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虫，是乡村里一件很普通的农活。庄稼在生长过程中，常常会生病遭受虫害，如不用药治，就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因此每季庄稼在不同的生长期，都要用不同的农药治虫，譬如麦子到了灌浆抽穗时常容易生黑穗病，这时就要用一种叫“六六六”的药粉喷洒；水稻在扬花时常易生纹枯病，这时就要用一种叫“二三乳剂”的药来防治；棉花在幼苗生长期，最易生虫，这时就要用一种叫“乐果”的药来灭杀。
　　
　　用药粉治虫，有用风机干喷，也有用水和成液体用瓢泼洒的。用药水治虫则多是用喷雾器喷，近似于一种机械化。将喷雾器的药桶里先灌满水，再按配比将农药倒进桶里搅匀，盖上盖子，然后背在肩上，一只手握着压杆不停地上拉下压，先把药液从桶里吸进压力瓶，然后再向压力瓶里增压，一只手拿着喷杆对准庄稼，开关一开，药液就从喷头里呈雾状喷出。既省力，又均匀，治虫效果又好。
　　
　　相对于挑担挖沟，治虫在农村里是一项轻活。大多是老人、妇女或半大的孩子干。背着喷雾器，在稻田或棉田里，举着喷杆，让药液尽情喷洒，如烟如雾，随风飘出好远，真有一种浪漫感。想象着害虫被一扫而光，又增添了一种豪迈感。尽管一天虫治下来，那背在肩上的喷雾器沉甸甸的，将肩膀磨得生疼，两只膀子也酸痛无力，可还是觉得比其它农活多了些趣味，因而也并不觉得多累。这当然是我的感觉，我在最初参加农村劳动被安排治虫时的感觉。我不知道那些老人、妇女，他们是否与我有着相同的感觉。我想，当他们背着沉重的喷雾器，累得腰酸背疼、汗流浃背的时候，除了希望将害虫治住、多打点粮食、多挣点工分外，恐怕不会产生浪漫的诗意吧。
　　
　　其实，治虫确实是不能有什么诗意的，治虫其实是很危险的。尽管那时农药不像现在的农药这么剧毒（现在的害虫抗药性强，非剧毒不能置其于死地），但也是很厉害的。人的皮肤是不能接触的，治虫时一定要站在上风，千万不能使药液沾到人身上，钻到人的口鼻中。中午天太热时不能治，这时人容易中毒。治虫结束后要用肥皂洗手，全身要用清水洗濯。如治虫时感到头晕，要立即停止，如有严重症状，要立即去医院治疗。我的一个堂哥有一次在大热天治虫，到了夜里，突然头晕呕吐，浑身发麻，要不是救治及时，差点出了人命。因此治虫的危险是不可小视的，往往治虫时都要戴上口罩、手套、穿长衣长裤，有的时候甚至连头都要蒙起来，确保万无一失。男子如身上有破皮烂肉的地方，不可治虫；女子如身上来了月经，也不可治虫。
　　
　　尽管治虫有这样的危险，但农村里真正因治虫中毒出人命的事还是很少的。倒是有时会发生喝农药寻死的事件。夫妻冈嗓，邻里吵架，一时想不开，拿了农药瓶就喝，这样的事情在农村可以说是每年都会发生。不过喝农药的大都是女人，又多发生在大忙季节。不知什么原因，好像越忙，人越烦躁，也越脆弱似的，一点很小的事情，甚至有时一句玩笑话，就会导致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战。由骂到打，到寻死觅活，以至果真喝了农药，甚至最终就枉送了性命。也有不少被及时发现，送到医院用肥皂水灌肠洗胃救活过来的，却从此以后再不敢做这样的傻事了。也出现过夫妻吵架，女人假装喝了农药，被拉到医院灌肠洗胃，终于经不住折腾而说了实情留下笑柄的。那时的农村，因为农药而产生的这些五花八门的事情实在是很多的。
　　
　　三十年前，我在农村参加治虫，主要是治棉花虫。我跟生产队会计的父亲一起治虫。他五十多岁，身材矮小，腰有点驼，又有哮喘病，不能干重活儿。治虫时，喷雾器里只能装半桶水，装满了就背不动。但他治虫的经验却很丰富，我跟在他的后面学到了不少的农事知识。我们一老一少背着喷雾器，在棉花田里，从幼苗开始，一直到棉花长到有人高，不停地把一瓶一瓶的农药用水兑成药液，喷洒到棉花的根、茎、叶上，杀灭棉花的害虫。累了，我们就放下喷雾器，坐在田边休息、闲聊。这样的劳动生活大约持续了不到半年，后来我就离开家乡，外出读书了。如今，会计的父亲早已作古，治虫的经历和由治虫而引发的乡村故事却成为我人生磨蚀不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