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上有天堂,下有地狱。好人死了上天堂,坏人死了下地狱。随着时光的推移,长大后身强体壮,终日与忙碌为伴,加之自认为是一个好人,也就早已淡忘了过去听到过的故事。我因药物过敏曾踏上过天堂之路,但毕竟路途太遥远,却给我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死亡,对人类而言,既恐惧又无奈,既神秘也最触目惊心。不是吗?人不论尊卑贵贱,不论圣贤愚妄,都无法回避这一现实结局。
上天堂也好,下地狱也罢,都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感受。
丙戌年秋,我因公到一城市出差,突然出现发烧和腹泻的症状,为了及时控制病情,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我被迫返回到指定的医院诊治。这天是星期六,看病的人不少,但大夫只有两人,大家都在等待着其中的一位男大夫看病,我也加入了排队的行列。可能是观察到我特别难受的表情,也许是慈眉善目吧,一名中年女导医走了过来,执意要领我去另一间医生办公室。
刚进门,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大夫一边脱工作服一边唠叨:“天气太热了,中央空调也不开,真是要命……”导医附和几句后指着我对女大夫说,“他这个样子好象病得不轻,您给他看看吧!”女大夫打量了我一下,极不情愿地套上工作服,然后偏过头来问:“哪里不舒服?”我立即将自己的感觉简述了一遍。她在我的病历上“狂草”完病情主诉后,顺手从桌子上拿起听诊器贴在我胸部上找噪音,并不容置疑地对我说:“你先去验个血吧。”随即从纸堆中翻出一张验血单,写上我的名字和年龄,并在她认为需要查验的内容上划上勾。
女检验师看了一眼我递过的验血单,对着窗口喊:“谁是澹泊,把手伸过来。”只见她右手拿着一只钝锥子,左手攥住我伸过去的中指,然后用力地向下一锥,再来回旋扭两下,血从锥破的指皮中溢了出来,她一边用力地将指头上的血液挤进试管内,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你蛮怕疼呢……”
人们常说“十指连心”,检验血相的办法确实令人不寒而栗。每次我都觉得锥在心上,当场几乎要晕过去。
我回到医生办公室,女大夫接过检验报告快速地扫描后问:“用药过不过敏?”我回答:“过去没有”。“是单处方还是双处方?”“我要双处方。”她不再提问了,低着头用右手敲击电脑键盘开起了处方。
我好不容易拿到药来到输液室时,一位齐耳短发的女护士眼尖,说划价少了2元钱,要我去补上,并随手将针剂退给了我。我只得返回药房要求补钱,药剂师拿起药单看了半天似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还是在划价栏中写上“+2元”,我又一次重复排队、交费、返回输液室等程序。还是刚才的那位女护士再次仔细地审查我递交的发票,好一会儿对着我问:“你叫澹泊,打那一只手?”我一边点头一边伸出左手,经过扎止血带、找血管、扎针、松止血带等过程后,女护士将输液瓶递给我并要求跟她走,我用右手高举起输液瓶随她来到一间有床位的病房,她指着进门的一张空床说:“你就睡这张床吧!”那黑乎乎的床单,实在是脏不忍赌。我立即提出到外面有坐椅的房间去输液。女护士不允:“你刚才补交了钱,不在这里不行,这是规定。”我看到旁边的床位上有一盖被,就顺手拉过来垫在床上,女护士皱了皱眉头,但没有吱声,我便顺势侧卧在盖被上。
经过几番折腾,实在精疲力竭了,我便关上心灵的窗口,任凭药液顺着针管四无异禅地涌进血管。当输液瓶的液体剩下约三分之一时,我感觉身上特别冷,原以为是发烧所至,就要求陪护的家人给我盖上棉被,但很快出现了痉挛。这时上厕所又特别迫切,我极力控制着痉挛的身体,咬紧牙关,一手高举输液瓶一手扶着墙壁蹒跚至厕所……
返回经过注射室时,齐耳短发的女护士似乎觉察到什么,便问我哪里不舒服,还没等家人介绍完,她们就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便连扶带拽地将我弄回病房,很快从输液瓶上拔下针管,外面有护士打电话找大夫,约摸七八分钟,一位男大夫来到我的病床前询问病情,并用手翻开我的眼皮观察瞳孔,随即掏出手机,像是问给我看病的女大夫“开的是什么针”。只见他“嗯、嗯……”地点着头,然后对身边护士说,“快给他打地塞米松,快送急救室”。一辆病床式的车子推了过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我弄上车。
胸口越来越闷,心脏也像要从口中跳出来,人犹如掉进了冰窖里冷得全身发抖……
不久喉咙里起了痰,却没有丝毫力气吐出来。我下意识到,死神在向我招手,忽然脑际中冒出苏东坡的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禁不住慨叹生离死别时的惆怅与无奈。
在迷迷糊糊中,感觉脖子上挂着的氧气袋换上氧气瓶,胸部拉上了心电图仪的网络,吸痰器进入喉咙执行任务,护士们上演着只有在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紧张忙碌镜头。
我在极度的痛苦中失去了知觉,大约3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可能是死神及时发现了小鬼们的疏忽,故将我从天堂的路上拦截了下来。
死亡到底是什么?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那是一丝难以言状的恐惧。
药物过敏虽属偶然,但也不能否定其必然性,从一个侧面上反映出现行医疗体制、机制上的种种弊端。一般而言,因医术问题给患者造成的身心损害往往能得到补偿,而因医德问题给患者造成的身心损害却得不到追究。
对平民百姓而言,面临的最大现实是病不起。不仅存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时即使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治好病,甚至乱用药造成雪上加霜。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外科医生收红包,殊不知一些内科医生拿回扣的危害。
药品价格虚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代表作,因为它已经成为食物链上的饵。如政府决定对某类药品实行限价时,这类药品便很快从医生的处方中消失了,另一种回扣更高的药品又成为主打。药品生产商深谙此道,对某种药仅仅微调无足轻重的成份,再换一个谁也听不明白的名字,利用高额回扣进入医院的药房。其疗效如何,院方大多只看药品说明书,医生只看院方印发的有回扣的新药表,一些医生因新药的名字认不全常写白字。
药物过敏后给我留下输液恐惧症,只得托熟人找专家再次挂号诊治,原来剩下的两天针剂也找到那位女大夫退回了部分钱款。后来打听得知我所用的新药,在该院多次出现过病人过敏事件,我是过敏反应严重者之一。药物过敏给患者造成的身心损害目前还是一个法律空白,不知道还有多少无辜者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另一方面,对人来说,生命之树虽然特别顽强,但有时也很脆弱。当生命鲜活之时,就应该努力发光发热,使生命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上天赋予人类的生命资源有智慧、财富、美貌、健康、爱情、友谊……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这些生命资源的全部,能够拥有其中三四种生命资源就非常幸福了。然而生命中随处可见的是如下一种现象,有的人拥有丰富的生命资源却不知善用,而有的人虽然只有极有限的生命资源却能发挥到极致,将自己的一生演绎得有声有色。
闻一多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诗人、学者,更是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抗战胜利后,他公开揭露蒋介石大搞独裁、再燃内战之火的阴谋,面对死神,他毫不畏缩,在反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英勇献身,时年48岁。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颂:“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称得上“生得靓丽,死也潇洒”。
有所为有所不为”适用于每一个人,需要放弃时就要舍得。名利、金钱最具诱惑力,也是人生最大的敌人,更应舍得放弃。追求成功犹如登山,征服一个又一个山头虽然艰辛,但成功在望鼓舞着攀登者勇往直前,但当你到达顶峰,备受殊荣之时,也就是功成身退之时,这时的放弃更需要超人的勇气。
人生的得与失是相对的,有时你自以为是失时,其实是更多的得到。愚者以为,欲望不要太多,求之不得的、或是不该得的,就要舍得放弃。古人云:“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放弃了就能洒脱就有幸福,得到了就不得安宁就会恐惧,留下来的是千古骂名。最大限度地回报社会,造福后代,“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应成为我们共同追求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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