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位区长的办公室里擦洗一只精巧的茶几时，感觉有点异样。翻来覆去仔细端详，怎么看也不像办公室里的摆设。通体黑褐色，四只短腿优雅地向外弯曲着，非常平稳敦实。几面上有两圈浅褐色的菱形图案，图案中间镶着一行错落有致的贝片，在阳光或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与两旁的沙发及其它桌椅没有丝毫协调之处。很古旧的器具，就那么三天两头地刷来擦去，榫卯依旧严丝合缝，摸上去仍然温润光滑。不像别的桌椅，折腾的次数多了，不但起毛刺扎手，还说不定哪只腿的楔子掉了、哪个抽屉开胶了，快散架了。一位长者告诉我：我们现在的办公楼和东边的小跨院，是民国时期一个旧军阀吴俊升的公馆。解放后，政府机关搬进来，为了节约，能用得上的旧家具就留了下来。算起来，用了六七十年了，一点儿都没走型儿，没破损，都是好东西。
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楼里的办公室大的大，小的小，不像正规办公楼的格局。为什么东跨院的房子一色青砖灰瓦，雕梁画栋，与北京的四合院差不多。原来，这楼里是吴家的客厅、舞厅、饭厅、办公室、书房、警卫室等所在，而东跨院为家眷日常居住的地方。
以后再到各委、办、局的办公室办事，我就非常注意观察那些古旧的家什器具，如：大衣柜、挂衣架、太师椅、穿衣镜、小圆桌、花架等很多种。它们用料精良，工艺严谨细腻，风格、样式、色调比较统一和谐，识别它们很容易，只需一份好奇心就足够了。
办公室订有一份《文史资料》，上面偶尔能见到"吴俊升"这个名字。因为每天都要经过他曾跨过的门楣，在他曾经运筹帷幄的办公室里工作，所以，对这个未曾谋过面的历史人物仿佛少了一层隔膜，其形象也逐渐立体起来。每逢周末打扫卫生，再清洗这些吴姓的家什，那种亲手触摸一枚枚历史残片的感觉油然而生，自然添了些无端地揣测与遐想。
吴俊升身后子孙几何？身在何处？他们如果有机会重返祖屋，看到这些当年先辈们心爱的家具，该有何等感叹？论说"民国"在中国近代史中，算是很重要的阶段。风云人物像走马灯似的，光总理就造了好几个，让人分不清谁先谁后。可归根结底，竟没有一件家具存世长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偶然？另外，这所房产初始的主人吴俊升是何许人也？上哪儿能查阅到翔实的资料呢？这一闪念刚露头，立即被封杀。是啊，工作任务一大堆，加班加点都干不完，哪有功夫扯这个。再说，仅凭着正占社会主流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就能得到明确的答案：他肯定是个坏人。尽管对吴俊升的生平还一无所知。单看他生前所处的地位：奉系军阀主要人物之一，张作霖麾下一员干将，曾任黑龙江省长兼督军、东三省保安副司令等职，这判断就错不了。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就牺牲在奉系军阀的刀枪之下，说不定他的手上就沾有革命先烈的鲜血。至于传说吴俊升早年在家乡有过不少仗义疏财、修建学校、铺路架桥的善举。这可如何认定呢？是坏人做了好事？是装相、做样子的伪善？问题是做给谁看呢？纯正的阶级分析观点也始终没能帮我解开这个谜。道听途说的事姑且不论，吴俊升肯定没有投降日本人，不属汉奸、卖国贼一类确是千真万确。与张作霖一起被日本人炸死在火车上，是最有力的明证。倒是日本人用炸弹给他炸出一个人生的亮点。如果吴俊升和常荫槐之流一道死在张学良老虎厅里，又该是怎样一种情势呢？唉，世间的人和事，往往有复杂的一面，真是不假。
年轻人的想象空间广阔无垠。吴氏家族的盛衰荣辱，使我想起中国人世代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说法。那么，上个世纪初的"高处"是哪里呢？恐怕达到吴俊升的程度，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也算是走到高处了。吴俊升有个不雅的绰号"吴大舌头"。可想而知，一个拙嘴笨腮，口齿不清，形象又不那么清朗俊秀的人，能攀登到那样的高位，肯定在智商或家庭渊源、人脉等方面有过人之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给吴俊升重新设计一下人生的轨迹，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种地，当大地主，这是那个时代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好像已经是了，并不甘心于此；经商、办企业，当民族大资本家或出洋留学回来做专家学者。他肯定不具备那样的素质；要不就像赵一曼从南方跑到东北参加抗日联军打日本那样，从东北潜入南方，投靠孙中山，矛头直指清王朝？估计他没有那个历史眼光和民主共和的觉悟意识，他肯定认为孙中山在胡闹呢！那时，他官运、财运亨通，而共产党刚刚成立，没有多少人马，看不出什么气候，他又哪里舍得丢下万贯家私，去参加一个带领穷人造反的党派？更不可能像李叔同一样，摒弃优裕物质生活、抛妻弃子、隐遁山林古刹，晨钟暮鼓，终日与青灯黄卷相伴。所以，思来想去，吴俊升只能做他自己，没有别的什么可能。咱东北的那段历史上好像就应该有这么个人。
政治、历史知识的匮乏，导致当年脑海中那些胡思乱想，至今也没理出个头绪。不过，吴俊升这样的人应该如何准确评价，早已不再是我苦苦寻求的答案。好人也罢，坏人也罢，已不再显得那么重要。
还是那位老者告诉我说：“吴俊升走了，他的家人四散了。留下了空空的房屋、庭院乃至于桌椅板凳、穿衣镜等家什器具。这些东西作为历史的见证，压根就没有什么过错，没有任何理由不善待它们。我们不妨用美学的观点欣赏它们，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评判它们，用历史的观点分析它们，这就足够了。咱们区政府就是在文革的时候也没有因其是坏人的遗存就把它们砸个稀巴烂。”
后来，政府机关搬家，那些茶几、衣架、屏风、太师椅之类的东西，实在不适用，不知收到哪里去了。一只杏黄色雕花大立柜倒是在新办公楼的收发室里放了很多年，装个信件、报纸、收发员的工作服什么的，这两年也被换了下来。唯有两面铁梨木打造的穿衣镜仍完好如初，摆在现政府办公楼的楼梯缓步台上。那镜子两米多高，一米多宽，方方正正，端庄厚重。镜面光光亮亮，清澈如水，没有一点儿锈痕。到政府楼里上班和办事的人，无不在镜前站立片刻，整饬衣冠，信心十足地各奔其所。
民国时期旧军阀的宅院在大东区还有好几处。都被充分利用起来，做了党政机关和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场所。即解决办公用房紧张的问题，保护了历史遗存，又省得今天花费更多的钱财，大张旗鼓地修旧如旧了。这其中的道理浅显得很。尊重昨天发生的一切就是尊重今天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你看，今天不是很快就变成昨天了吗？
转瞬间，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吴俊升公馆旧址现在已是中共大东区委员会所在地。里边的房间仍旧是大的大、小的小；东跨院的青砖灰瓦依然。如果哪一位有兴趣，您不妨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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