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长是一位五十五、六的汉子，性情直爽，高而结实。一见面就说：“你咋就不能打个招呼呢，突然来了，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我说不必大惊小怪，就是随机督察。他笑道：“那哪行，你们是领导啊！”见我们直接往庭审的大庭走，他赶忙认真地说：“刚开完一个庭，下一个庭还有点时间。咱到办公室坐坐吧。”
一进他的办公室，就看到满桌子的案卷；翻开的，扣着的，夹着纸条的，摞成摞的，仿佛是挖掘现场一般——法官必须从纷乱的案情中挖掘出可资公正裁判的信息。他自我解嘲地说：“你看我多不利索，没办法啊，全庭只有两个员额法官，每人一年要办二百四五十件案子，睁眼闭眼全是这些东西。对不起啊，主任。”他边说边要收拾一下。我说就这样挺好，这说明你是一个干活的人；这种状态正是我们要看的情况。如果你的办公室窗明几净、鲜花盛开、锦鳞游动，却不见一案一卷，那么我反倒要怀疑你整天干啥了。他爽朗地笑起来，说你说得在理，行家。然后他就要书记员把相关的登统计图表拿出来供检查。我说我们不看这个，要看庭审情况，那些形式的东西留给那些感兴趣的人看吧。他闻言连声说好，就喜欢这种实打实的督察。
庭审的时间到了。我们悄悄坐到旁听席后方，他则身穿法袍端坐于审判席上。案由是土地纠纷，原被告都是辖区内的农民，都无代理人。一个老农在旁听席上抽起烟来，他没有训斥，而是平和地说：“老哥，到外面抽可以吗？这里开庭，不允许抽烟啊。”被称作老哥的人不好意思地冲他摆摆手，猛抽一口，然后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掐住烟，在抬起的左脚的鞋底上用力摁去，又把那半截烟揣入口袋。
庭审继续。被告方在答辩时，忽然念不下去了，说这个字看不清，有没有花镜啊？这给法官出了个小小的难题，庭审是一件严肃的事，当事人通常不能要求法官为其准备花镜。可现在就发生了，怎么办？他耐心地说谁有花镜可以借给被告用一下。见无人答话，他就走下法官席来到被告身边，帮助辨认字迹。被告终于念完了这份托人所写的答辩状。质证、辩论之后，双方表示愿意调解。他干脆走下法官席，来到当事人身边，面对面地主持调解。调解协议达成的时候，近二个小时过去了。
脱下法袍，他身上冒出一股热气。原告则不放心地跟上他问：“对方不执行调解协议怎么办？”他挥动手里的审理提纲，说那你就申请法院执行嘛。原告将信将疑地走了，又扔下一句硬梆梆的话：“到时候我还来找你啊！”言外之意案子办不好我和你没完！他冲着我无奈地笑了，我也笑了。官司不大，但程序一点不能少，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还需要案结事了、服判息诉之后才能建立起来。
我批评他对抽烟者制止不够严厉，怎么还称其为老哥呢？他说主任啊，你不知道，这十里八村的乡里乡亲，还是称老哥好啊，人家不是把烟掐了吗？我说你走下审判席帮助被告认字，是不是不够严肃？他说怎么办？一个老农民又拿不出钱请代理人，谁给他写的答辩状都不知道，他念不出来了你不帮助认一下怎么办？我说人家原告能接受吗？他说就是认一个字，应该没什么想法。你看最后调解成功了不是很好吗？乡下人民法庭办案有时不像你们上级法院那么循规蹈矩，请您多多批评啊。我说岂敢，你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是庭审也要实事求是，要从乡下人民法庭面对的实际出发开展庭审活动。他连忙摆手：“别这么说，我们还要改进。走吃饭去。”我说午餐我们自己解决吧，你千万别破费。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骂我，好歹要在这里吃一口。”然后就令法警把院子的大门关上了。
我们只好在这里吃饭。六个菜，八个人。他诙谐地说：“您是上头来的与我们共进午餐的第一位领导，以前没人来过，太远，饭菜又太简单。”其他同志笑起来。法庭的司机说，这土豆、茄子、辣椒，还有黄瓜、小葱都是俺自己种的，新鲜环保好吃。我说这咸鸭蛋哪来的，是自家养的鸭子下的吗？他说那可不是，法庭是个严肃的地方，你养着鸡鸭鹅狗满院跑、满院叫，总不是那么回事。司机说这鸭蛋是庭长让我去镇上现买的。
饭后他拉着我看房前屋后的菜园，边走边讲庭里人春天种地的故事。我看着长势旺盛的地瓜、西红柿、辣椒、茄子，还有一片片鲜艳的野菊花，不由得发出赞叹。同时问他这会不会影响正常工作？他爽朗地说不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何况看到自己种出来的果实，你就像办完了一个案子一样快乐。另外不瞒你说，我们那点伙食费真的不够用，只好通过种点地儿来自我解决了。我说这法庭环境不错，比起城里清静多了。他说那我们倒没感到，整天就这么个忙法，双休日还要加班写判决，还要订卷，干不完的活啊。再说这里离城里太远了。我说你不回家能行吗？家属没意见吗？他说有，但能理解。我回去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陪孩子玩。我说你孩子多大了，还要你陪？他说倒是不小了，但必须陪他们玩。我问为什么呢？他低沉而缓慢地说，我这两孩子与你们的不一样啊。他的表情突然阴郁起来，而且也不再说什么了。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我没再问什么。许多人，许多时候，在外工作欢欢乐乐；抛开工作去生活，则难免有说不尽的惆怅。人必须面对社会赋予你的种种角色转换，这就是现实，就是人生。
返回的路上我接到了他们院领导的电话。一番客套之后，我问起这位庭长的孩子情况，他声音低低的说：“唉，我们都不敢说，两个孩子都患有先天性的疾病。现在长大了，该工作了却没有工作，也还是需要照顾，但无论如何好多了。他的爱人也有病，他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关上电话，我的心里忽然感到十分压抑，特别沉重，车里的同志谁也没有说话。这位忘我工作年逾半百的人民法庭庭长，令我感动的不仅仅是踏实的工作作风，还有对家庭、对孩子极其负责的姿态，以及面对困难不弯腰的意志与人品。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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