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春的一个深夜，正在熟睡的我被急切的喊声唤醒－－原来地震了。全家人都醒了，但没有丝毫惊慌，更没有向屋外边跑，然后又静静地睡着了。第二天街谈巷议、沸沸扬扬：“鲤鱼翻身了，30年一回”；“上次地震一闹，日本人就进中国了”；“大地震不知会使多少村子绝无人烟”……那时年龄太小，不理解大人们对地震的议论纷纷，却在幼小的心灵上印下了一种对地震的恐惧感。

第二天，我和同学们照常坐在教室里读书，下午后半晌，突然感到地面抖动，桌子乱晃，老师大吼：“地震了，赶快往外跑！”教室里一片混乱，大家争先恐后涌向门口，挤压成一团。好在房屋没有损坏，也没有造成挤压伤亡。后来才知道原来是200多公里开外的邢台闹地震，家乡只是波及区。从此，“地震”这个可怕的词再也没有离开过脑海。

1974年底，我走进军营，就进入防震大战中。新兵集训的日子，一天午夜时分，一声警笛长鸣，划破寂静的夜空，排长高喊：“地震，快往外撤！”宿舍大门两米多宽，仍满足不了五六十名战士的人流需要，大家潮水般涌出门外，听到方圆几十里的城市一片混乱声。尽管这次地震只有四五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因为军营所在的省份是地震多发区，我所在的部队六七年前经历过一次大地震的灾难，家属死亡上百人，防震成了惊心动魄的大事。当天大家夜宿室外，当时正处在多雨的日子，每人睡觉时只好把一块塑料布盖在身上，任凭风吹雨打。后来，我们搭起了草棚，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当时最使人恐慌不安的当属经常不断的警笛试鸣。尽管试鸣前都要通知，但每每听到那震耳触魂的笛声，心脏似乎就提升了好高，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1976年，是人们从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年份，3颗巨星相继陨落，云南西部、四川西北部、河北唐山先后发生地震，尤其是唐山大地震似乎使中国塌下了半边天，人人谈震色变。我们部队虽驻山沟，但防震风波却不小，来自上级通知、兄弟部队透露、社会传闻的地震消息不断，营长又刚从地震的家乡探亲归队，白天黑夜大家好像都在屏住气等待地震的到来。一天24小时分秒不停地专人值班，以防不测。一日夜里，营长带班，他把自己的房门敞开着，坐在台灯下，一口接一口抽着“水烟”，午夜1至2点正值我值班，一直持枪站在营长办公室门外。1点多钟，营长突然冲出门外，握着手枪向空中连发数枪。营区像炸了锅似的，乱作一团，有跳窗户的，更多的不顾一切向门外奋力奔跑，好在没有一兵一卒的伤亡，营区马上恢复了平静。后来才知道，是营长打了一个盹，头碰了一下台灯，台灯的晃动使他误认为地震了。

以后，部队连续几次换防，但总摆脱不了地震的阴影笼罩，又遇到过几次周围地震引起的微震，都是几分紧张几分安。再后来，从部队所在的多震区回到家乡，开始几年松了一口气，没谁再议论地震的事。可没停多久，关于地震的话题又逐渐多了起来，时不时有“要地震了”的传说，还真震过一两次。热天，也在室外搭起帐蓬休息过几十个晚上。但不知从何时起，心情不再紧张，只是随大流而已。2003年夏末，闹非典的硝烟刚散，地震又被传得活灵活现，甚至一天竞有了“某时某分要大地震”的传闻。到时候，大街上真的是一片喧闹，不少人都躲出家门。我走出家门不是惊慌的举动，只是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

    时间往往会改变人的心态，这几年我发现在心目中地震不地震不是问题了，而考虑更多的是万一发生地震如何应对的问题，比如如何增长防震的知识，怎样把房屋加固得更牢一些。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多钟，正在午休的我被一阵晃动惊醒，感觉是地震了，在赶往机关的路上与地震部门联系，马上得到答复：原来震中在四川汶川一带。庆幸的是，单位所管辖的数百所学校的师生没有因此而惊慌失措，保持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从此之后，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加强对师生的防震教育，如何通过演练增长师生的实际防震能力，怎样排查和加固危险校舍。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参军初期的所在地后来确实发生了一场地震，有不少人员伤亡；汶川就处在四川西北部，1976年我国三次地震中的一次就发生在离汶川不远的地方。接着，正好赶上县城要新建一所小学，我亳不犹豫地建议将教学楼原设计的预制板顶改为浇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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