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乡有一个在我心目中很美的名字——中川村，不上不下不偏不倚，就是居中的一个小山村，小盆地。
进入中川的咽喉要道就是马家磨河，马家磨河是一条青砂旱河。传说清朝同治年间，回回造反，借助马家磨河的天险攻势和一汪河水安营扎寨做了根据地向四面辐射抢杀掠夺汉人。
在回回兵连年的烧杀掠夺下，老百姓实在没法子过活了就起来抗回，结果村民组织的队伍，那里是那些作战经验丰富的回回兵的对手，村民遭到野蛮的回回兵一次次的剿杀，最后村民只好藏到一个叫王家沟沟山沟的地洞里才逃过了被洗村的厄运。躲藏在地洞里毕竟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后来，有人想出断水源的办法，断了马家磨河的水源，没有了水源，回回的队伍自然就在马家磨待不下去了。
这么大的水源岂能说断就能断的，当然提出这个策略自然就是已经有人想出断掉水源的法子了，有个老人说：“找几个五行火旺的人，拿秋羊毛在大磨湾水源头就可以塞住水源。
说干就干，村民找出几个五行属火的年轻人，半夜拿了秋羊毛偷偷摸到了大磨湾水源头，将几袋子秋羊毛塞进源头出水的地方，果然这偌大的水源就真的慢慢不流了，马家磨河的水一夜变成了干渴的河床。
断了水源，回回兵没有吃水难以支撑，便撤退了。
据说等回回兵走了之后，水源已经流入地下了，人们挖出秋羊毛却再也没有找到水源。
还算天无绝人之路，大量水源流入了地下，留了一小股水源从另外一个山沟大泉沟渗了出来，这些水勉强供给中川村老百姓吃水，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马家磨河”这个诱人的名字子和一条实际干涸的沙河。
关于马家磨峡口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传说北宋年间，八仙酒醉落到了西夏大臣的避暑山庄昌灵山，吕洞宾爱上了这里，。吕洞宾命令山神，将几百里外的酒泉的驼岭山移到马家磨河峡口堵上，欲将盆地中川就变成一片湖泊。
就在山神赶着驼岭山东移的过程中，被一个来这里做生意的酒泉人认出了驼岭山。
那个酒泉人奇怪的说：“咦！这不是我们酒泉的驼岭山吗，咋到这里了？”这一说不要紧，被人点破之后移动的驼岭山就再也不能走了，一个单独的孤山停在了马家磨河四十里外的裵家营东，形成了原本中川东高西低河水逆流至此的一个汇水岭，一旦暴雨过后中川的山洪至此转为向北流淌与大靖裵家营的东流水汇合灌入北滩故名海子滩。
由于中川盆地地形东高西低，水向西流，所以又有个别名“拐巴川”。
走进虎跳涧似的马家磨峡口，旱沙河两岸大片平坦的土地就是中川盆地，遗憾的是这里没有泾河、洛水和郑国渠，所以也没有成就一个小小鱼米之乡，只是一个干旱的小川。
中川村被沙河南北分开，西北面阳屲山脚下村庄叫阳屲小组，东南面东屲山脚下的村庄叫阴屲小组。
提到东屲山，只要是中川人就会想起一个人——李五爷，我们中川村最早的村长。
李五爷是个和敏希豪生男爵一样，具备能将吹牛带入艺术级别的人物。
李五爷最经典的一段吹牛：“唉！不由得我老了，我们小时候东屲山就馒头大个土疙瘩，你看看现在长了多大，就因为东屲山的遮挡，我们中川每天早上的太阳都比下川迟出半个小时。”
李五爷打小父母去世的早，大字不识一个，不识字并没影响他在村上的威严，就如他自己经常说的：“我姓李的尕娃十字街上跌一跤——镇南镇北的。”
李五爷是解放初期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川村贫下中农斗地主分田地的人。
他说话既夸张又幽默，介于他平时的说话风格，他在村上很有威望，却一点儿都没有过于严肃的感觉。
村上还流传着一段李五爷自己口述，智斗段老财的经典笑话：“段家庄段老财的儿子段三厉害的不行，手里提着一把门扇大的斧头，守在段家寨子门口，口出狂言：谁分我的财产和土地我就劈死谁！我当时穿了一双塑料底儿鞋，将左脚上的鞋脱下来一个臭鞋回旋镖打过去，段三明明看着那双臭鞋要打他的左脸，赶紧拿门扇大斧朝左格挡，结果鞋底儿一拐弯‘啪！’结结实实打到段三右脸上了。当时段三的槽牙被打掉了好几颗，疼的那怂货扔掉斧头双手捂住右脸。我再脱下右边的鞋子，一个箭步窜过去，闪电一样的速度“啪啪！”左开弓一个脸颊又是一鞋底，用的力气有些儿猛，在炮仗似的两声脆响中，鞋底儿折成了好几节。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地主恶霸，在我清脆的鞋底声中变得的像个绵阳似的。
我看地主恶霸和美帝国主义是一路货，都是纸老虎。
段三那怂货从此服服帖帖的，再也不敢阻拦咱穷人分田地的事了。唉！就是可惜了我那双塑料底儿鞋，没穿几天就那样被糟蹋了，不过回头想想，为大家争来了耕地也是值得的。”
地主家的田地和他们从老百姓身上剥削来的财产，都到了贫下中农的手里，是一件多么高兴和值得庆祝的事，大家都建议李书记应该唱几天大戏庆祝一番。
于是中川村申请在缴获地主的财产里面，拿出一些搭建了舞台，置办了幕布、戏装和乐器。
唱戏的家当是准备好了，可是整个中川村只有高学武进过秦腔班子，其他的贫下中农连戏园子也没进过别说唱戏了。
就高学武一个人也没法唱呀？
不过，这事是难不倒中川人民热爱文艺的决心，大伙推荐唯一唱过秦腔的高学武做老师教大伙唱戏。
剧本派人到大县城去抄，派出去的人也不负众望，抄来了《铡美案》、《柜中缘》、《游龟山》、《醉打金枝》几部大戏的全本，第一代中川村的秦腔人在加班加点的训练中诞生了。
首场演出特别成功，还受到了公社领导的嘉奖，这为中川村后来成为管辖四山头的第一大队奠定了基础，后来提到中川村的戏班子，人人都不免赞叹一句：“都是李五爷领导的丰功伟绩。”
当然唱戏绝对没有让中川人民耽于声色，土地分到贫下中农的手里，大家都有了干劲儿，国家实行了农村生产互助组，第二年大家都吃饱了肚子，穿暖了身子。
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王生华开辟了解放后中川第一句经典语录：“破皮烂账不见了，花花被子普遍了，连我王生华也穿成个黑棍棍儿了！”
讲起一九四九解放到一九五八年那几年，老人们都会负疚感触的说：“讨吃习惯了的中川人们是肚子吃的太饱了，不自觉的就飘了起来，特别是五八年前后两年，放羊倌吃饱肚子没事干拿棍子打着玉米面馍馍，一边打一边喊：“甜胖子你来还是不来了？”
对面山头的羊倌应和：“不来了，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六零年开始饥荒，大家都饿得翻白眼，那甜胖子真的是再也没来打扰人们，人们反而吃着粗糠，咽着野菜心里想着“甜胖子”。
老人们讲到这里，总叹息着说：“糟蹋五谷粮食，老天爷的报应一点都没有落下，那些年，大家一直都是半空着肚子熬过来的。”
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北山村一个老年痴呆的老汉非要上台忆苦思甜，大伙拉住他不让他上台，都说：“这老汉老痴了，胡说哩。”
文革工作组领导见老汉很有诚意，就说：“大伙松手让老爷子上台说说！”
谁知这痴老汉又一次创造了中川笑话的奇迹，老汉一上台就感叹的说：“唉！旧社会我给地主家当长工，天不亮星星还麻拉拉的，就套上牲口去犁地……”
文革工作组领导说：“说得好，地主剥削阶级压榨劳苦大众的劳力！”
老汉接着说：“走时人家就准备了山药稠饭热酸菜，吃个实实在在的饱，一直干到中午肚子都不饿，现在早上喝点清汤光水的菜汤子，一柱香不到就饿得肚子咕咕叫哩……”
“快！快！上来个人把这老汉拉下去，领回家去，这老汉就是老年痴呆了！”文革工作组领导大声招呼。
文化革命这个名词下达到中川村，所有大字不识一个的贫下中农无法领会文革的意思：“啥是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在中川，老师最代表文化，那就把老师拉出来斗呗！中川小学的那些民办教师算倒霉了！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的牌子，拉到村委会挨批挨斗！
后来发现斗错了人，民办教师是人民内部群众，教师被赦免了，紧接着文革工作组下乡指导，将中川戏班子唱戏的内容改成样板戏。村民又一次听到“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这下有人终于找到了一些文化革命的门道：“李书记带领大家唱过封建社会的剧本，应该是被斗的对象。”
李五爷被批斗的经过，后来他用那夸张似的口吻回忆：“我在屋里坐着呢，外面口号喊的地动山摇的。‘把李存宝拉出来！把李存宝拉出来！’那声音，窗棂子、房顶子都在颤抖！”
听的人问：“那五爷你还怕了没？”
李五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侧面讲了一个故事：“被困在围殴的场子里，牛都知道害怕何况人！”
“你见了牛被围殴的场面了？”
“旧社会我给地主家放牛，一群狼围殴了一个黑牦牛，那畜牲还算机灵，将身子躲到一个山洞里，露出长了犄角的脑袋堵住洞口，扑过去一只狼青牦牛赶忙用角抵挡，再扑过去它再抵挡，我跑回村找人拿着火把带着猎狗到山上赶走了狼，你们知道那黑牦牛吓成啥样了吗？”
“吓瘫了！”
“也不至于，他一个畜牲要瘫早瘫了被狼吃了！黑牦牛一张牛脸吓得紫黑紫黑的！”
“它的脸咋就紫了呢？”
“黑色的脸嘛，吓红了不就成紫色了嘛！”
……
再后来，文革就变成了村民互相报复的斗殴场，今天还是斗别人的人，明天可能就变成了被斗的反革命。
那斗人的场面，讲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三九天地上泼上水很快成了冰滩，将被斗的人拉到冰滩上四周站满人，开始推那个被斗的人，你推到对面，他再推过来，推着推着有人忽然使个绊子，被斗的人一个跟头栽倒在冰滩上眼冒金星，半天也爬不起来！然后被人拉起来继续推，继续摔！不摔个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绝不罢休！
那些地主富农，戴着纸做的高帽子，每天都是陪斗的，一个个吓得耷拉着头，大气都不敢出！有些胆小的陪斗地主天天吓得低声啜泣！
1978年文革彻底结束，1980年土地包产到户之后，村上结束了唱样板戏，又开始唱秦腔演社火，那时候我已经记得一些事情了，我的印象中李五爷一直扮演社火中的春官，社火的规定春官必须是村上最德高望重的人。
土地包产到户后，那些年虽然农民依然很穷，一年里除了春节宰年猪有肉吃外，其他日子谁也见不着荤腥，但肚子能吃饱了，富裕一点的人家，平时偶尔面条里还能炝点植物油，大家都很满足的说：“如今多好的日子呀，就是为挣扎光阴都忙了、累了些，也没时间像农业社那样穷乐呵了！”
农业社的土地、牲畜按人口分给了社员，我们村的骡马均摊每六口人一头，家庭人口少点的只能按人口两家分一头，每口人分到五亩旱地，上完公粮劳作好点的人家还一年有余粮。
阴屲村李家和许家人口多，地也多，秋收季节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妈呀！许家的大屲坡今年又拔了五十几个麦垛！”
“哎吆！李家的钻天岭塘今年又拔了六十多个麦垛！”
话语中无不包含着垂涎的味道，当然小家更有小家的竞争。
“你家拔了多少个麦垛？”
回答或是含着骄傲的口气：“三十一个！”或是悄没声气的说：“十五六个！”人们把这秋收的麦垛数量视为勤劳耕耘的光荣和白肋巴懒怂的耻辱。
当然背地里也有人悄悄骂分地时那些黑心的队长在绳子上做了手脚，那些和队长家有关系的人家很可能地占多了，比如许家和李家。
怀疑归怀疑，每家每户还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家粮食高产，为了一年一度秋收季节的荣誉，更为了过好日子。
八十年代的中川虽然比以前重视孩子的上学问题了，但大多还是抱着能睁开眼睛识俩字就可以了的心态，人人对待娃娃念书的事总会说：“能念下书是娃子的福，念不下也正常，反正这黄土地能养活人，中川祖祖辈辈的先人能活后人照样也能活。”
中川小学起源于民办小学，追溯中川的办学经历，不难看出，中川人民追求文化的欲望，在西北这片黄土地上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最早解放前有个叫张占川的老先生，被乡绅们请到中川，中川人自发组织集资，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给张占川在中川修了五间拔廊房子，这足以表达中川人对文化人，对学问的敬仰。
被感动的张占川决定定居中川，中川人经过商量将大小泉沟中间的高庙做了中川村公共学堂，这叫信仰求知两不误。
高庙学堂就是中川小学的历史，建校时间大约公元1918左右，比清华大学建校晚七年，比北大建校晚六年，（当然这是个小小的玩笑，但足以表达中川人求知尚学问的开明史。）我的祖父也在高庙学堂上过学。
小学迁到阴屲村已经是解放后的事了，期间可能是张占川先生逝世再无先生教书学堂停办了五六年时间，张占川的儿子打算离开中川另谋高就，我的祖父出钱买了那个院子，并顺理承载了很多张占川先生的藏书。
文革期间保护那些“四旧”的重任落在父亲肩上，父亲取开房屋的纸糊顶棚，将那些书全部藏到了梁间保全了它们。
中川小学迁址阴屲村总共两次兴建，第一次就是解放后拆高庙建了小学五年制，初中四年制的九年级教室和教师办公室的土培房校园，这时候的教育也有了全新的理念和全新的名词，上学不再叫“求学问”而是叫“学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世界。“
第二次是兴建是乡镇兴学办拨款修建了全六年制小学教室和教师办公室，中川小学从民办学校正式升级为公立小学。
中川的文化娱乐最鼎盛时期，是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那时候中川村请来了市剧团的一位姓高的退休演员指导唱秦腔，在中川原本有的剧本《铡美案》、《游龟山》、《醉打金枝》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高师傅带来的秦腔剧本，使中川的秦腔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每年从春节初三开始唱大戏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劳作辛苦了一年的农民最快乐，最惬意的日子。
那时候，秦腔也打造了我们中川的明星人物，比如有扮演武生和纱帽须生的张明武；扮演老衰生和红生的李清泉；小生石明员还有专门扮演唱功花脸包公的赵德友等……
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还是，我十爹石占建扮演的丑角，滑稽诙谐，很适合所有小孩子的口味。
中川更是盛产美女的地方，比如秦腔中的花旦；董果果、江苍苍，王莲莲还有善于演丑旦的王兰兰，他们是我们中川的秦腔明星，更是那个时代中川小伙子们的梦中情人。
九十年代初期，中川文艺的衰落主要是人们逐渐尝到了打工的甜头，那时不叫打工叫搞副业。
年轻人开始热忱于进城搞副业，中年人上山做煤客子（小窑矿工），煤客子一般赚的钱多，相对苦也非常重，人们把这项工作叫：“吃着阳间饭，受着阴间苦。”最重要的原因四片子石头夹着一片子肉，赌着性命赚那点钱。
中川村王家沟有地下煤炭矿藏，逐渐就有了开小煤窑老板，养拖拉机运输的老板，这一部分人生活开始有了质量，穿的吃的明显比其他人高出一个档次，这些自然变成中川人的压力，当然也是动力。人们不得不开始动脑子或者卖苦力赚钱。
这一忙活赚钱，自然就对唱戏这种中川人来说穷乐呵的文艺活动失去了兴趣，一连好些年过年死气沉沉的，不再有看大戏过大年这种气氛了。
沉寂了四五年之后，阴屲队的小队长王希珍邀请了赵明甲指挥导演了秧歌、腰鼓和唱小曲子（西北花儿）的社火，再一次复活了村魂中川文艺，春节又一次有了中川特色的年味儿，中川在奔命生活的脚步下，又一次在忙活了一年的春节沸腾了起来。
谁也没想到，这是中川村完全走向没落的一次回光返照。
之后经过几次搬迁走了一部分人，其余的人举家带口进城打工或者上新疆入户兵团，直到2010年前后中川这个村子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变成了生态环境保护区，中川村动员迁完了最后的钉子户张尕爷一家，中川村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那一年我回家给父母扫墓，烧完纸又转回到从前我家的院子。
那个小坡坡上面父亲用一块块石头磊成石墙，然后用架子车一车一车土垫起来的门前平台还在，破落的院墙和房子也在，就是再也没有母亲站在那平台上叫我回家吃饭了的声音了；也没有父亲坐在院子里一根一根的抽旱烟卷，一阵阵不停的咳嗽了！这已经是一个永远的回忆了！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