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所中学读书，我比她高一个年级。上学和放学我们常在同一条街道相遇，却不说话，都知道有对方这么个人，都不敢抬头看对方眼睛。一般情况下她比我早出发几分钟，背红色双肩书包，披肩长发，从布满小百货店、水果摊的人行道上穿过很精神。我步子快，没走多远就快赶上她了，她若走街的左边，我则改走右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不知道。反正她也不知道。
这位姓张的女孩升入高中后，模样出落得更漂亮了。其实她并没怎么打扮，她是个好学生，心思都用在功课上，但一出现在校园里还是吸引好多目光。
有一天晚上，她那身材粗壮的父亲表情严肃地领着她来我家，通过我父母找我，一进门就用豪爽的大嗓门说：“我要请你儿子帮个忙。”原来，常有些邻近学校的小痞子给她写情书，约她放学后在校门口或某公园会面，有的甚至在路上拦截她，要和她交朋友。她父亲每天很忙，无法接送她，就托付我：“既然你们同一所学校，上学和放学就搭个伴一起走吧。”我连说“可以可以”。她这时才从父亲高大的身影后面抬起低垂的眼睛，客气地冲我笑一下。
第二天一早，她准时敲我家的门。我让她进屋坐一下，等我收拾好书包。她不进，说就在院子里站着。我刚出门，她就递过一把彩色玻璃纸包的水果糖，说是她妈妈星期天来看她时捎的。我剥了一颗含在嘴里，甜丝丝的，不知为什么心忽然变得很软。以前我们从没说过话，我以为她是冷傲的，转眼之间仿佛就变成很熟悉的朋友。
吃第三颗糖时我才想起，从来没见过她妈妈，我只对她那个严厉的父亲有印象。我脱口而出：“我怎么没见过你妈妈？”她迟疑好半天，才回答：“我爸爸妈妈五年前就离婚了。”然后我们就不再说话，保持着一只手臂长的距离走路，我左顾右盼，百无聊赖地数过往的车辆，她低垂着眼帘，盯自己的鞋面——那是一双红白花格的布鞋。
她背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红书包走在我的右边，我仿佛一伸手就能够得着她，然而我们中间，永远保持着一只手臂长短的距离——足够面目模糊的岁月侧着身子穿过。她喜欢边走路边用指尖摇一圈钥匙串，今天夜里，我耳畔又响起那金属碰撞的清脆响声。她气质中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忧郁，水雾般弥漫了我。那时我也才18岁，却深深为她身上那种罕见而高贵的忧郁所感染，我想假如有某种厄运伴随刺耳的刹车声向她袭来，我也会用胸膛护住她的。
有将近两年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同路，却并没有过太多的交谈。我们还都处于在异性伙伴面前不善于寻找话题的年龄。有一天放学，她做值日做得特别晚，在校园里等她的时候，我便拿出口琴来吹，口琴在当时早已经有些落伍了，所以虽然我热爱这种乐器，但因为怕人说笑，也只是在没人的黄昏才敢尽情地吹奏。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发现她已经坐在我的身后，侧着脑袋看我，微笑着。她看看周围没有人，便以出奇的活泼小声对我说：“我唱支歌给你听吧。”她唱得很动听。
我为她打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架。那是一个行人稀少的黄昏，我们刚出校门，就被几位跨坐在自行车上的外校留级生挡住去路，他们用车轮隔开我和她，带头的那个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催我走开：“没你什么事了。我要跟她说几句话。”我并不是个勇敢的男孩，我甚至有点害怕，但固执地站在原地不动。拳头向我飞来了，我那不争气的鼻子便流血了，她惊叫着去喊守门的校工。我迫切地想寻找一件武器，便退到墙脚拾起一块半截砖，冲回来的时候，那几辆自行车一溜烟地跑了。她和喊来的校工扶住我，她掏出绣花手帕为我擦血。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真狼狈，觉得世界上最尴尬的事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姑娘面前挨打了。为了显示带有虚荣心性质的勇敢，我恶狠狠地把手提的砖头砸在树上。
回到家，她一定要打水给我洗脸。我脾气挺大，像大丈夫一样粗声粗气把她赶走了。她的脸上写满歉意，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独自洗完脸，又洗她那条绣花手帕，实在洗不干净，也就打消了明天还给她的念头。
从第二天开始，我书包的夹层便多了把老虎钳子。没敢让她知道，我渴望能再有一次机会，挽回那天在她面前受损伤的尊严。可再没有什么小痞子来拦我们的路——倒不是因为我陪她同路，而是他们多少也知道她有个挺厉害的父亲。直到今天我还为此感到小小的遗憾。
半年以后，她那在武汉的母亲便接她去外地了，临转学前她在小纸片上给我留了个通信地址：“你有空可要给我写信哟。”我也庄严地答应：“会写的，会写的。”然而一星期后我就把那小字条抛进风中了，说不清为什么，我心里挺难过的。那时候，作为一个少年的我就有强烈的预感：我估计再也见不到她了。
十多年过去，我更换了好几个生存的城市，事实证明我那时的预感非常正确。
我又习惯了一个人走那条电影布景似的老街道。我又习惯了一个人吹口哨、想心事。我重新习惯了少年维特式的孤独。我甚至很简单地忘掉她——就像从不有过那两年和一位少女结伴同路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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