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代称晋国,来到山西,我就不断地耳濡目染到这“晋”字。整个山西分为晋北、晋中、晋南;山西现在打造的旅游品牌是“晋善晋美”;山西人把经商的人称为“晋商”;我们参观的山西古代民宅大院美其名叫“晋商文化之旅”。
印象中的山西很穷,这种感觉直到我踏上山西这片土地之初还没有改变。汽车一路行驶,到了山西境内,眼前是贫瘠的土地,荒凉的大山,空气里弥漫着风沙和尘土,生存条件竟是如此恶劣,难怪古来会有一代代的山西人背井离乡走西口。但是,我的这种习惯思维马上被接下来几天所见所闻打破。那天,当我来到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看着外观威严高大,内视富丽堂皇的晋商宅院,我开始对自己以往的想法产生怀疑。身处江南的我,走过的富人豪宅不算少了,可我还从来未见到过如此大的豪宅,一个乔家,就有六大院,十九小院。旁边导游还在介绍:这不是山西唯一的最大最好的民居,另外还有王家大院、渠家大院、申家大院……
二
把晋商大院变成了文化,这是山西人的高明之举。因为山西人隆重推出乔家大院,所以我们做客乔家。
乔家大院的闻名遐迩得感谢张艺谋导演。当年,他借乔家的场境拍摄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乔家大院一炮走红。而现在是反过来,一部反映晋商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因片名为《乔家大院》而吸引观众。
乔家大院,是一座集中体现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独特风格的宅院。它外观威严高大,宛若城堡;内视富丽堂皇,形若故宫。走进乔家大院,一条笔直的甬道把六幢大院分隔成两旁,六个大院又分成十九个小院。我在想,当年张艺谋影片中那句经典台词“几院点灯”,也许是受乔家那六大院十九小院的启发而得来的吧!
整个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正的双“喜”字,将欢悦祥和融尽其中。乔家的发起,得从乔家创业的始祖乔贵发说起。乔贵发的父母是一对老实巴交的农家夫妇,在贵发幼年时便相继去世。贵发从小受到亲朋岐视,乡邻冷遇,稍长一点后,便孤身走西口,开始艰苦创业。他在包头苦干了30年,由小商贩起家,创设了广盛公字号,为乔氏家族的商业活动开创出一条黄金通道。乔贵发生有三个儿子——全德、全义、全美,三堂子弟均能秉承先祖遗志,在商业领域奋力拼博,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称雄商界200余年。乔家的孙子辈,在中堂的主人乔致庸,是乔氏家庭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青年时中秀才,后治商有道,使乔家称雄于包头,活跃于全国。乔家建起了在中堂,并不断修缮扩建。1937年,芦沟桥的炮声无情地打破了这个大家族的富裕生活,在中堂合家60余人,因不堪日军的骚扰,纷纷离走避难,从此再没有回到乔家大院。
“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来到乔家大院,领略到了古代民宅建筑的细致、巧妙和精湛,感受了乔家的富丽堂皇。走过看过,带来的是深深的思索。我在思考,透过高高的围墙,深深的庭院,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什么?
从乔家大院,可以看到古代山西人的保守意识。山西晋商大院的特点:一是外墙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房屋的顶都是单坡顶,雨水都流在院子里,喻为“肥水不外流”的意思。乔家大院,反映了山西社会的传统观念,以及不受外界影响的传统习俗,体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内地古朴闭塞的民风,也体现出近代山西人在一定程度上观念的陈旧性和保守性。
从乔家大院,可以看到了自古以来的敛财意识。山西晋商大院,是近代山西社会的一大缩影,也反映出国人对待财富的两种心态,一是财不外露,一是张扬炫富。这两种心态看似矛盾,其实折射出国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富裕了不是置地就是购房,总希望把更多的家产留给后人,把自己的名声流传于世。再看全国,不仅山西有乔家大院,全国各地都有“乔家大院”,扬州的何园、个园,江苏的周庄,南浔的小莲庄……从中也反映出国人的普遍心理:富人要豪宅,百姓要住房。国人都希望有稳定的住所,所以倾其所有,不断地扩建自己居住的范围,希望自己的家富丽堂皇。不仅古人如此,就是现代人也是如此,
从乔家大院,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购房置地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也是很强的农民意识。这些达官贵族尽管早已脱离了农民身份,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小农意识的根深蒂固,造就了国人浓厚的土地意识。尽管人们都知道地主无三代,豪宅易主多,可是人们一旦有了钱,还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建豪宅,盖大院,以至于很多豪宅今犹存,不见主人在。
如今,乔家大院成为了山西省祁县博物馆,一院为乔在中堂史料馆;二院为珍品馆;三院为经商习俗展;四院为花园;五院为人生礼仪展;六院为衣食住行、岁时节令、农事习俗展。乔家大院,再一次告诉了人们,显赫之时,便是衰败之日。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兴衰史,都有自己发展的周期律。一个家族特别是那些名门望族也都有兴衰的周期律。各个家族无不反映出物极必反的铁的规律来。家盛必衰,物极必反,古今未来,没有人能打破。这是一个深刻而不容回避的问题。
三
如果说,在乔家大院,我仅仅感受到的是乔家人的富,那么,在平遥古城,那才是真正地感受到了山西晋商的富。
走进平遥古城,那高大的城门,古老的城墙,巍巍的城楼,独特的民居,沿街的店铺,看得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的思绪渐渐混乱起来,这是在哪里啊?真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平遥古城,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它的城墙始建于明朝初年,后经多次补修和增设,到了康熙四十三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筑起了四面大城楼而成为现在如此壮观的城池。整个平遥古城的布局,完全按照中国汉民族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布局程式,总共设有以瓮城为结构的六道门,南门为首,北门为尾,东西两面双双相对四门为四足,宛如一只正向南爬行的灵龟。因为在古代,龟是美好与吉祥的象征。
平遥古城的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古城西大街是当年晋商的生意场所,被誉为“大清金融第一街”。这里,曾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作家余秋雨在《抱愧山西》把它称之为“是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金融发展史一个里程碑所在”。所以,在我看来,它相当于中国国内的第一家银行。
赫赫有名的日升昌,也不过是一处普通的四合院式的临街铺面房而已,除了进门口那个石头铸成的大元宝带给人一点财气的感觉外,也没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当我从日升昌的西柜房走入地下金库,那堆积如山的白花花银元宝,那排列整齐的金灿灿金币,让我的心一下子忐忑不安起来,这是真的吗?据说,这还只是存放日常流水所用的小金库,院内还有一个较大的金库沉埋在地下,至今仍是个未解的谜。
据记载,平遥城内出现过22家票号,而当时全国有票号51家。这些票号总号在平遥城内,分号遍及全国各地,平遥在全国各商埠重镇设立分号有40余处,在全国各地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平遥城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金融城。
至此,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余秋雨在对山西晋商作了一番研究后,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仅从这票号的数据上来看,我已经不再怀疑山西人的富。但是,平遥仅仅是一个县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票号?我对这个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值得欣慰的是,我在日升昌找到了答案。日升昌后院的过厅两侧有两间窑洞,分别是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岁羽)的办公用房。正是这两位中国票号界的顶尖高手携手创建了日升昌业绩,但是,后期他们之间发生了纠纷,导致二掌柜愤然出号。毛氏出号后,一下子办起了5个票号,俗称“蔚字五联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第一个财团,与“日升昌”抗衡,业绩蒸蒸日上。所以说,毛氏的另起炉灶,无意间推动了票号业务的迅速扩张,无疑也把平遥的票号发展推向了顶峰时期。
可悲的是,显赫一时的晋商最终还是被自身携带的忧患,以及外来强大势力的不断冲击彻底摧毁了,曾经占据全国最富地位的山西,已经成为了历史。显赫之时,便是衰败之日;家盛必衰,物极必反。平遥的发展历史还是离不开这个铁的规律。从乔家到古城,从一个豪门到一群晋商,我们看到他们的兴衰,揭示了一个规律——盛——衰——盛,这是万古不变的周期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没有逃过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周期律。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沉重而严肃的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道路坎坷,人们却不屈不饶。从晋商,徽商到粤商,再到苏商、浙商、港商等等,都在沿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路前行。商人们尽管跳不出周期律,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畏惧这个周期律,更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是利益的驱使,还是社会责任,我想兼而有之吧。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今天我们无论来到乔家大院,还是走在平遥古城的日升昌,目睹的是昔日的繁华,心中却有沉重的思索。如同在欣赏风采依旧的老人,带着深深地敬意和淡淡的惋惜,我默默地与他告别,淡然地离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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