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这种交通状况都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建国初期，在我们盐阜地区，还没有通客运汽车。作为盐阜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的盐城，也只是在与几个主要城镇，东台、阜宁、益林之间，有轮船通航，一天一班。我的岳父那时在射阳县当区长，常往返于盐城与射阳之间，他说，那时出行，主要是乘木船，遇到顶风逆流，由纤夫拉纤，要走一、两天；而现在盐城到射阳县城，乘汽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那时，去南京、上海也常乘木船，要行驶五、六天，自带干粮，或自己在船上做饭。船费很贵，一个乘客要五斗米。但那五斗米也并非尽归船主，过长江时，风大浪险，长江里有大船带着小船过江，遇船翻人堕，便由大船上的水手救援。大船的索费每客一斗米，由小船的船主从五斗米中扣出。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过江的，要等到京杭大运河进入长江的六圩闸开闸放水，船才可以趁着水势向对岸漂去。这样，船在江边往往要等上很长时间。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那里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那时，我们城里最热闹的地方是登瀛桥东的鱼市口，那里是轮船公司的所在地，城里人称之为轮船码头。那里，天天迎来天下八方客，年年冬天，随着那一阵阵的鞭炮锣鼓声，一批批新兵在那里登船，奔向全国各地。但轮船的速度终究还是很慢。一九七一年元月，我就是从那里登船，开始我的军旅生涯的。清晨开船，沿着大运河，经兴化、高邮，出邵伯闸，驶进长江，然后朔江而上，到第二天下午才到南京下关码头。
六十年代，我们那里也通了公共汽车。汽车虽然比轮船快，但旅途也并不轻松。一九六九年以前，浩浩万里长江上，江苏境内，还没有大桥，车到长江，要从浦口、六圩等地由轮渡过江。那时，人们去南京、苏州等苏南地区，五更就要起来赶车，道路不平，路途遥远，长江阻隔，车速迟缓，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去上海，则先乘汽车到南通，然后弃车登船，出长江口驶入大海，再转入洖淞口，也要一天多时间。且车票难买。一九八0年我和爱人从上海返回时，我爱人的姑父给我们买票，他家住在上海十六铺，轮船码头旁边，提前三天、半夜三点钟就带着棉被去排队。到南通一下船，旅客就拼命朝汽车跑，那个拥挤，将车门都要挤裂，有的人从车窗往里爬。挤不上车的，就只好眼巴巴地在那里等下一班车。我们是早晨六时在上海上船的，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
真正发生变化，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仿佛一下悟出了一个道理：要致富，先修路。于是，一条条高速公路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长江上建起了一座座大桥，江苏境内长江上就有5座大桥，天堑成为通途。现在，从盐城到南京、苏州、上海，只有三个多小时路途；去北京，晚上登上火车，一宿便可到达；还有直飞上海、北京、港澳、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国内和同际空中航班。在我们江淮地区，河流遍布，港汊纵横，但客船早已废弃不用。不久前，我遇到一个七十年代在航运公司工作的老人，他对我说：“我们那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好的一个单位，怎么说不在就不在了。想当年，多么辉煌啊！两千多员工，宿舍区就有五、六处……”言语间，不胜感慨悲伤。我亦淒然以对。转而想想，时代的车轮在飞驰，那行驶迟缓的轮船，能不被淘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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