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国子哥的父亲在乡供销社里当伙夫。老话说“脸大脖子粗，不是大官就是伙夫”。国子哥当伙夫的父亲长的白白胖胖，在当时尚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农村是令人神往的存在。从乡供销社到我们村十五里地，国子哥的父亲每周回家一次，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回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在农村还是稀罕物。国子哥的父亲会骑自行车，每次回家都骑一辆据说是供销社主任的自行车。国子哥的父亲每周该回家时，中午就烧几个好菜，准备上好酒，陪得供销社主任喝的昏天地黑，第二天才能醒来。国子哥的父亲酒量好，一瓶不倒，扶着主任睡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哼着小曲、趁着夕阳未落往家回。
国子哥的父亲回家是我们一帮小孩共同高兴的事。在他自行车前大梁上的黄帆布挂兜里，装满了五香花生米、豆腐干、炒糖果子等等零食。每当“叮零叮零”的自行车铃铛声从街上穿过，我们小孩子们就不约而同地去找国子哥玩耍。国子哥的母亲总会抓一小把零食，让国子哥分给一起玩耍的我们，并叮嘱我们：”你们要听国子的话，不要搁气（打架），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你们要上前（帮忙）”。我们嗯嗯地答应着，然后贪婪地看着国子哥一人分一粒花生米，或掰下指甲盖大小的豆腐干，然后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尽量让那香味在嘴里贮存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
国子哥长得像他父亲，也是白白胖胖，肉脸嘟嘟，个头比我们同龄人高。五六岁那年，街上来了个算卦的老头，他端详过我们村头上每一个玩耍的孩子，指着国子哥说：“这孩子命里贵气，长大了有嗟来之福”。村里人不懂嗟来之福是什么意思，包括我自己至今也未明白，但国子哥成了村里大人小孩羡慕的对象。大人们闲暇时常捏着国子哥胖嘟嘟的腮帮子说，“这张富贵脸，越看越耐看，看看谁家闰女能有福嫁给你哟！”小孩子则齐声喊：“国子哥，白又胖，从小就会搞对象”。每每这时，国子哥就挣脱大人的手，追逐那些起哄的小孩……
有福之人不用忙。还未上学，国子哥就有了“媳妇”。乡里送信的邮递员与国子哥的父亲年龄相当。那时的邮递员天天走街串巷到村里送信送报，对我们十里八乡、家家户户都很熟。乡政府驻地圈子小，供销社摊子大，许多外单位的公职人员都到供销社食堂吃饭。一来二去，他与国子哥的父亲成了仁兄弟。仁兄弟喝酒上头更上心，就琢磨着怎样“干亲变真亲，亲上加亲”。也许是算卦老头的话太有吸引力，也许是国子哥的父亲酒好菜足，邮递员家正好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儿，在他俩一次干光两瓶太白楼特曲后，就结成了亲家。国子哥与邮递员的女儿结了“娃娃亲”。
订了亲的国子哥不仅是村里人的羡慕对象，也是家里兄弟姊妹羡慕的对象。国子哥姊妹五个，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姐姐们都很机灵，初中的时候赶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便辍学早早地加入了农村建设的洪流中。到了知青返城的时候，他们仍旧在土地上劳作，我们已长成十六七岁的半大小伙子。国子哥仍然命好，十六七岁依旧白白胖胖。虽然缺少了哥哥姐姐们的机灵，显得木讷憨厚，但他父亲确定了让他接班，到供销社当一名正式工，吃国库粮。国子哥的哥哥姐姐们很吃醋，为此家里明里暗里没少闹矛盾。后来，国子哥的兄弟姊妹们生活不如意时，都拿这事来挤兑他，总说这么好的机会让给他了，但他没好好把握，没能混出个样来，辜负了家族翻身壮大的期望。以致于在赡养老人的事情上，弟兄们咯咯唧唧，国子哥的父亲退休没多少年也早早地去世了。这是后话。
1980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一帮玩友、一班同学当时也都没能脱离农村，跟着父辈们侍弄那几亩责任田。而国子哥，此时已顶替提前退休的父亲，到供销社上班，走上了一条幸福美满的康庄大道。
那年冬天，村里大喇叭广播，号召适龄青年报名应征入伍。在当时，这是农村青年出门见见世面的好机会，也是跳出农村的好机会。我们一帮玩友踊跃报名。通过体检、政审和面试等一道道关口，由于我高中毕业，成份好、有学历，成为村里唯一通过的年青人。当平生第一次坐上军用闷罐火车、晕乎乎奔上军营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想着，除了国子哥，我应该是村里最有出息的青年了。只是在部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年，也没混出个出人头地的样来。幸好凭着热爱写点东西的特长，我从通讯连复员回来转业到城关镇做宣传干事。
再见国子哥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国子哥在工作中犯了大错误。
八十年代初，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到户。农民种地积极性高涨，化肥农药等物资供应紧张。供销社负责农资产品的统购统销，国子哥所在的供销社农资销售网点，负责周围五六个村庄的供应。每到春耕秋种的季节，每个村都要把每户需用的化肥种类、数量汇总起来上报给县供销社，县供销社再把这些物资配发到各乡镇供销社，各乡镇供销社再根据区域分配到下属网点，下属网点再通知村里农户带钱来买化肥。由于这项工作繁琐，最少两个人操作才能不出差错。
一次秋忙季节，化肥发送到网点后，一位同事请假，负责人临时去乡供销社开会。按说这种情况下，国子哥应该关起门来通知各村改日再来采购化肥。可是闻讯而来老乡们求国子哥：“你这大善人，菩萨心肠，先卖给我们这几个份吧，家里老少都在地里侍候着等着耕地哩”。国子哥敦厚、耳朵根子软，听了别人的好话，就打开了仓库门。“山东买卖一群羊”，农耕的焦灼、短缺经济的焦虑与农民种地的激情瞬间交织爆发了，如开闸的水，挡都挡不住。各种车辆、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搬。国子哥憨厚的叫喊声被淹没在大家的呼朋携伴声中。不知谁说了声，“我先拉走了，随后来给你结账”。不交钱就拉走货的头一开，大家如同不需要交钱一般，纷纷拉着化肥走了，空留下欲哭无泪的国子哥……
化肥被拉走了一多半，国子哥没能收到几户的化肥款，甚至，拉走化肥的农户连个记都没登。这可不就成了大事故？
后来，供销社找到各村，进行反复动员，加上当时民风淳朴，没给钱拉回化肥心里不踏实，大部分人都主动送回了化肥款。也有个别骨子里爱占小便宜的，死不认帐，不足的款项由国子哥赔偿了。
赔偿事小，丢人事大、出名事大。这件事对国子哥以后的人生造成的影响，那更是不可估量。
国子哥敦厚，人品那是一流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单位，没有说他孬的。不争、不抢、不议论是非。领导安排的工作，那是绝对服从，不讲价钱；同事们的请求，从不推脱，宁可亏了自己，也不亏了别人。只是敦厚的很了，小时候是美德，成年就让人觉得是愚。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那种让人手牵手一起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供销社也开始了承包制。代销点的柜组进行承包、农资经营网点进行承包。有能力的人挑头单干，另起一摊，能力不大的几个抱团合伙承包，整个社会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自愿选择的结果，自然没人选择能力不强的国子哥。国子哥成了“富余人”。但毕竟是一名正式工，国子哥被安排到供销社后勤，扫扫地、打打杂，单位多少发点生活费。国子哥仍然是一名正式工、“公家人”。
时代的变迁让人看不到前进的尾巴。到了九十年代，我市供销社作为省改革试点，基层社全部下放，资产全部承包给个人。国子哥下岗了。然而他没有勇气给家里讲实话。他接班后娶了邮递员的女儿。国子嫂传承了良好的家风，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性格温和、勤劳质朴，除了种那二亩地，就是每天殷殷勤勤地收拾家务，侍候着国子哥上班、抚养一个女儿、照顾二个老人。每天早晨，窗外的鸟鸣是她起床的闹钟。她手脚麻利地做完早饭，吃完饭，女儿背着书包去上学，国子哥推着自行车去上班，她把剩饭倒鸡食盆里，然后去厢房里看看公婆起没起床。母鸡咯咯地在院子里争食，小狗跟在脚后晃动脖子里的铃铛。作为一个女人，她感觉这是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国子哥下岗了。可他实在不好意思给家里说。他不好意思打破妻子幸福的生活，他不好意思给因他接班提前退休的父亲交待。
国子哥照常上班。早上吃过饭，他依旧推着自行车出门，到村外逛上一圈。满坡里，看看四下无人，他就放下车子，蹲在地头抽颗烟，然后半躺在沟坡里坐半天。后来，怕遇到熟人，他找了个废弃机井屋，弄了张纸板箱，睡半天觉，打发打发时光。日子久了，国子哥越来越不象样，整天回来衣衫不整、无精打彩，工资也不能上交。国子嫂看出异样。一天早上，国子哥吃过早饭推着车子继续“上班”去。她悄悄地跟着国子哥，直到看见国子哥恍恍惚惚地进了机井屋，然后看到了国子哥孤寂落魄地蹲在纸板箱上吸烟……
国子哥的命好，找了一个通情达理又自强的媳妇。国子嫂把他领回家里，给父母说了情况。国子嫂说，人啊，要靠命，咱不是吃公家粮的命，但也得好好活啊。国子嫂多承包了几亩别人家的地，靠十几亩田地，日子倒也过得去。
国子哥回家不久，他父亲就去世了，我奔丧时听村民们议论，说是国子哥的父亲以前吃肉喝酒太多，脑血栓造成的；也有的说国子哥越混越差，接了老子的班却又丢了，哥哥姐姐们本来心不平，趁机拿这事窝囊老父亲，被窝囊死的。
光阴荏苒，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自从落户到城里，我因为工作劳作，也鲜有回老家。只是期间听说国子哥又生了个儿子，儿女双全，也算幸福。两年前，我半退休，村里新农村建设，老院需要整修，我回家的次数多了。一次与国子哥啦了较多。国子哥当时情绪很低落。他说，一块上班的人很多都办了退休，一月两三千块钱。自己这几年养两个孩子，虽说闺女出嫁了，但儿子到该说媳妇的时候。以前还能打个零工，现在身体越来越差，零工也很难打了。指望几亩地，收入越来越少。说起这些，国子哥很凄然。我问他，你还能办退休吗？他说他问过了，因为多年未上班，需要找档案，还需要补交欠交的保险。“不知道要补多少钱呢！”国子哥长叹着，“况且，你知道，我父亲和我爷爷都只活到六十多，交了还不知道能否领回来！”老话说，能添好言，添不了好钱，我黯然地告别了。
眨眼间，两年功夫又过去了，国子哥找到了原来工作的档案，补交了两万多保险，顺利办完退休。
国子哥这一生，当了十几年“公家人”，又回到农村种了二十多年地，如今又成了退休工人。
人生多蹉跎，“富贵命”的国子哥仍未逃脱蹉跎岁月。但有了落脚点的国子哥，这一生真让人难以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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