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西湖，流连于白堤与苏堤之间，似在唐诗宋词里遨游。面对西湖柔柔的水波，之所以想起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风流人物郁达夫先生，是因为不久前刚读过一篇谈及风尘女子的文章，说她们曾用眼泪和柔弱的臂膀滋养过白居易、苏东坡、郁达夫等一大批才华绝代的杰出人物。将郁达夫与白居易、苏东坡放在一个氤氲着脂香粉腻的环境里相提并论，是否妥帖姑且不论，却由此引发了我去寻访郁达夫先生踪迹的念头。

    对三十年代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生活的那段历史，孙百刚先生的《郁达夫外传》有比较详尽的叙述。这本介乎笔记与野史之间的传记作品，我置放身边快有二十年，兴之所至，随手翻阅。那座曾经给郁达夫带来欢乐和痛苦的风雨茅庐，早已在我的心中成为一道挥之不去的风景，且时时浮现于眼前。这次趁来杭游玩的空隙，若能寻到它的只零片碎的砖瓦草木，抑或是遗落在巷陌之间的一缕屐痕，在我也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慰籍。孰料问及它的所在，刚刚还对西湖的历史人文景观娓娓而谈的导游小姐，竟是一脸茫然。我又怎能责怪于她？市井喧嚣中，滚滚红尘不知淹没了多少人心灵深处赖以寄托理想与道德的精神宫殿，对一个以导游为谋生手段的弱女子，我有什麽理由非要她知道那个愤世嫉俗、忧郁感伤的现代文人呢？

    一九二六年，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的郁达夫，到朋友家中访谈，邂逅来自杭州的名门闺秀王映霞，一见倾心，穷追不舍，最终如愿以偿。次年便匆匆结婚，在上海度过了一段较为幸福的婚姻生活。然而时艰世乱，哪里是才子佳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一九三三年郁达夫举家迁杭，当时许多人极力劝阻，鲁迅先生怀着对郁达夫的一腔关爱之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诗词：“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零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鲁迅的这首诗，后来就悬挂于郁达夫在杭州的风雨茅庐的客厅里。

    文学史上提到郁达夫在杭州的活动，往往一笔带过，只是说他过了几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隐逸生活。他们的风雨茅庐在1936年春天建成，名字是郁达夫自拟，由马君武题匾。在杭州的几年，郁达夫和王映霞周旋于上流社会之中，看似如鱼得水，风光无限，实际上却为他们的婚姻悲剧埋下了伏笔。在那样一个远无秩序和生活糜烂的社会里，文豪不及土豪，文人的骨气又怎能敌得过政客的脾气？就在风雨茅庐落成不久，为生计所迫，郁达夫即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赴闽任省府参议。以郁达夫这样一介神经质的文人书生，只身在外，把一个如花美眷留在杭城，自然心存芥蒂。正如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所说：“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思念杭州。”加之后来又有杭城方面的传闻不断飞出，他在郁闷和痛苦中写下了：“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的诗句。以后，郁达夫又陆续写成《毁家诗纪》七绝七首、七律十二首。一向以大胆暴露自我为能事的郁达夫，在诗中怀着一种难以言状的病态心理，极力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力，构造了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并瞒着王映霞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上发表，虽使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但在王映霞却不啻晴天霹雳，终使他们本已裂痕初绽的的婚姻彻底告破。风雨茅庐，给郁达夫带来过短暂欢娱，却也为他留下了一曲凄楚哀婉的长久悲歌。自称“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到头来不仅累及美人，而自己也终为美人所累。

    我在杭城人声鼎沸的大街小巷里寻寻觅觅，边问边行，最终得益于一位花甲老人的指点，在日落时分找到了当年风雨茅庐的所在地。只不过它现在已是杭州上城区小营派出所的驻地，惟有派出所门前那块镌刻着“郁达夫故居”的石碑，依旧在向晚的风中默然耸立。世事沧桑巨变，昔日的风雨茅庐，早已花折馨散，面貌全非。夕阳下，我在石碑前久久伫立，心中默诵着六十年代顾贡三先生撰写的一阕《兰陵王. 访风雨茅庐有感》：“正风雨，满院花飞絮舞。阑珊尽，岑寂茅庐，伉俪行影叹何处？念萍水巧遇，一缕深情便许。蘅皋上，名士美人应羡鸳鸯胜仙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