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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生在一个乡绅富裕家庭。1982年吧，我为父母平反的事到过母亲出生的地方。那是一个半坡朝阳的地方，后靠山，面瞰河。走在彭家河畔，朝对面山上望去，张家大宅地理位置非常气势，虽然没有了昔日的繁华气象，但是地脉景象依然可见。在《初走贺家坪》一文里，我对母亲的祖屋有这样的介绍：“听我母亲说，她们生长在石洪张家台子的一家大户里，房子建在阳坡上，叠叠层层，堂屋、厢房、书房、槽房、门房，占地四五亩，气势雄雄。”
我外公叫张炳臣，字德标，出身寒门，却天资聪颖，受到族人的资助，上了几年私塾。他博闻强记，诗赋熟稔，写得一手好字。12岁那年，他就随大人到清江伐木放排。他勤劳刻苦，善于经营，极早发家。致富后，他深知教育的作用，办学校，兼校长，教化乡民，服务乡人，在那一带有着极好的声誉。
据说，我外公张炳臣共生育了13个子女，我所知道的只有两男三女。长女张静兰、长子张积高（字培灯）、二女张静莲、次子几岁殁于疾病（不知名字）、三子张育政（字培勤）、次女张静莲、幺子张培田、幺女张静梅。那时医疗技术落后，我想外公的其他子女也与他的次子一样，可能都是因为疾病，半途夭折，没有长大成人。外公的子女皆接受私塾教育，儿子除接受私塾教育外，还接受了现代教育。母亲的三哥、我的三舅张育政毕业于武汉大学，学成后，回报乡梓，任乡长，治理有方，所治之地，村民安居乐业，村寨一片祥和。可惜，他仅当了两年半的乡长，新政建立，他没有任何罪名，就因为是旧制的基层官员，被新政地方组织枪毙。我母亲是家中的老幺，被家人、族人称为幺妹。母亲生得水灵，也最顽皮。上面两个姐姐非常遵守家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倒是她成天走东门，串西门，嘻嘻哈哈。尽管父亲管教得非常严厉，她也能想着法子偷着乐。在她的记忆中，大姐静兰严肃，一板一眼，从不游戏，她不敢在大姐面前作怪，却敢在二姐面前嬉闹。二姐静莲天生拙笨，她时不时弄些花样整蛊她，常常害得二姐被父亲和大哥训话。我母亲虽然守规矩，但是并不受旧制礼教思想束缚，对人从没有高贵低贱之分，除了富家子弟的朋友，她还有一些穷苦人家的姐妹。可以说，母亲的童年少年时期，上有父母痛爱，下有兄姊爱怜，像神仙般度过。长大后，她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仅具有书香气质，书法、作文俱佳，而且心灵手巧，刺绣、纳鞋的女儿活亦做得出色。18岁那年，她嫁给胡家湾旺族邓姓人家的独子邓子功（字世勋）。也许是那时奉信“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吧，母亲大我父亲三岁。母亲出生于1925年2月26日（农历1925年2月初4），属牛。母亲虽然出生富裕之家，却是深懂艰辛，体恤贫苦。出嫁后，母亲人缘极好。她不好当着家人的面把东西送给外人，常常在夜里将油、米、盐、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从窗口丢出院墙外，接济那些急需的穷困姐妹。西岔溪一带，无论年龄大小，都亲切地叫她幺姑。
母亲婚后并没有在家当甩手的大媳妇，享清福，而是随丈夫在学校当助教，做勤杂。1949年新政之前，他们生育了第一个女儿，因疾病而夭折。大概在1953年左右母亲又生育一女，因先生蒙冤被惩，打成反革命，被羁押到沙洋农场劳改，而婆婆古名艺早在1949年因田产、粮食和住房被瓜分癫疯致死，其他亲人亦因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惶惶，有的被枪毙，有的逃亡，大家自顾不及，哪里会有人关照昔日的大小姐幺姑。就是有成份好的农户姐妹想帮助她，在强大的政治舆论压力下，也不敢明目张胆援手。母亲只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当时，双方家庭的家产全部被没收瓜分，所有的人都被赶出家门。父母被学校安排在离校有三四里路的一个叫龙长河庙里居住。到学校，又不能成天把孩子带上，那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母亲将一岁多的女儿用带子绑在火塘旁，可是等母亲放学回到家里，一场悲惨呈现在眼前：女儿躺在火塘地上，被活活烧死！母亲见此惨景，嚎啕大哭，撕心裂肺的恸哭声震撼了整个大山，震撼了整条彭家河，可是却没有震撼因阶级斗争导致的冷酷人心！
1956年父亲在历史案的复查中得以减刑，由原来的的8年，减为4年。其实我父亲哪里有犯罪？本来就是蒙冤受屈，因为已经受牢狱之灾4年，复查案件的人员也就顺水推舟，改判为4年。父亲获得新生后，写信回老家长阳，母亲才辞掉了学校的工作，忍痛惜别了热爱依恋却又充满悲伤心痛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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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事时起，母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她严于利己，宽于待人。虽然她和父亲都是旧式读书人，但是我父亲却显得迂腐木讷，做事缓慢，效率极其低下。农场干活，都是要讲效率的，排在后面就会被人耻笑，还要挨批。在上罗汉寺农场平原六队，最主要的农作物是棉花。进入夏秋时节，是采摘棉花的忙季。出工的时候，每个人胸前围一个白色的棉花袋，袋子一分为二，一大一小。大的占袋子的四分之三，用来装好棉花；小袋子用来装死瓣子。所谓死瓣子就是棉花果受到害虫的叮咬或雨水的浸蚀没有开花的棉花，也叫僵瓣子。就像母鸡孵蛋，孵到途中胎死腹中没有成活的毛鸡蛋一样。
灵巧的人采摘棉花，用双手，像两只鸡抢琢米一样飞快，但是采摘过后，留下一片白絮。因为速度太快，有的棉花没有完全摘出，还有一些卡在棉苞里或是挂在棉壳角上。再就是采摘的棉花上有很多棉叶，影响棉花的质量。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去摘死瓣子。采摘死瓣子要花费很多工时，所以懒得去弄。如果管教干事巡查被发现这种情况，就会查采摘棉花的人，通报批评。
我父亲是一个慢条斯理的人，表扬也好，批评也罢，从不为功效放弃他的做事原则。他摘的棉花特别干净，棉花上不沾一片棉叶；再是棉田干净，不会留有一点白絮和漏摘一枚死瓣子。一眼望去，他采摘的棉田与其他人采摘的棉田泾渭分明，像被洗过一样干净。但是与他一起开摘的人，人家不知来回采摘了多少厢棉田了，他却还在第一厢半腰间如蜗牛般蠕动。
我母亲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她认为那些采摘棉花留有尾巴的人，是手指抓棉花太浅的原因。采摘时，要把手指抓住棉花尾部，既不会留下棉花尾巴，也不会让棉花沾上棉壳上的叶子。她采摘的棉花不仅快而且质量好，常常受到队部的表扬。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哪里能眼巴巴看见自己的丈夫落后，让人瞧不起。她常常把自己的装满棉花的麻袋交给父亲，让他当自己的任务去过秤上缴。母亲中午就不休息，晚上还要披星戴月地劳作，赶回自己的那份业绩。正是这样，大家知道我父亲的劳动效率低下，但是有我母亲帮助，排名也不是很靠后，也不好指责。人们只有在心里佩服我的母亲，并感喟：那个书呆子真有福气，娶了这么个漂亮又能干的老婆！
1969年，我们一家从上罗汉寺农场平原六队调到沙洋畜牧场。记忆中，从我1974年下放农村，在畜牧场六个年头里，我们家频繁搬家，先后在一队、二队、四队、繁殖队居住过。其中居住的最长时间、印象最深的是一队和繁殖队。无论是在哪个队，义务劳动都特别多，不是积绿肥就是挖树兜子。人们按常规的作息时间出工回来后，还要利用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完成这些任务。绿肥就是将荒野的蒿子和野草收割打捆，运到指定的沤肥地点。树兜子是交给大伙房做饭用。全队的业绩，都要张榜公布。谁打了多少斤绿肥，谁挖了多少斤树兜，一清二楚。母亲不甘人后，几乎一人包揽两人的活，没日没夜地干。大热天的中午，正是人们午睡的时间，母亲就扛起挖锄和铁锹在树林找树兜子挖。尽管江汉平原多为沙土，但是作为一位女性，要挖一个大树兜也不容易。往往是一颗树兜挖出，母亲的衣服全身湿透，没有一处是干的。不仅她满脸流着汗水，就是湿透的衣服都往外滴着汗水。每每看到妈妈这样辛苦，我在心里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好好报答妈妈孝敬妈妈。当妈妈出工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总是会摊壶凉水，等妈妈收工回来为她解渴。
母亲除了正常的劳动外，还是学习组长。她写得一手好字，毛笔字写得十分标准。小时候，妈妈用毛笔把字写在纸板上，让我们当字帖来学习。她的字，一撇一捺，一横一竖，规规矩矩，端端正正，在我的眼里，就像印刷出来的一样。这都得益于她读私塾练出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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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家，一些大事基本上都是母亲做主。母亲是一位很有远见的人，她能把握大方向，从大局着眼，为我们子女的人生奠定了基础和规划了方向。
在农场的时候，正是我学习成长的最佳时期，但是由于父母调动频繁，流动性大，我们时常处在无法上学的游离状况。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的大好时光常常在支农和政治运动中度过。尽管如此，母亲还是要我们多学习文化知识，不能随波逐流。她言传身教，常常在繁忙的农活之余，用墨条在砚盘上磨出墨汁，一笔一划地写字让我们临摹。那时农场的新生子女大多小学毕业就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受“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思想的影响，很多家庭想方设法让孩子学一门技术。有的学油漆，有的学木工，有的学编织棕床，当然更多的是当拖拉机手。拖拉机手在当时的农场是一个吃香的职业，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工资比其他工种要高。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与我父母相好的人建议说，让孩子去学门手艺算了，读书再多在农场又有什么用？我母亲回应说，孩子还小，就一定要他们去读书。尽管那时在实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在学校也并不能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但是母亲就是坚决要我读书。我想，她的这些见识与她家庭出身有关。我清楚记得，我母亲送我上初中时的情景。那时，我们家从繁殖队调到了一中队。上学的那天，母亲挑着担子，步行送我到学校。担子的一头是我的垫絮、被子等床上用品，另一头则是用网兜装的脸盆、水桶、开水瓶等洗漱用品。沙洋农场第二中学前身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其实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在湖北开办的一家“五七干校”。干校撤销后，将原址交给了沙洋农场，便在此设立了沙洋农场第二中学。畜牧场一中队到沙农第二中学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沿着汉宜公路，一边走，一边说话。母亲一路叮嘱我在校要遵守组织纪律，要听老师的话，要每天完成作业，要团结同学，还要学会照顾自己。母亲历来就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一有时间就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什么“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什么“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什么“宁可认错，不可撒谎”等等，这些富于人生哲理的警句名言深深内化于心，影响着我的人生。
初中毕业后，新生子女读高中是有名额的，要改造好的新生人员子弟才可能被推选读高中。我是沙农二中74届初中毕业生唯一被推选读高中的新生子弟。可是父亲要我去学开拖拉机，当一名拖拉机手。母亲依然没有同意。她认为我从小都不喜欢搬弄机械，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再是她认为，孩子现在正是读书学习书本知识的年龄，应该继续念书，只有多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改变命运。就在抉择的关键时候，母亲瘫痪了，经医院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主要病症就是全身的骨节肿大变形，积水严重。据说这种病是世界难题，没有办法可以治愈。面对母亲的病情，我就没有心思继续上学了。正在这时，农场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能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吧，场部不仅在干部子弟中动员，还动员表现好的新生子弟应届初中毕业生报名参加。这时，母亲就对我说，你如果不读高中，就下乡吧，到地方去了说不定还有一个奔头。就这样，我在母亲的强力推动下，于1974年7月，随着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下放到荆门县拾廻桥区殷集公社黎桥大队第九生产队，不久划归为后港镇殷集片区。
下乡后不久，我就听说母亲的病情加重，从畜牧场场部医院转到了沙洋农场管理局总医院治疗。自从我下乡后，我与母亲就一直以书信的形式保持联系，这也成为我了解家庭情况的唯一渠道，同时也是我向父母汇报自己情况的唯一方式。当我得知母亲在管理局医院住院后，成天就想着到医院去看望她。从后港镇到沙洋大概有50公里的路程，坐客车需要八角钱的车费。我们下乡知青，都是要到年尾根据出工的工分情况才结算的（在我的记忆中，下乡几年，没有分到一分钱），哪里有路费？没有路费是一回事，再是拿什么去看望母亲呢？我知道母亲一定是劳累过度，又缺乏营养患下了大疾。母亲从来就是一位为他人着想的人，除了照顾像一个书迂子的丈夫，更要照顾一大一小的两个孩子。在那三年自然灾害的年头，大伙房的饭都是蒸的胡萝卜缨子，里面混了少许的米粒。母亲就把米粒抖下来给我和弟弟，她就吃萝卜缨子。这样的饮食怎么能对付那样高强度的劳动呢！她穿戴也是非常破烂。母亲自己的衣服补丁加补丁了，她舍不得给自己添件新衣，每到过年的时候，总要扯几段布料给我和弟弟做套新衣服，让我们穿得体面一些。在我眼里，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常常苦于自己长这么大了，却不能对母亲有一丁点的报答，感到十分羞愧，所以在母亲瘫痪之后，只要我回到家里，就帮母亲纳鞋底，为的是年底家人的脚下都能穿上一双新布鞋。
一天，我终于忍不住要去看望母亲了，决定第二天到公路上去搭便车。当天晚上，我就很想抓一只鸡给母亲带去，给她补补羸弱的身体。鸡是我们知青小组养的，总共有十几只，大家都舍不得吃，主要是用于下蛋，那鸡蛋可是我们改善生活的主要来源。隔一段时间了，遇到什么节日，大家才同意宰一只鸡打打牙祭。在知青点，我的年龄最小，要是我跟大家说说，抓一只鸡应该也会得到大家的同意，也正是因为我的年龄最小，就不好意思向大家开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萌生了偷的念头，可是抓鸡鸡是会叫的，又怕被大家发现。那天晚上，我是起了贼心，却没有贼胆，最终没有行事。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国道，扒在一辆解放牌汽车挂车的后面，颠簸到了沙洋镇。找到管理局医院，进病房，见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的眼泪，顿时像断了线的珠子，默默地直往外涌。
与母亲同住在一个病房的阿姨，见我长久立在母亲的床前默默流泪，便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不要哭了，你妈妈会好起来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歪嘴阿姨姓王，是荆门县医院的党委书记。她是荆门县县委书记邵子修的夫人，因为中风，面部抽搐变形，住进了医疗设备较为先进的沙洋农场管理局医院。我走后，她专门把她家里的电话给我妈妈，并告诉我妈妈说：“以后孩子的工作要他去荆门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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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乡5年后，于1979年10月招工进荆门县城城关。1982年，我被抽调到荆门市政府工作。就在这年的5月份，我将父母和弟弟接到荆门。母亲虽然半身不遂，但是她从不赖床，每天坚持杵着拐棍一步一挪地做些烧饭、洗衣等力所能及的家务。她不仅坚持身体运动，还坚持学习，看书成为她一生的爱好，因此她的床边，总是堆放着一些书籍。郑振铎、林语堂、梁秋实的文字成为她最喜爱的陪伴。
母亲在荆门生活了14年。在这14年里，她非常想念家乡和家乡的亲人。她在31岁那年离开长阳，就从来没有再回去过。那里的山水，那里的亲人，那里的一草一木，深藏在她的记忆中，不知多少回，她梦回家乡。其实荆门到长阳，也不过100多公里，可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年代，再加上母亲的半身不遂，行动不便，那百十公里的路程，就显得是那样的山高水远，遥不可及。
改革开放后，我们家与长阳和各地的亲戚逐渐联系上，母亲还特意将我父亲家族的亲戚和母亲家族的亲戚请到荆门来做客。她还要我把几个亲戚的子女从长阳的农村户口转为荆门商品粮城市户口。我知道，她这样做是慰藉她对家乡和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
1983年，我们家搬到位于象山大道的科干楼。同单元住有建设银行的吴姐和市规划设计院的寇工。母亲与邻里关系处理得相当和谐。谁家的有事，孩子生病，家里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都来与母亲叙说，听听她的意见。母亲虽然在农场劳碌了大半辈子，但是诗和远方却永远是她心中的风景。非非和潇潇出生后，她总是希望她的后代，能够接受西方的先进教育，能做一个自由独立，有益于人类的人。几个月前我还写了一首诗记述母亲的这种情怀，诗题叫《三代人的情结》：
接妻子晚修回来
收到邓非发来的微信
原来是他奶奶
二十七年前
写给他的书信
信中的字
端庄娟秀
平静和气
一如她温婉的气质
就在前几天
与朋友还谈起我的父母
他们命运多舛
历尽艰辛
本该有美好前程
却毁于时代的一粒尘埃
而我辈
能在社会夹缝中生存
实属不易
虽没大成就
倒也正直为人
是非分明
更为自慰的是
具备正常的逻辑与常识
母亲虽被教育成新人
但对真理的追求从未放弃
非非读一年级时
她就对我说
如果能把孩子送出国学习该多好
这话饱含了多少
心酸与憧憬
她瘫痪三十多年
从不赖床
坚持看书写作
可见她的信念何等坚毅
现在她的双胞胎孙女
在她离世九年之后
双双出国求学
后辈的愿望得以如期实现
我想也许有她们奶奶
在天国里的祈祷促成
2022年6月7日22：55于闻之居
1989年，我们家在荆门市中心地段车沟新村靠市工业局的院墙边建起了一幢二层半的小楼房。母亲从科干楼搬进自建的新房尤为高兴，她觉得这辈子还能住上自己的私房也算幸运。她说：这都得感谢邓小平呀，如果不是他搞改革开放，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喔！
1993年，当我的工作状况正在向上向好方向发展的时候，我决意到南方去，母亲虽然十分不舍，但是也非常理解与支持。她说，天高任鸟飞，水阔凭鱼翔。她知道，我一走，家里就只有她和老伴，如果生病生灾，就没有帮手，生活肯定会有诸多不便，但是为了子女的梦想，她却没有说个不字。1994年大年十五刚过，我就背起简单的行囊，与家人告别。母亲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下，眼里噙满了泪水。我对母亲说，妈妈，您放心，我到南方安稳后，就来接你们。母亲常常给我们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是我的远走，并没有给老人造成精神上的压力，可见她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通透与强大。报告文学作家、我曾经的同事杨继胜这样评价我的母亲：“谓之伟大的母亲，高尚的母亲一点都不为过！知书达理，勤劳善良，朴实得像站立的红高粱——这是三君的母亲给我的印象。不仅如此，她可谓一位预言家：‘继胜，你说三君最终的归属在哪里？’我一时语塞，你母亲解答：‘三君最终要出国’如今，这一愿望已由三君两个优秀的女儿实现。”
1995年10月，我从惠州市经协办被惠州市工商局引进，分配给我137平米的三室两厅的住房。1997年5月，我和妻子专程回湖北荆门将父母接到惠州。母亲半身不遂，需要一个轮椅，便于上下车，我找遍荆门的各大商场都没有。在一位朋友的指点下，终于在一家残疾人专卖店买到。
工商局河南岸住宅楼是九层，我们住在803房。当时九层以下的楼房没有电梯，母亲到惠州后，就很少下楼。一年元宵节，我们第一次将母亲从8楼抬到楼下，去逛西湖，观看花灯。她虽然很兴奋，但是长久没有接触嘈杂人群，回来的路上，感觉头昏眼花，心里着呕，很不适应。至此以后，母亲在我和妻子誉为的“太阳城”的803就再也没有下过楼。1998年9月前，妻子临产，因为803楼层太高，再是考虑到孩子出生后房子也不够住，我们就加紧装修南阳苑502的新房，在双胞胎女儿出院后就直接住进了新居。
2003年底，我们又搬进丽园新村，父母就从工商局803住宅搬到了南阳苑。这是母亲到惠州后第二次下楼。住进南阳苑母亲已经是78岁高龄，但是她依然每天坚持下床，扶着床沿慢慢挪动，坚持到阳台洗刷。除了读书外，她还时常写作，《惠州日报》《全民素质论坛》等报刊杂志都发表过她的文章和诗歌，还有文章被收入老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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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20日（农历二月初一）在母亲80岁生日的前一天，我破例为她举办了一个寿宴。我以为，母亲的一生充满艰辛与苦难。她在49岁时就身患重疾，从此瘫痪，她凭着坚强的毅力，一步一步走到80高寿的年龄，该是多么的不易。我生双胞胎、多次乔迁新居、也有几个重要节点的生日，从没有办过喜宴，而母亲的80大寿，我却破天荒地在惠州笃记大酒店请了8台亲朋好友给母亲贺寿。那天，母亲非常高兴，她撑住桌子站立起来，讲了一番感谢和激励青年人的话。她在话说时，容光焕发，情绪激昂，感染了在场的所有客人，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办这次寿宴，事先我多有顾虑，主要是怕麻烦人家，尽管朋友甚至熟人有婚事、乔迁、升学等好事，只要有请，我都会去祝贺，但是轮到自己，却觉得太难为情。我征求当时市政府老龄委主任王月娣大姐的意见，她说：老人家不容易，80大寿，一定要办。你举办，我要参加。我还征询一向以敬老出名、热爱公益的企业家刘国华，他说，要，要，要，一定要办。你妈妈走到今天多不容易，我要送一尊玉象给她。他们对我的家庭，对我的母亲有大致的了解。在此期间，惠州市正在举办“十大孝子评选活动”，王月娣大姐电话给我说，要推荐我成为惠州10大孝子候选人，要上《惠州日报》公示。我听后惶惶得要命，赶紧对她说：大姐，感谢你的好意。孝敬父母是我们做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你千万不要把我弄上去，如果登报，就会搞得我第二天都不好出门见人了。其实，我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好，对父母的孝敬还只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上，并没有在精神上给老人足够的慰藉。
我调入惠州，又被工商局当人才引进，给了住房，给了职务，但是因为家大口阔，靠工资根本无法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更别说发展。7年公职之后，在当时的政策允许下，我停薪留职，干上了自己喜欢又能解决生活困境的文化研究出版工作。从单位出来后的十来年里，可以说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在搞策划和写稿，很少有多余时间。而这个时期的母亲也正处在生命的脆弱期，她希望我能经常守在她的身边。也许真应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俚语吧，有段时间，我非常怕去南阳苑。我一去，母亲就会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不让我离开或者要弄这弄那给我吃，还把我当小孩子一样对待。一天，我实在没有办法，就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妈妈：
随着人的年事已高，我好久没有这样称呼您了，儿时对母亲的感觉也远去，变成了如今的关怀形式。由于您的身体状况的变化，我们越来越难以交流和沟通，这有身体上的原因，也有观念上的原因。所以，今天我就以书信的形式与您对话。
我很感谢您给予了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我因有了如此的生命而精彩。我现在并不算差的况境，虽有后天的奋斗，可先天的因素不可否定。
首先我们的代沟主要表现在上辈对下辈的关心形式上。我们正处在中年时期，有许多工作要做，有很大的精力都要用于各种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我们不可能向儿时那样天天围在您的身边。这时您要体谅我们有限的时间，您要做的就是要让我们放心，把日子过好，把身体养好，不让我们操过多的心。
至于我们的吃喝问题，你们就不必操心了，否则，就会令我们难受。我们经常在外应酬，好吃好喝，有很多东西是您一辈子连看都没有看过的，所以我们每次去看您的时候，千万不要做出那副主宰一切的样子。您想想，现在我们生活都好了，不是您的那个年代的人所能想象的出的，您再用以前的那种方式对待我们，我们怎么接受的了呢？再说，您已是80多岁的人了，操心的事是我们应该的，我们现在能够胜任一家之主的职责，您也不必以旧式的长者态度对待我们。我们认为，您理解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并照顾好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您就会过得心情愉快，否则就会为一些小事而自找烦恼，整天的心神不宁。
长子：三君
2005年9月18日
当我2021年6月15日在清理电脑发现这封信时，重读此信，感慨万分，独自在电脑前默默流泪。母亲常常给我讲孔子问孝的故事。母亲说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她说对老人的孝的最高境界不是锦衣玉食，而是不要给老人不好的脸色看。其实，母亲是一位非常独立、非常自强的女性。她半身不遂后，为了不给老伴和孩子增添麻烦，在起居住行上，想了很多办法。她穿衣穿裤穿鞋都出现困难，她却极少让家人给她帮忙，而是自己想方设法解决。她的床边，除了书本，还有几样特别的器物。一个是用于捞痒的小竹耙子；再是一根拐棍；三是一根光滑的细圆竹竿。竿头绑了一个铁丝钩子。这是她穿裤子和袜子、鞋子的神器。而她自己所有裤子的腰间处以及袜子，都缝有两个耳袢子，便于穿脱时用钩子拉动。这些遗物，被她的长孙保留至今，作为怀念奶奶的一个象征。那时，母亲一定是感觉到自己的来日不多，才如此依恋亲人。她是多么希望与亲人长久相聚喔。想到这里，那天我便在电脑前键下了几行悔恨的文字：
今天在电脑上整理资料，发现我在2005年9月写给母亲的一封信。这封信应该是我给母亲写的最后一封信了。2007年11月1日凌晨，也就是我给母亲写这封信的近两年后，母亲就告别了我们。想起与母亲相聚的日子，我就十分后悔。后悔没有抽出更多时间与她相处，后悔没有理解她在最后的日子里眷念亲情的那种心情。这封信就是一个例证。我要把这封信留存下来，传给孩子们，让他们懂得一位老人的在暮年时的寂寞与眷念亲情的心情。
大概是2006年吧，母亲磨蹭到阳台上的水管洗袜子，不慎摔倒，头碰到了侧立在阳台折叠桌子的一个角上，从此精神恍惚，再也不能下床。看到这种情况，我知道母亲的求生欲和求知欲特别强，只有用精神治疗法给母亲打强心针。我请《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温振儒到家里专门采访了母亲，对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坚持读书写作的事迹在报纸上刊登了半个版面的文章。母亲看到报纸后，果然精神立马振奋起来。坚持了一年之后，母亲像一支蜡烛，燃尽了她最后一丝光焰。我们将母亲送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进食，我们要求医院给她打白蛋白，可是那段时间，这种药非常紧缺，医院买不到。当时我正在为印严法师的新书《妙峰禅庐》举办首发式，印严法师到会的一位同学是药检所的负责人，很快为我买了10只白蛋白。几天之后，药还没有用完，母亲就不能说话了。她的脉搏停留在2007年11月1日1时30分！
母亲去世后，在极大的悲痛中，我在11月6日为她写下了《先母张静梅墓志铭》：
先母张静梅，1925年农历二月初四出生于湖北省长阳县高家堰西岔溪，公元2007年11月1日凌晨1时30分卒于广东省惠州市，享年83岁。
先母之父张炳臣从小聪慧好学，蒙族人供读私塾，十二岁到清江伐木放排，发奋图强。发家后，兴教育，办学校，成为一方贤达。外公张炳臣共生育子女十三，吾所知其名者只有大舅张积高、三舅张育政、幺舅张培田、大姨张静兰、二姨张静莲，有缘面晤者仅幺舅张培田。先母在兄弟姊妹中排行十三，为幺妹，在西岔溪一带人们昵称“幺姑”。
先母于1943年10月成婚，嫁邻乡胡家湾邓氏旺族邓开慧之子邓子功（世勋）。夫妻皆从事教育，因批斗频仍，灾难连连，生死难期，所生两女，或亡于疾病，或殒于火灾。后先母随父沉囚沙洋农场，又生两子，长子邓三君，次子邓力君。先母至农场后，生活艰辛，劳作繁重，积劳成疾，于1974年患类风湿关节炎，全身关节肿大变形，行动不便。1983年，落实政策后，父母携次子迁至荆门与长子团聚。1994年长子调广东惠州工作，父母又于1997年5月1日随迁广东。先母半瘫患病三十四载，意志坚强，长期与病魔作抗争，又得家父相携、子孝媳贤，获得了生命的芬芳、人格的尊严与人们的敬重。她酷爱学习与写作，常年以书报为伴，时有文章见于书刊报章，德行高尚。晚年儿孙绕膝，长子生育一子两女：邓非、邓张琪林、邓张琬林；次子生育一女：邓静雅，尽享天伦之乐。
先母仙逝之际，面容光润，神闲气定，显高贵儒雅之气，正所谓功德圆满、寿终正寝。此时鹅城却天悲地凄，霏霏细雨恰如吾辈哀思，果真是：好人百寿天怜短矣。在此，吾以贺先母八十岁寿联概括其一生：
八十年入尘世心若柔水润夫润子润宗亲；
三十载抗病魔志如磐石砺己砺人砺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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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去世，让我内心极度空虚，感觉就像瓜儿脱离瓜藤般滴下浆汁的痛苦。在那整个11月份里，我不愿出门，不主动与人讲话，成天活得像僵尸一般。编辑部就在我住宅的旁边，我也无心去过问工作。会计许定珍大姐对同事说：主任这样，一定痛苦得不能自拔。她便邀约编辑部的同事，买了水果，按广东人的习俗包了一个红纸，到家里来看望。我对他们说出了自己失去母亲的感受，并告诉他们自己其实没事，可以挺过来。许大姐说，按广东人的习惯，我们来看你，是来帮你壮壮阳气，给你冲冲。说也怪，母亲仙逝刚好一个月，也就是他们来看望我后不几天，我也真就缓过气来，第一次出门到惠东参加了一个会议。
母亲仙逝后的第二年，我们遵循母亲的遗愿，将她的骨灰礼送回她日夜思念的家乡长阳，落葬在长阳金子山公墓。当我们将母亲的骨灰送达长阳时，叔伯三爹家设置了灵堂，灵堂上方挂着一条长长的横幅：“大妈，欢迎您回老家！”母亲在外漂泊62年，有生之年没有能回到养育她的家乡看上一眼，在去世后的第二年，才回到了她魂牵梦绕的家乡。想到这里，我都觉得我这个做儿子太不孝顺，母亲这么简单的一个愿望都没有让她实现，内心一直抱有深深的愧疚。
2015年春节农历正月十六，父亲去黄石居住两年多后去世，我们也将父亲的骨灰送回长阳金子山与母亲同穴落葬。3月12日，在父亲头七的那天，我写下了《金子山祭》：
有山曰金子，坐落于长阳。山下水长流，世代润清江。山上柏常翠，千古沐春光。人间有福地，此处胜天堂。
父母皆归此，出入对成双。丁亥庚戌月，母驾鹤归乡。寝只八十三，寿比孔圣长。魄销于鹅城，故里梦牵肠。翌年清明节，礼送此厚葬。乙未正十六，惊蛰吾父殇。身息磁湖畔，魂归路途畅。惜父命虽短，幸与孟相当。八十又有八，福寿添吉祥。双亲八载隔，耄耋再同窗。在世同命鸟，归天仍鸳鸯。今隐居福地，相携寿无疆。
吾辈要记取，福地不可荒。孝亲浇福水，行善耕福场。饮水须思源，贤祖切勿忘。知福且惜福，福如玉靠养。祭文启后人，孝传接力棒。
2015年3月12日于父亲仙逝头七之日撰
母亲安葬长阳金子山后，我们春节期间只要回荆门过年，都专程到长阳上金子山扫墓祭拜。自2020年爆发疫情后，不能前往，但是在长阳的亲戚晚辈都有清明节去祭扫，替我们行孝。父母的墓位在金子山半腰，对面是连绵的青山，常年云蒸雾绕，好一方人间仙境。我们所撰写的《先母张静梅墓志铭》《金子山祭》两篇祭文镌刻在大理石上，立于墓旁的柏树下，记载了我父母的苦难与经历。每到清明节，妻子就带我们到寺庙，朝着祖籍长阳的方向作揖，为父母双亲烧香礼拜，祈愿他们在天国不再有病痛和磨难，不再有斗争和酷刑；亦请他们保佑我们的子孙健康成长、学业有成。
母亲去世不久，好友程宝林说，你要写一下你的母亲。是啊，这一晃就是15年了。今年的祭日，我会和妻子到寺庙里为母亲敬香，并向父母汇报我们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家庭平安和睦。我已退休多年，待遇还算不错；妻子尚在教书，依然在百年名校任教；长孙研究生毕业后，被惠州高层次人才引进，他于2018年成婚，儿媳是本地人，本科毕业后，又攻读了在职研究生，在学校任教。他们膝下已有一儿一女，重孙邓玄，已经4岁，重孙女邓灵，快满2岁；双胞胎孙女琪林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已经工作，琬林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后被多伦多大学研究生录取，目前在读。力君2019年5月害了一场大病，现在内退，他妻子公务员身份退休，女儿在惠州谋事，他们已经在惠州买房，生活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在母亲15年祭日里，我会把这些写着文字的信笺，当成冥纸，化作一缕青烟，与母亲叙说。
2022年10月21日于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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