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 源
广东庄子村早在乾隆四十年就存在了，当时由于越南国内发生内战“安南”战役，320名广东工人为了逃避战乱回国，被清政府发配至边疆迪化（乌鲁木齐市）周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广东庄子村屯垦，这批人由广东遣发乌鲁木齐870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一批由安南返国的华工，以“擅越夷界”罪被抓获，最初是320名，后来人数多达数千人,这部分人多是广东省应嘉州人（今梅州），为首的有：张德裕、李乔光、古宇汤、古鸿伟等,这些人为了就业自行出国，到当时大清的藩属——安南今越南隆隘一个叫“送星厂”的工二厂做工。
因安南发生内战，工人停工，这些人无法谋生，纷纷返回。记载说：“他们返回时非常可怜,死里逃生,形同乞丐”。按理说,他们应该受到清政府的照应，然而在当时那些自称为“父母官”的“青天大老爷”眼里却被认为是挑衅滋事的犯人。他们明明是佣工者，却冠以“游手好闲无籍之徒”，并以“擅越夷界为患边界”罪发往边疆。当时乾隆正圆满地结束对准噶尔上层叛乱分子的征讨,屯垦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疆这片沃土正待垦种,于是决定将这批人发往乌鲁木齐。后来随安南战争升级，返国人员增多，清政府极为恐慌，唯恐发生大的政变，于是令两广总督李侍尧亲赴粤西“不动声色妥为经理。”还采取了欺骗手段下特旨进行了“抚谕”：“念其贫苦无依，授以自谋之地,并非发遣……”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乾隆下令：“分批分配,倘中途及到达后有脱逃的，立即擒拿归案，照发遣新疆人犯的惯例,在拿获地点,就地处死。”来到乌鲁木齐的这批人就被安排在迪化城西北屯垦。
据史料统计，当时由广东遣发乌鲁木齐870人，巴里坤33人，伊犁63人，脱逃处死和中途患病的142人。通过200多年的变迁,现在这些人已成了老新疆人,也有一些人返回了广东。这些人在开发乌鲁木齐、推广水稻生产技术、传播广东当地的文化等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当时广东庄子村，也称戈壁梁广东庄子，有9户广东人家，是随“禁烟大臣”林则徐来的。9户广东人家在这里植树造林（栽种榆树），防风治沙，改量土壤，为后来广东庄子种植大白菜、土豆、西瓜、甜瓜打下良好基础。9户广东人家搬走后，当地人于是把他们经营的那片土地和居住的地方称为“广东庄子”。
变 迁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广东庄子名称被冠以政治色彩，改为“东风大队”,邻村保昌堡被改为“反修大队”，东村、西村被改为“革命大队”，1977年，广东庄子、保昌堡、东村、西村又都各自恢复原名。到1984年, 广东庄子成为一级村民委员会组织，隶属乌鲁木齐县四十户乡政府管辖。
2017年3月，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合并,实行“区政合一”,合并后安宁渠镇划归高新区（新市区）管辖，随之乌鲁木齐县四十户乡政府撤销。广东庄子村、保昌堡村东村、西村被安宁渠镇所辖。
现在，广东庄子全名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广东庄子村。具体地里位置：地处安宁渠镇东南方向，东与新疆第五监狱农场、米东区的小破城接壤，南面与二工乡三工村相连，西与保昌堡村相接，北面紧靠东村、西村。全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也称“生产队”）,耕地面积14192。6亩，总户数1032户，总人口3174人，主要有汉、回、维3个民族，其中：汉族601人，占总人口的18.9％；回族2453人，占总人口77.3％ ；维吾尔族111人，占总人口3.5％；其他民族9人,占总人口0.3%。
随着乌鲁木齐城市的北移，目前广东庄子村大部分村民的耕地及宅基地被征收，获得丰厚补偿，大都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之多，因此该村村民生活条件比较优裕。
2018年10月，广东庄子村一、七队的耕地和宅基地已全部被征收完毕，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一、七队的所有村民在广东庄子村已不再拥有任何土地。截止2018年12月，广东庄子村一、七队所有民居全部拆除完毕。
因征迁拆迁，大部分居民被安置在广东庄子村安置小区一期、二期及安宁渠镇北大路村安置小区，米东区大破城安置小区，也有部分村民投靠亲友，搬到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或和广东庄子村临近的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上沙河生活居住。
邢 家
邢发玉，回族，生于1938年2月，今年80岁，广东庄子村4队村民。
邢发玉说他一出生就在广东庄子生活，那时的广东庄子就叫广东庄子，不是现在叫的广东庄子村。当时的广东庄子有邢、杨、马、佟四大家。他还郑重说，那时的杨家是邢家带到广东庄子来的。
邢发玉说他们弟兄姊妹共五个，他是老二，现在老大、老三都不在世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还都在世。
邢发玉小时候听父母说，爷爷、奶奶最早是从宁夏过来的，起先在阜康，后来到广东庄子种地谋生。当时的马仲英叫板盛世才，1933年，马仲英所部兵败滋泥泉子流窜至安宁渠地区，见人就杀，无恶不作。
邢发玉的爷爷、奶奶和广东庄子的其他相亲们，到当时还是一片荒滩的安宁渠躲避乱匪，终究没有躲过马仲英属下匪徒的屠刀。和爷爷、奶奶一同被杀的一共有几十人。因此，他自出生就没有见过爷爷、奶奶。邢发玉说父亲邢崇信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用马车将奶奶、爷爷的尸体拉了回来，和同村被杀的另外几十人一同埋在了位于大破城的穆斯林坟地，几十个人就埋在了一个坑里面，没有立碑，现在那座大坟墓还在。现在逢年过节，邢发玉都要和孙辈们过去对父母进行祭奠。
邢发玉说，自打记事起就没有见过广东人，只是小时候听父亲说，广东庄子有9户广东人。当时的三户广东人也是种地，广东人走后，就将土地卖给了当地的人，从此这里也慢慢地开始人多了起来。
9户广东人走后，邢、杨、马、佟“四大家族”就成了广东庄子的主人。当时的广东庄子没有现在这么大，土地也没有这么多，是慢慢扩大成现在这样的。起初，这里不叫广东庄子，没有名字，因为广东人在这里居住生活过，人们便顺口就叫广东庄子，后又叫广东庄子村，一直沿用至今。
邢发玉说，1951年，他12岁，开始在广东庄子村上小学，一直上到小学五年级，17岁就不上学了。当时的生产队有了农业合作社，他就在农业合作社参加集体劳动。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时，邢发玉在米泉铁厂沟的一个煤矿当工人。1966年结婚后，他辞掉煤矿工人，回到了广东庄子村生产队当车把式（赶马车）。
1983年改革开放以后，米泉县煤矿要又调邢发玉回去当工人，邢发玉不想去，而是被调到米泉县劳动服务公司管理企业。说是管理企业，米泉县劳动服务公司当时下属就一个翻砂厂。在邢发玉的管理下，翻砂厂转为灯具厂，生产日光灯，后来灯具厂又转成锅炉厂，取名为红旗锅炉厂。当时的锅炉厂有100多名工人，生产18至20吨重的大型锅炉，锅炉销往新疆的南、北疆各地，邢发玉负责推销工作。
干了几年后，邢发玉又不想干了，一是感觉年龄有点大了，不适合到处跑了，二是感觉米泉县劳动服务公司给他发的工资也不高。他说当时家里有5个孩子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每月的工资200块钱，工资低，连家都养活不了。
回到村里后，他听说红旗锅炉厂的销路从此成了问题，工人工资也不下来，没有多久，红旗锅炉厂就破产了。此后，在自家的承包地里带领全家种菜、种庄稼，一直干到因城市建设自己家的耕地被征收为止。
现在，邢发玉住在子女为他盖的别墅一样的小楼里，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邢发林，邢发玉的堂弟，现为广东庄子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回族，生于1953年。邢发林小时候听奶奶说，广东庄子村有一家广东人，是清朝“禁烟大臣”林则徐被发配伊犁路过广东庄子村时留下的，后来这家人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走的？一概不知。
邢发林说小时候吃不饱肚子，家里非常贫穷，当时整个国家都贫穷，因为毕竟是解放初期，百废待兴。记得那时家里主要吃的是高粱面和苞谷面。生产队实行“大锅饭”，其母亲就在生产队的“大食堂”做饭。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做饭时看到的情景，菜葫芦皮都不削，直接切成片放进锅里煮着吃，吃伤了胃，因此他至今都不吃菜葫芦。
全国“大炼钢铁运动”开始时，邢发林只有6岁，在家里没有人带，就随母亲去了大炼钢铁基地，米泉铁厂沟附近的碱泉沟，他在那里经常看到村民炼钢的场景，他说至今那炼钢炉还废弃在那里，外出路过时还曾经见到过。
杨 家
杨发贵，回族，生于1947年，广东庄子村五队村民。
杨发贵说自从他爷爷开始就在广东庄子村生活，至今已经是第四代人了。
杨发贵谈广东庄子村的历史很简单，另有一种说法：清朝“禁烟大臣”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伊犁，在通往伊犁的途中，路过广东庄子村，将跟随他的一个医生留下给广东庄子村的老百姓看病，这位医生是广东人，广东庄子村因此而得名。杨发贵说就这也是小时候听父亲说的。当时的人们常见到的这个医生骑一头白骡子，后来给老百姓治了一段时间病后，就独自走了，是哪天走的，到哪里去了，人们不得而知。
原因是当时的广东庄子村老百姓得天花，天花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多在春天蔓延，得上就很难治。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将随身医生留到广东庄子村给百姓治病可谓亲民之举。
至于杨家人如何来到广东庄子村定居的，杨发贵是这样说的：“爷爷名叫杨福成，被骑着骆驼的大人从甘肃省海源李旺堡带到新疆来的。爷爷杨福成是个石匠，来到新疆时起先在米泉的古牧地的马家油坊锻油磨，当时比较有名气。油坊的掌柜给爷爷杨福成介绍了个对象，是广东庄子村邢家的丫头，也就是我的奶奶。这样，爷爷就被招女婿来到广东庄子村，娶了邢家的丫头，外爷没有儿子，外爷的家产就被爷爷杨福成继承了。从此，爷爷杨福成在广东庄子村生活了一辈子，一直活到99岁才去世。在土匪马仲英混战到处杀害无辜老百姓期间，爷爷杨福成曾带着一家人躲避在米泉的铁厂沟，但不幸的是，奶奶却没有幸免于难，被土匪用枪打死了。”
后来，军阀盛世才依靠当时的苏联，用大炮征服了马仲英，但想不到的是，盛世才叛变革命，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杨发贵毫不隐晦地说：“我家过去是地主出身”。1938年，毛泽民在新疆当财政厅厅长期间，杨发贵的父亲杨金宝曾经当了两年的广东庄子村的村长。那时的广东庄子村和四十户村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广东庄子村包含了四十户村，四十户村后来才得名的。
其间，作为新疆财政厅厅长的毛泽民，曾经召集杨发贵父亲杨金宝，以及迪化四周围的一些村长到迪化开会。毛泽民在会上不止一次地要求他们：“不要对老百姓太刻薄，不要欺压老百姓，老百姓有困难找你们，你们要去解决，不要打骂他们，对于交不起公粮的，也不要逼他们，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炭烧的老百姓，你们也给解决一下。”
杨发贵小时候的居住地，现在的广东庄子村清真寺正东方向大概50米，过去是土房子。他说从小就听父亲说这里是一个蒙古城，被平掉了，记得留下了一口钟，贴着地面的城砖还在。再后来，由于盖房子，有着城墙的地基也没有了。那时的广东庄子村是个牧场，都是放牧的，后来也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这里被开荒种成了田地。
杨发贵的爷爷杨福成一共生养了10个子女，其中7个男孩子，3个女孩子。杨发贵的父亲杨金宝娶了米泉吴家的闺女。杨发贵的母亲一共生了16个孩子，只活下来6个（3男3女），杨发贵在男孩子中排行老二。目前3男中的老大已经不在世了，老三杨发新在广东庄子村4队居住生活。
佟 家
佟卫，回族， 1954年生，今年65岁，广东庄子村四队村民。佟卫说他的父亲佟正才从小就没有了父母，爷爷佟金福被洋人砍掉了头，奶奶改嫁了，父亲佟正才四岁就失去了父母，从小就成了一个孤儿，被舅爷收养。舅爷是个农民，在别人家做长工，家住米泉东宫村。
当父亲佟正才12岁时，就开始在米泉东宫村地主家打工。当时生活在广东庄子村的父亲的叔叔佟进明，认为父亲佟正才长大了，已经12岁了，既然是佟家的人，就应该在佟家生活，于是就到米泉东宫村将父亲佟正才“抢”了回来。
父亲的叔叔佟进明在广东庄子村有土地，属于地主，家里有长工，父亲佟正才回到叔叔佟进明里后，没有上学，而是随着长工们一同下地劳动干活儿、吃饭。
当父亲佟正才18岁时，新疆和平解放了，实行土地改革时，地主家里的土地被收掉了，村里定成分，父亲的叔叔佟进明被定为地主成分，父亲佟正才则被定为下中农成分。
实行土地改革后，父亲佟正才当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开始就一个生产队，大队长叫马万有，后来变为5个生产队。父亲佟正才当队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先后在广东庄子村五、四队当队长时间最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父亲佟正才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得了一身病，年纪又大了，便不再担任生产队长，直到2010年因病去世，一直都是村里社员们公认的好队长。
在广东庄子村，谈起佟的历史，就不得不多提提佟卫父亲佟正才的叔叔，佟卫的七爷佟进明。
佟卫的爷爷佟金福和佟金明是亲弟兄，他们弟兄姊妹8个，7男1女，除了老七和嫁到米泉上沙河的姑奶外，包括爷爷佟金福在内的6个弟兄都被洋人杀害了。
佟金明是老七，佟卫称他为“七爷”，是弟兄7个中唯一没有被洋人杀害的，也是最幸运、在当时来说也算是在广东庄子村最有本事的一个，因为他凭着自己的过人才智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为其种地的长工。
已经年过六旬的佟卫只知道爷爷佟金福和七爷佟金明的名气，其他几个被洋人杀害的爷爷名字一概不知。
父亲佟正才弟兄两个，佟正才是老大，弟弟叫佟正玉。
佟卫听奶奶说当时洋人见男人就杀，不管年龄大小！为了活命，奶奶将佟卫的父亲佟正才和叔叔佟正玉的头发用红头绳扎上，脸上涂抹上胭脂，扮成女孩子样子，因为洋人不杀女的！
1962年，村里播放电影《白毛女》。看完《白毛女》回到家里，佟卫奶奶说一听到电影《白毛女》里，那杨白劳的“割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的唱句，就想起那个洋人见男人就杀的恐怖的往事。
佟卫说“七爷”佟金明于1971年去世，留有4个子女（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分别为：佟振新、佟振中、佟秀英、佟秀华）。现在广东庄子村4队的队长佟建国，就是“七爷” 佟金明的孙子。佟建国的父亲佟振中是文化人，在上世纪的1979年当过广东庄子村村里的出纳。
佟卫姊妹4个（弟兄3个，1个妹妹，分别为老大佟卫、老二佟贵、老三佟宝、妹妹佟燕）妹妹佟燕目前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的石人子沟生活。
1964年，奶奶去世后，10岁的佟卫在广东庄子村上了小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上不成课了，佟卫就辍学了；1968年，已经14岁的佟卫给生产队里干活儿，本来是生产队不愿意让未成年人下地参加劳动的，学校不上了，在家闲着也没有事情干，父亲佟正才就给生产队里说好话，生产队里才勉强允许佟卫给生产队里放羊、放牛。
因为年龄小的缘故，佟卫有时也跟着一些妇女劳动力在生产队里干些杂活儿，譬如：给庄稼地里拔草，将割下的麦子打成捆。
佟卫说记得当时妇女们劳动一天能拿8分，而他劳动一天只能拿4分。
到了1972年，佟卫已经成年了，成了生产队的车把式，有时赶牛给生产队耕地，有时给生产队赶马车拉煤，拉回来后将煤分给生产队的社员。
佟卫说那时赶得那辆马车有4匹马，到安宁渠公社，或米泉县的铁厂沟煤矿去拉煤，往往是凌晨零时走，下午5点钟才能赶回来。
这车把式佟卫一直干到1983年。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生产队里开始将财产分给社员，全队20匹马不够分，就进行抓阄分配，佟卫“运气”不错，通过抓阄抓到了一匹马。
有了一匹马，佟卫就开始在自家的地里种菜不发愁了。
那时种菜不用自己卖，而是统一装上马车拉到乌鲁木齐市蔬菜公司去，由蔬菜公司划价格，划多少就是多少（如：菜葫芦7分钱、西红柿3毛钱、豆角2毛钱），然后根据所画的价格将菜再送到指定蔬菜点去，乌鲁木齐市中桥、幸福路、建国路、胜利路、南梁坡、北门、友好路、新疆煤矿化工厂等地。
1993年，在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下，蔬菜公司撤销了，菜农的胆子大了，也敢多种了，以前怕多种了卖不掉，现在不用怕了。这一年，佟卫家的马、马车都卖了。
两年以后的1995年，佟卫通过贷款3000元，自掏2000元，花了5000元买来了一辆农用四轮拖拉机。也不知道是因为文化程度低还是心里紧张，佟卫考了3次拖拉机驾驶执照都没有考上，农机站的同志说交200元重新考试。怕再考不过去，佟卫通过关系人给农机站的人说好话，说佟卫文化程度低，能不能网开一面，让他过去？于是，农机站的同志说话了：“让他过来开开我看看！”结果，佟卫开着四轮拖拉机转了一圈，农机站的同志说：“开的可以！明天就给你发执照！”第二天，执照拿上了，养路费交了600元，审验费交了450元，四轮拖拉机手续也办完了，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今天，一提起这事儿，佟卫就发自内心地说：“农机站的同志照顾我啦！这要感谢党，感谢党培养的农机站好干部！”
1997年春天，佟卫驾驶小四轮拖拉机，去下沙河买牛粪往广东庄子村自家的地里拉，当进地的时候，后车厢将车头撑了起来，水箱里滚烫的水从佟卫的胸部流到腿部，导致严重烫伤。
这下，作为家里顶梁柱的佟卫，两年在家养伤不能下地劳动。当时，佟卫的大女儿出嫁了，好在有女婿的帮衬，家里才没有陷入绝境。为此，18岁的二女儿和16岁的儿子也早早不上学帮家里干活儿了。
佟卫说，家里的耕地先后被动了3次，分别为1983年、1992年、2001年，一次比一次多。佟卫烫伤被治好后，家里的地多了，生活也改善了，家里不仅种植蔬菜豆角、白菜、萝卜，还种有玉米、麦子。2007年，家里买了辆面包车，佟卫让儿子跑营运。
随着乌鲁木齐市城市的北移，广东庄子村的大部分土地被征收，佟卫家也一样。在2013年、2014年、2015年的3年时间里，佟卫家里的土地被征收11亩，获得土地补偿款100多万元。
佟卫说目前家里还有7.5亩地没有被征收，除了1亩由于缺水没有耕种外，6亩地仍然种着小麦。外加上世纪1962年分给自家的7分自留地菜地仍然种着自给自足的辣子、西红柿、白菜等蔬菜，可以说日子过的是越来越好！无论啥时候都要感谢党的好政策！生活在广东庄子村，真是掉在了福窝里啦！
黑 家
黑彦福，回族，今年78岁，生于1943年12月，广东庄子村二队村民。
黑彦福说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就在广东庄子村生活，打自己出生时就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听父亲说爷爷、奶奶那一辈家里有20亩土地，是买人家的。从小在广东庄子村就没有见过广东人，也没有听说过广东庄子村名字的来历。
黑彦福说，到他们这一辈家里姊妹7个，老大是个姐姐，自己下面还有个妹妹，在弟兄5个当中他排行老二，哥哥黑彦发、弟弟黑彦贵、黑彦明、黑彦云。因为小时候家里生活贫穷，自己只上了3年小学，家里文化程度最高就是弟弟黑彦贵，上了个初中毕业，曾经在所在的二队当了几年的出纳。
父亲黑万仓年轻时因为家庭负担重，积劳成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因病去世了。
在这半辈子，让黑彦福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己曾经是广东庄子村第二代汽车驾驶员（第一代汽车驾驶员有杨彦林、金立宝、卡生），因此和父亲相比，自己算是最幸运的，没有吃多少苦。
他当汽车驾驶员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期，那时正在推行“大锅饭”，乌鲁木齐县政府给广东庄子大队拨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在给广东庄子大队拨汽车的同时，临近的安宁渠大队也拨了一辆。
当时，大队干部可能是考虑到黑彦福是年轻人，20多岁，也可能考虑到他上过几年小学有文化，就让他跟上师傅学开“解放牌”汽车。
黑彦福说，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低，胆子又小，跟师傅学一年以后才熟练掌握驾驶技术。
学会开车以后，根据大队的安排，他多次跟师傅驾驶汽车到东山拉羊粪，或到煤矿拉煤，或到南山拉木头，为大队和各生产队的村民拉运东西。后来，他又到四十户乡政府开车。
改革开放以后，黑彦福不再给别人驾驶汽车了，而是自家购买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后来又换了一辆“东风”卡车，跑运输给村民拉些杂物挣钱。
现在年龄大了，家里的土地也因城市建设被征购了，黑彦福不再驾驶汽车跑运输了，而是在家里没事带带孙女，和老伴儿享受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田 家
田文宝，回族，生于1951年，广东庄子村四队村民，是广东庄子村为数不多的老党员之一。田文宝说自己的先辈是宁夏人，祖先随林则徐禁烟，被一起充军来到新疆的，起先在奇台县的半截沟落户。后来，田文宝的爷爷来到米泉县东宫村落户，爷爷有弟兄两个，一个有后代，一个没有后代，田文宝的父亲就过继给没有后代的叔叔当儿子，并来到了广东庄子村当长工落户。当时广东庄子村没有多少户人，就陈家、杨家、马家、佟家、邢家，这里的土地基本上由这几个家族统管。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实行土地改革后，广东庄子村归乌鲁木齐县四工乡。当时，田文宝的母亲任广东庄子村的妇联主任。
1949年，新疆刚刚和平解放，当时的情况就像那部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剧情。以王震旅长为首的三五九旅开赴新疆南疆并解放了南疆，但以乌斯满 (台湾蒋介石委任匪首乌斯满为新疆反G总司令)为首等匪徒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他们把奇台南山大、小红柳峡一带作为反革命的巢穴，东向巴里坤取包围态势，伺机夺取哈密，截断人民解放军与关内交通。又以主力由奇台沿公路向西窜犯，企图攻占新疆首府迪化。
当时三五九旅多为四川、湖南籍官兵，不会骑马，而以乌斯满为首的土匪都骑着马活动骚乱，行动迅速，很难对付。
为尽快、彻底剿灭以乌斯满为首的土匪，军管部门决定在新疆本地征招骑兵。于是，田文宝的哥哥田文生便于1953年在安宁渠区公所参军入伍。田文宝记得当时和父亲、母亲一起前去为哥哥送行，哥哥田文生胸前戴着朵大红花，骑匹高头大马，好不威风。和哥哥田文生同时参军入伍还有另外两人，他们分别是四十户和保昌堡的。田文宝至今还能很清楚地记得哥哥田文生所在部队的番号： 新疆军区3718部队3分队7小队。
以乌斯满为首的土匪，被解放军骑兵沿天山追剿到新疆北疆的阿勒泰。
一天晚上宿营，哥哥田文生作为哨兵，挎着一支冲锋枪在营帐外执勤。天快亮时，哥哥田文生看到盐碱地里有动静，就大喝一声：“口令！”结果对面一枪打过来，哥哥田文生腿部受伤，他忍着疼痛扣动冲锋枪扳机，一梭子弹飞了出去，击中了不明人一只耳朵，不明人立刻被打蒙了。听到枪声，战士们立马从营帐里出来将不明人活捉。
经过审讯，得知不明人是乌斯满派来的探子，是专门侦探剿匪小分队的行踪的人数，以设法将小分队袭击掉。
然而，最终的结果是，我剿匪部队将乌斯满匪徒打的最后余3人，只剩下了乌斯满的妹妹和一个副团长，被包围在一座蘑菇山上，乌斯满的妹妹中了5枪，副团长中了7枪，而后两人相继开枪自杀，乌斯满被生擒。匪首乌斯满的公审大会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后，匪首乌斯满当场被人民解放军执行枪决。从此，新疆就稳定了。
1957年，哥哥田文生复员被安置到迪化（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工作，但他却执意要回到广东庄子大队种地。1958年，哥哥田文生被抽调到米泉县白杨河炼钢厂当连长，实行军事化管理。一年以后，炼钢厂解散，哥哥田文生又回到了广东庄子大队开办的“大食堂”当管理员，直到“大食堂”解散。1962年，哥哥田文生因盲肠炎去世。田文宝说，这在现在不是个大病，但在当时医疗条件差的情况下，却是个大病。
田文宝说，土地改革时，母亲是四工乡的妇联主任；实行互助组时，母亲就不再是四工乡的妇联主任了。
田文宝说，“互助组”就是组织大家相互帮助种地，那时贫下中农家的地、粮食、房屋、耕牛、劳动工具都是从地主家分来的，谁家的东西都不全，互助组就能发挥让你出一头牛，他家出一个犁的作用，共同将自家的地种植好。
1953年的前后，母亲曾多次带着三、四岁的田文宝到乡上开会，能走动就走，走不动了母亲就背着他走，因为那时村里没有车，只能步行。那时的广东庄子村全是大榆树和黑树窝子。从广东庄子村到四工乡全是沙滩路（大致为南北走向）。那时没有水库，一到夏天发洪水，洪水就顺着乌鲁木齐现在的河滩路向北直下，到了现在的粮校附近，就开始分成两股，一股从米泉的上沙河过去向北，另外一股从四工乡向北直下到广东庄子村。到了广东庄子村的这股水又分开两股，一股流到四十户乡，一股流到了青格达湖乡。
1955年，广东庄子村购买了历史上第一辆，由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生产制造的“解放”牌汽车。当时没有钱，全村就挨家挨户收集鸡蛋和鸡卖钱购买了这辆“解放”牌汽车。田文宝说当时这辆“解放”牌汽车也就值几千块钱。
当时广东庄子村不叫广东庄子村，而是叫广东庄子大队，大队长叫马万有。
那时就四十户和广东庄子村有人烟，现在的纬一路、纬二路向北的青格达湖乡、一直到米泉县长山子镇，全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荡，狼、野猪经常出没。
1958年，因为要“大炼钢铁”。 广东庄子大队由乌鲁木齐县政府移交给米泉县政府领导，此时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便被米泉县政府给开走，并在广东庄子大队抽掉了一些青壮年到米泉的白杨河、铁厂沟去炼铁。
1959年，广东庄子大队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地处一名叫马仁家的院子，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名字叫欧阳，江苏人。
当年，田文宝还和父亲、母亲在白杨河炼钢厂。为了孩子上学，田文宝的父亲私自将田文宝送到广东庄子小学上学，因为没有请假，回去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原因是军事化管理，田文宝的父亲事先没有向领导请假。为了孩子得到照顾，田文宝的母亲被批准回到广东庄子照顾儿子上学。
1965年，田文宝小学毕业，并考上了安宁渠公社中学，但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学生搞串联，老师成了“臭老九”被批斗，吓得一些老师都跑掉了，学校不开课，学生也不上课，学不上东西。田文宝没有和同学们一起搞串联，也不参与“打砸抢”。这期间，田文宝白天在广东庄子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或冬天业余时间自学文化知识。因为他深知，没有知识干啥都不行。他爱思考，酷爱读书先后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此外他还练习钢笔书法，偶尔画画，唱唱歌、学学简谱。
到了1960年，田文宝的父亲当上村里的贫协主席。那时的广东庄子村有5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贫协主席。不能小看这贫协主席，这贫协主席在村里还是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发言权的。村里有啥事情，一般都由贫协主席研究决定，因为那时在农村，是贫下中农决定一切的年代。比如：如果村里人谁犯事了，村里就召集贫协主席开会，具体拿出处理意见，如果这人平时表现不错，不是故意而是由于一时疏忽，或是一时糊涂，犯了事，贫协主席会议研究讨论，并提出是否可以从法律上给与量刑的意见。
据田文宝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广东庄子村的老百姓生活并不好，吃的是红高粱面“拨鱼子”，解大便困难。他当时已经十一岁了，大便有次三天三夜拉不下来，父亲就抱着他，母亲用根小木棍儿，一点一点为他掏出来。
那时，全国各地农村到处刮浮夸风，广东庄子村也不例外，如：亩产200斤粮食，硬上报为亩产400斤，按上报的数目全都将产下的粮食交“公粮”了，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吃？广东庄子村的老百姓春天吃榆钱儿，夏天吃苜蓿包子。在内地有饿死人的现象，在广东庄子村那时没有。
田文宝说，广东庄子村的老百姓除了因“浮夸风”，欺上瞒下导致的贫穷外，种地机械差、土地不肥沃、缺水也是主要原因。
那时，在广东庄子村，犁地是二牛抬杠子，犁地浅；与其说是土地，不如说是戈壁滩，土质硬，不肥，乏力；浇地全靠乌鲁木齐红雁池延着和平渠流下来的山水，特别是在每年的五至六月份，广东庄子村的上游，位于乌鲁木齐大寨沟、小西沟的农民，都把水给截流掉浇地了，等人家浇够不浇了，
才由粮校流下，广东庄子村才能浇上水。后在共产党的领导，号召军民齐修和平渠，就是现在通往五家渠的这条渠。在修这条渠的时候，青年人不分白天黑夜，用爬犁去西山运石头。当时的公社书记是三五九旅转业下来的刘凤岐，在他的带领下，老百姓的干劲儿高涨，精神振奋。
1972年，安宁渠公社将田文宝抽调到先锋大队贫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在贫宣队每天就是开会、搞宣传。队长是公社副书记张秀珍，队员有蒋秀珍，四十户的尤努斯、于金坤，联合大队的刘永秀。
1973年，因为广东庄子小学师资力量缺乏，田文宝又被抽调到广东庄子小学任民办老师，负责全校一、二、三、四、五年级（那时是5年制小学教育）的体育、音乐、美术课，一直到1975年。
1975年4月，田文宝被调到广东庄子大队当出纳兼采购员。其间，正是乌鲁木齐市工作队下乡驻村工作的时候，当时有乌鲁木齐县法院的马义，乌鲁木齐市粮食局局长袁扇子，以及乌鲁木齐县公安局的几名工作人员。1976年7月1日，天文宝在广东庄子大队入党，和他同时入党的还有同村的王金发、马成光两人。
1983年改革开放时，田文宝被调到四十户乡政府担任出纳、统计员、财政收费员，身兼三职。3年后的1986年，因家里孩子小，地里庄稼无人管理，田文宝又回到村里种地。1986年秋天，田文宝又被选为所在生产队的出纳、电工。1990年田文宝被调到广东庄子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其间，被选为乌鲁木齐县人大代表，一直到1995年离职当农民。
现在，田文宝和老伴儿住在自家的自建房子里，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马 家
马占军，广东庄子村一队村民，回族，生于1963年，是现任一队队长马占权的哥哥。 马占军说，小时候听人说一队、七队的一些大榆树，现在还有两棵，从树的形状 、长势来判断，在200年以上，这样来推算，应该是广东人在这里居住生活时栽植的。他还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村里还有庙宇、学校遗址。如果广东人在这里短期居住，不会有这些建筑，由此可见，居住生活的时间不短。
在他的记忆中，有一天村里突然来两个广东人，一男一女，说是来广东庄子村来寻宝的，称是他们的父辈在这里生活居住时留下并埋下的，埋到了哪个位置不知道，最后找到了没有不知道，他们具体哪天离开广东庄子村的也不知道。
马占军说，在上世纪，他的爷爷马志云是新疆第一拨到国外参加朝觐的少数民族代表。那是在1943年，由当时的国民政府组织全国的43人去朝觐，马志云是其中之一。那时，马志云先是骑马到甘肃兰州，然后在兰州坐火车到上海，再和同行者坐轮船到阿拉伯国家麦加，一去一来需要3年的时间。
马占军的爷爷马志云弟兄七个，是由米泉的太平渠搬迁到广东庄子村的，是个大户人家，家里有磨坊，牛羊成群。家里雇佣的长工不少，在长工里面，他记得最有名的是维吾尔族的米力甫。在马占军家窜门，和马占军从小一起长大的马学礼在谈起长工米力甫时也是记忆犹新，感受很多。
长工米力甫是新疆吐鲁番人，患有白癜风病，在广东庄子村的马家做长工多年，主要是犁地，后来去了吐鲁番，活到七十多岁，因病去世了。
马占军、马学礼童年七、八岁时，在外面玩耍肚子饿了，两人不止一次趁米力甫不在家时，从窗户爬到长工米力甫居住的房子里，吃米力甫做的饭（皮带面，没有菜），或汤饭，汤饭里面有时有肉，有时里面只有西红柿。当时，米力甫六十多岁，脾气好，虽然也知道是小孩子偷吃了他做的饭，但他却从来没有生气的意思。
那时广东庄子村的人烟稀少，村里的人喜欢在现在的一、七队附近坟地的北面聚集，后来由于人口多了，就规划搬开了。广东庄子村的土地面积很大，一直到乌鲁木齐铝厂的北面，主要种植西瓜，据说是主要用乌鲁木齐东八家户的渠水浇灌农作物。当时，西瓜、白菜、苜蓿草被称广东庄子村的“三大宝”。
马学礼说广东庄子村最大的西瓜麻袋都装不进去，童年时到生产队西瓜地里偷西瓜，抱不动，推到浇水的渠沟里，顺着流动的渠水，借着水的冲力将西瓜滚走。除西瓜外，他和小朋友们还偷吃地里的黄蛋子、白皮脆。
谈起童年的趣事，马学礼和马占军相互谈笑得合不拢嘴。
马占军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庄子村还是比较富裕的，有砖窑（位于广东庄子村一队），煤矿（地处米泉的芦草沟），因为家家户户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要烧煤，那时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煤矿，公社也有煤矿。如需要煤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用马车各拉各的，拉回来再一堆、一堆分给各家各户，每堆大概有200公斤左右。
马占军说过去的广东庄子村分为上庄子和西庄子（后又叫东庄子和西庄子），上庄子指的是二、三、四队所在的位置，西庄子指的是一、七队所在的位置，回族居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在一、七队。过去广东庄子村一共有五个队，现在成为七个队（一、七队原本就是一个队，五、六队是原来的五队，二、三、四队没有变化，据说分队的原因是村民意见分歧不和导致的）。
1978年，马占军十七岁，初中毕业，在广东庄子村六队当会计。实行土地承包责任之后，生产队里陆陆续续将土地、耕牛及其它财产分到各家各户，当时的政策是分的速度越快越好。为了种好地，根据各家的实际情况，几户分摊一头牛。有的生产队还有点犹豫不决，不想分产到户，最后一看分开好，也开始分了，直到1982年才各自分完。马占军参与了当时生产队的分地，土地面积全部用算盘和计算器算出来的。
那时村民很和睦、团结，尤其在夏季麦收时节，当天气一变，看要下雨了，不用招呼，社员们就纷纷来到打谷场上，相互帮忙打、收粮食；盖房子也一样，不用喊，乡亲们互相帮忙，扎墙、上房和泥，一天的活儿半天房子就盖起来了。
当了两年的会计之后，马占军开始在家里种地。两年之后，他又到四十户乡青年预制厂干临时工，刚好那里的会计是马占军当会计时的师傅，师傅后来又介绍马占军到当时的安宁渠公社预制厂当技术员，干到1984年。
1986年，乌鲁木齐北郊区（安宁渠乡、青格达湖乡、四十户乡、六十户乡）加强共青团建设。这一年，马占军当上了广东庄子村6队的团支部书记，后任广东庄子村团总支书记，再后来被四十户乡团委推荐到安宁渠干部职业学校培训学习半年，马占军又担任了四十户乡团委书记兼村长。马占军说，当时所有被推荐参加培训学习回来的，都担任了乡或村里的财会或干事。
马占军说那时的广东庄子村就是个空壳村，只有办公室，办公室也很少有人，村上的财产全部归乡上管理，当时村里有个面粉加工厂，也归乡上。他在村上任职时曾经从外面引进了一家苏氏面粉加工厂，后因受到乡上面粉加工厂的影响，运营不下去了。后来，归乡上的面粉加工厂又返回到村上，名字就叫广东庄子村面粉厂。
1993年，马占军又回到了生产队种地。家里土地被征收后，没有土地种了，马占军有时外出打打零工，有时赋闲在家，安享生活。
马存，广东庄子村五队村民，回族，生于1966年8月，今年54岁。马存说自己在广东庄子村出生，在广东庄子村长大，自爷爷那一辈子来到在广东庄子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三代人了。
和不少的家族一样，马存说先辈是宁夏人，在乾隆年间就来到新疆谋生了，起先在昌吉的三坪种地生活，冬天时要用马车到米泉的铁厂沟或铁厂沟拉煤，拉煤时路过当时的驿站四十户休息，而四十户和广东庄子村的土地紧挨，后来觉得四十户这地方不错，就从昌吉三坪搬迁到四十户（民国时期就有了，当时叫四十户乡公所），后来四十户的一部分村民划归为西村和东村，一部分村民划归广东庄子村，实际上东村、西村和广东庄子村也就一路之隔。
刚来四十户，马存说先辈从事的是畜牧业，且自己垦荒，后用自家的羊换了些地，加上自家开垦的，有了100多亩土地。马存说到了父亲和自己这一辈子，就成了真正的农民，不再从事畜牧业了。
马存说过去广东庄子分为西庄子（一、七队）、上庄子（二、三、四队）和下庄子（五、六队）。西庄子、上庄子都处在东四支渠的上游，而下庄子处在东四支渠的下游。每当村民浇地时，处在下游的下庄子老是因浇不上水发生矛盾，后来经上级有关部门研究批准，干脆将西庄子、上庄子和下庄子合三为一广东庄子，矛盾由此解除。
直到现在，广东庄子村当地村民口语中还时常提起西庄子、上庄子和下庄子，外人如果不问究竟，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
陈 家
陈彦荣，广东庄子村二队村民，回族，生于1933年，今年88岁。陈彦荣说自从他太爷的那一辈子就开始在广东庄子村生活了，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人了。他说，1962年广东庄子村进行土地规划，修路，将一家一户的小块地规划到一块。
为使得土地面积大一点，村民们把地里所有的大小榆树全部挖掉，然后用“东方红”牌拖拉机犁地，犁完后推平。这时候成立了农业社，村民都成了社员，开始挣工分，当时二队一工分可值两块钱，年终粮食统一分配，多劳多得。
陈彦荣说其他生产队也有一工分值一块五毛钱或一块两毛钱，各队的实际情况不一样。
陈彦荣有5个儿子（陈志华、陈志俊、陈志新、陈志国、陈志明），3个女儿（陈英、陈慧、陈梅），一年收入最高2000元，还要扣除分的粮食、食用油、牛羊肉，这么一扣除，到手的钱所剩无几。虽然分粮食定量，当时大人、孩子一家人还是够吃的。
1983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家里生活条件就更好了。 1983年广东庄子村有6个队，每个队的土地有6000亩。没有肥料，就用草积肥，后来庄稼用上美国生产的化肥，但价格贵，开始时一袋60元，后来长到了一袋100元，而国产化肥开始是30多元一袋，后来长到50多元一袋。
陈彦荣的二儿子陈志俊说，在过去，杨家和邢家都是通过做生意来到广东庄子村落户的，而马家、陈家人多是通过种地来到广东庄子村落户的。
陈志俊说：“文化大革命时自己弟兄姊妹吃了不少苦，原因是出身是‘地主成分’，生产队的苦活儿累活儿专让成分不好的去干。记得父亲陈彦荣偷了点地里的油菜，被发现后挨了打，这还不算，人家还将油菜绑在父亲的身上游行。其实，那时生活条件艰苦，社员有几个不偷生产队地里东西的？我们兄弟姊妹8个，我小时候就知道父亲和大哥陈志华是劳动力。因兄弟姊妹多，家里生活条件差，上不起学，大都中途辍学，文化程度高的不多。除了妹妹陈英是小学六年级毕业外，另外的兄弟姊妹没有一人上完小学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包产到户后，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家的 ‘地主成分’帽子也被摘掉了。”
支 青
支青，就是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人。
写广东庄子村的历史，就不得不写1959年支边来到广东庄子村的支青们。可以说，他们的到来，为广东庄子村多年来的发展、建设做出了积极地贡献，功不可没。他们，连同子孙后代，都融入到广东庄子村这片广阔的土地。
单维君，男，汉族，今年78 岁，是广东庄子村7 队村民。
单维君从老家支边来广东庄子村时17岁，人称“尕连长”。 支边来疆前，他被公社任命为带队的副连长（连长为王炳友）。因为年龄小，即使多年以后，仍然被村民称之为“尕连长”。
单维君是安徽蒙城楚村镇（过去叫楚村集）沟北村路边单庄人，生于1941年，1957年在楚村集学校高小毕业，在初中补习一年后，于1958年考入蒙城县农林干部学校， 1959年8月，正是学校放暑假期间，便响应党的支援新疆建设的号召，积极在楚村公社报名支边来疆，并被任命为带队“副连长”。
当时，在楚村公社召集支边青年的同时，邻近县有太和、临泉、阜阳，邻近公社有三义、望台、顺河也在紧锣密鼓进行。
作为带队“副连长”，一路负责60多人（有部分孩子）的吃、住、行事务。
他们先从蒙城坐解放牌汽车到到蚌埠，在蚌埠住了一晚后，又从蚌埠坐拉牛、马的闷罐火车直接到尾亚（新疆同甘肃的交界处）。当时的火车铁轨才修到尾亚，还未到新疆的柳园。
说起来话头长，“土地改革”时的楚村公社书记张志田，曾经驻村工作住在单维君的四奶奶家里，因此和单维君很熟识。单维君八、九岁时，张志田晚上到其他村检查工作时，他常常跟在张志田屁股后面一同去，且还挎着张志田的盒子枪。正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支边报名时他直接去找的张志田。张志田说：“去就去吧！”
因为是在暑假期间，单维君正在上学的学校也不知道他报名支边的事情。来新疆的第一年，单维君给蒙城县农林干部学校（地处李庵桥农场）邮寄了半公斤的哈密瓜籽，以此感谢学校的培养教育。后在和同学的通信中得知，他邮寄回去的哈密瓜籽种植成活，但是由于水土、气候等原因，所结的瓜不甜，含糖量明显不如新疆种植的高。
话说单维君和60多人一起来到尾亚车站之后，开始换乘敞篷汽车（货运）前行，车到哈密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坐敞篷汽车，先后途经七角井、木垒、奇台、吉木莎尔、阜康，最后到新疆的米泉。
问起为何不走南疆，而从北疆绕行？
单维君说那时正值8月盛夏，天气炎热，绕行南疆会更加困难，绕行北疆，相对比北疆天气凉爽，利于行进。
到米泉时是白天，米泉县政府为支青们开了座谈会，受到了米泉县政府的热情接待。单维君作为带队“副连长”，和县委牛书记一起吃饭并喝了酒。当时，包括安宁渠在内的广东庄子大队、四十户大队、保昌堡大队都归米泉县政府管辖。随后，广东庄子大队、四十户大队、保昌堡大队分别去了马车，将县政府分配给各自的支青拉回了村里。
单维君和40多名支青坐着马车来到了广东庄子大队，一进村，广东庄子大队的领导、社员聚集在村边载歌载舞迎接他们的到来。接着，根据各生产队的要求，40名支青又分别被分到了5个生产队，单维君被分到广东庄子大队第一生产队当社员。
当时广东庄子到安宁渠公社没有一条像样的直路，千年古道河坝路，路基很深，距离路面少则半米，多则一米，道路弯弯曲曲，四周围到处是榆树窝子，条件艰苦。他们来后首先接触到的劳动就是和社员们一起，将榆树窝子的榆树挖掉，进行土地平整，规划条田。
从此，支青们便和传统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像那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树根一样，扎根融入到广东庄子这片贫瘠、广袤的土地。
那时他们种植的农作物有麦子、玉米、高粱、胡麻(榨油用)，以经济作为主的有西瓜、甜瓜（有黄蛋子和白蛋子），每个生产队种的西瓜都有100亩。有时种植也根据各自生产队的实际情况，虽没有硬性指标，但基本上是随大流，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那个经济落后的年代，广东庄子和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生产效益很低，一个劳动工相当于5毛钱或8毛钱，1块钱属于高的，就这，各生产队也不一样。
吃饭是在村里“大食堂”，凭饭票吃饭，一个劳动力一个月的定量饭票是30多斤，大人、孩子都有明确规定。到了1961年，“大食堂”散伙，村民们各自回家里做着吃。也就在这一年，单维君回安徽蒙城老家探亲并结婚，将妻子带回到了广东庄子。自此，广东庄子每家每户分了自留地，种粮、种菜更为方便。有了自留地的补充，生产队种的的粮食再分一点，社员们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能够解决了。我国内地的“三年自然灾害”，可以说对广东庄子的影响并不大。
1983年，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单维君全家8口人，6个孩子，分到了17.8亩土地。种了一年地，单维君家成为全村第一家万元户，第一家买来彩色电视机，买了小汽车。1985年，单维君全家开始搞养殖，养鸡100多只，开了孵化鸡场。1990年，单维君全家养鸡、养猪，种葡萄树，发展经济，1991年，单维君被乌鲁木齐县评为“三大副食品基地先进代表”（全乌鲁木齐市共有108个先进集体和个人）。
单维君记得，那是在乌鲁木齐市青少年宫开的表彰会，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亲手为他颁发了奖状。他说奖品是一件风衣，他没有穿，送给朋友了。
他说当时在乌鲁木齐地区所辖农村养殖、种植上，他属于最早的，因为种植葡萄树的成功，他还被乌鲁木齐县林业局评为先进代表。
1995年，单维君将孵化场搬到的8015部队农场，养鸡场搬到了一个部队废弃的家属楼，年收入几十万元，家里买了一辆 “一三一”（ 6座位）小汽车。
单维君说全家各有分工，妻子管理养猪场，大儿子管理葡萄园，后大儿子又承包了60亩地，扩大了养猪场和葡萄园的面积，孵化场给小儿子了。1996年至2000年，单维君一直都是兰州正大公司鸡苗销售的代理。
可以说，市场经济让单维君尝到了甜头，他的举动也影响了村里的一些人不再单纯依靠土地，开始走出去寻找其它赚钱门路。
姚炳善，男，汉族，今年82岁，是广东庄子村2队村民。
姚炳善是1959年支边来到安宁渠镇广东庄子村的。他说来时自己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毛头小伙子，和同行们一道，先从安徽蒙城坐敞篷车到蚌埠，然后从蚌埠坐绿皮火车到尾亚（新疆和甘肃的交界处），再从尾亚坐拉煤的卡车，一截路一截路地换车，不知道换了多少次卡车，才来到新疆的米泉县。
征召支青有几道程序，首先是报名，然后是严格的政审，是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分子的不要，当过国民党兵的不要，有犯罪前科的不要，主要面向单身男女青年，成家的夫妻即使被通过，带孩子最多带一个，多半是贫农成分的农民子弟。
此后，在米泉县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同行的有60余人，一部分被分到了安宁渠公社四十户大队，一部分被分到广东庄子大队（当时不叫广东庄子村）。姚炳善清楚地记得，那天，广东庄子大队和四十户大队去了几辆马车，将他们拉到各自被分的大队。
当时，不知是谁编了一句顺口溜：千里遥远，万里登山，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谁来支边？
刚来时，没有地方住，大家住在广东庄子大队邢发玉家老平房里（土房子）。接着，和姚炳善一起来的30余名支青又分别被分到5个生产队。生产队没有房子住，支青们就自己想办法解决住处。姚炳善说，有的住菜窖里，有的住没有养猪的猪圈里，还有的住干打垒，就是没有木头支，用草和泥巴糊起来的筒子型 “房子”。
在当时来的支青中，不管是单身还是带家属的，一律都在村里的“大食堂”凭发的饭票吃饭，饭票为月票，上面印有100公分和200公分字样，吃多少食堂管理员就用笔划掉多少。单身在食堂吃，带家属的将饭打回去吃，因为还要考虑到家里的孩子。
姚炳善说：“说实话，不够吃！”
饭不够吃咋办？有的是办法！到地里，将苜蓿草顶叶掐掉，回到住处，煮熟吃。
1958年至1960年是内地“三年自然灾害” (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可以说，来新疆的支边青年实际上是躲过了自然灾害。在内地有饿死人的例子，而在新疆却没有。
来到广东庄子大队后，工作就是干农活儿，犁地、播种，浇地。浇地时，穿个牛皮做的皮窝子， 这样就可以来回在浇了的地里来回走，不容易脚被扎破。
姚炳善说：没有毛主席，就来不到新疆！那时可不像现在这么交通便利，汽车、火车（高铁），还有飞机，1959年火车都还没有通到新疆，如果不是政府派卡车、马车轮换拉运，靠个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来到新疆的！
1959年，广东庄子还没有一口水井，姚炳善说支青们和村民吃水比较困难，尤其在冬天。他们平时吃的是涝坝水，渠水。到了冬天，和平渠水结冰，水流不下来，他们就将涝坝、渠里的冰砸破，设法化开，人，牛、马都吃。有时，将下了的雪全部堆积到房后积攒起来，待到春天消融成水，仍然是人，牛、马都吃。当然，天气热了，涝坝里的水不结冰了，渠里的水开流了，吃水相应要容易些。
那时的广东庄子通往安宁渠、四十户、米泉，横竖还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所谓的道路就是河坝和戈壁滩，只要有人迹走过，它就是道路。直到1963年，经过政府部门规划，广东庄子通往安宁渠、四十户、米泉，才有了正规的乡村道路，但这些道路是土路，并非沥青水泥路。
姚炳善说：如果有汽车从路上跑过，一溜灰土飘起！有些路段灰土可以到人的脚脖子那么深！
在政府部门规划农村道路的同时，村里也规划了居民点，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始盖土房子，盖好后，先无偿供村民居住，此后按当时土房价值分期扣钱，一座土房子最多价值400块钱，扣完钱后，土房子就完全归村民所有。不过，此项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一度被停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些家庭孩子多了，人口增加了，村民们开始自己盖房子，有单独盖的，也有合伙盖的。为此，村里给分了宅基地，有一亩地的，也有七分地的，根据家庭人口实际情况而定，后来全都按五分地给分了。
谈起他们所种植的农作物，姚炳善显得异常兴奋和自豪。他说当时的广东庄子、四十户、保昌堡，是安宁渠的瓜果之乡。夏天，这里种植有西瓜、甜瓜（俗称黄蛋子和白蛋子）、南瓜、葫芦、茄子、辣子、西红柿、长短豆角、苜蓿；秋天，这里种植有大白菜、苞米、胡麻、小扁豆、豌豆、高粱、青稞、小麦、大麦、谷子。
所种植的蔬菜，全部供应给乌鲁木齐市区。每当收获季节，以生产队为单位，用马车将摘下来成吨的蔬菜一车一车送往乌鲁木齐市蔬菜公司，再由乌鲁木齐市蔬菜公司对全市的蔬菜门市部进行批发。
支青们和其他社员一样，劳动挣工分，按工分分粮食，当时有基本粮和出勤粮之分，基本粮食是每人每年12斤，不论你劳动不劳动；出勤粮是一天分1斤，出勤越多分的就越多。吃粮可以每月打一次，吃油可以一年打一次。生活烧的煤炭是生产队的马车到不远处煤矿拉的，拉回来后分给各家。
人们主要吃的是细粮，细粮不够吃的情况下吃粗粮，当然，吃细粮是在交完国家公粮的前提下。当时农作物的产量低，一亩地最多打粮食50公斤，因为土地不肥沃，没有化肥
1964年，村民开始有了自留地，有了自留地后，生活条件就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除了姚炳善、单维君外，还有以下支青，他们分别是：王炳友、孙灯山、张廷军、黄玉山、邵坤贤、黄玉喜（老红军）、李相池（老八路，参加了淮海、解放华中南战役）、李士富、单德胜、申守本、康子秀、康子光、顾美英、黄少文、单立志、张立善、贾兴邦、邵正清、焦云兰、黄贺远、席庭袖、康素萍、陈翠芳、何怡鹏、焦培黄、胡学英、何建美、戴玉梅、过家全、杨建周（当时的高中生）、沈万明、李文发（参加了淮海、解放华中南战役）、王永茂。
后 记
若干年后，随着土地的逐步被征收,乌鲁木齐市“村改居”工作的推进，广东庄子村的村民也将迅速成为市民，广东庄子村，尤其是那些自建房屋以及院落也将不复存在。为拯救广东庄子村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一些资料以及值得回忆的东西，特写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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