，大家都感到身心疲惫。此时去教书也许是一种逃避，也许是厌倦心理的自然反映。
语文教研组长姓曹，是一位年近四十岁的男老师。他因出身不好，虽然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依然单身。曹老师是一个寡言的人，待人却又十分诚恳，他借给我的《教育心理学》、《逻辑学》、《语法修辞》等书籍，有些内容我当时根本看不懂。
军训课和忆苦思甜进行得十分顺利，语文课被列为工农兵教师团的重点任务，校方责成曹老师帮助我备课，并指定第一节课内容为讲解课文“大渡河畔英雄多”。对此，记忆犹为深刻。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责任，而在当时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特定形势下，工农兵教师登上讲台，首要任务是突出政治。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高度来理解每一篇课文，无论是段落分析、生字生词讲解、语法修辞介绍，作文写作技巧等。对此，曹老师经常向我谈起他的忧虑。“政治斗争造成读书无用思潮的形成是一种历史倒退。教书与育人同样重要，教师心中无墨水是教不好学生的。”对此，自己当时很不服气，今日想来，确实如此。
就当时自己的能力而言，是根本无法胜任教师重任的。为了顺利教学，曹老师认真帮我准备了教案。他还手把手的教我写板书，逐字逐句帮助我理解课文内容，还让我按他编写的教案在空教室内反复试讲，并把我在试讲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纠正。经过几十次的试讲，曹老师认为我可以登上讲台了，我的心里真是美滋滋的。记得，第一次登上讲台那天是周末，不仅讲师团、校领导来了，连“县革委会”都派人来听课，那节课安排在学校大礼堂，整整四个班200多名的学生密密麻麻坐满了礼堂。当全体同学起立面带微笑的说“解放军老师您好”时，自己既激动又感到别扭。尽管内心没底，可还得硬着头皮讲下去，不时地还要在黑板上写上生字、生词，手发抖时粉笔根本不听使唤，板书成了涂鸦。下课的铃声终于响了，本节课的内容也刚好讲完，当听到大家的掌声时，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此后，我讲课百余学时，成为了一名受学生欢迎的“解放军老师”。
每当我步入校园时，总能听到“解放军老师好”的问候，备课也找着点门路，讲课时内心也平静了许多，偶尔还能即兴发挥，曹老师对我也放心了，时不时还夸上几句。半年后的一天晚上，他盛情邀请我到家喝酒，并特意让“校革委会”安排人到连队请了假，理由是学校要组织学生夜间行军，其实理由是硬编出来的，真正的原因是他要结婚了。那天，曹老师喝了很多酒，酒后吐露真言。他之所以一直不结婚，就是想调回省城，终因历史问题只能在本县安家，尽管不甘心却没有办法。他如此帮我，除了学校指定他帮我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长得像他的初恋情人。他肯定我有语文方面的天赋和悟性，并希望我能多学点东西，将来肯定有用。为了表示感谢，我用了近两个月的军贴费为曹老师买了一对暖瓶。
从此，我利用一切机会阅读曹老师借给我的书籍，弄不懂的问题虚心请教，写作水平明显提高，知识面也扩展了许多。两年后“工农兵讲师团”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也回到部队，偶然上街遇到县一中的学生时，他们还在向我问好。一九九八年因公出差时我还特意去看望了曹老师，并得知和我一起去学校的那位老兵复员后留在了县里，在一家工厂上班。我教的那几个班的学生毕业后上大学的有十几人，有的已成为军事院校的高级教师，有的学生念完师范院校回校当了老师，就连现任校长都是我当时教过的学生，我真的为他们而高兴。
复员后，我自学了师范大学中文系全部课程，拿到了大学文凭，可我却没有机会再为那些中学生上课了。
历史在进步，尊重知识已成为时尚，科技兴国不仅成为一句口号，更成为我党执政的重要举措。虽然“解放军老师”早已退出历史舞台，那段历史却永远封存在自己的记忆中。我永远不会忘记，咱当兵的人，有幸当了一回“解放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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