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字，我读鲁迅是在高中二年级。那时我正面临书源的枯竭。
我自小就是个书迷，尤其对小说。而且看书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有时候连自己也不好意思的地步。究其原因，是我家没有什么书，也买不起许多书，看书主要靠借，或者坐在阅览室里读。而这都是要限定数量和时间的。要想多看一点，就得提速。久而久之，练就了一目十行的功夫。拿现代化的语言说，是眼睛具有扫描功能，在一瞥之间能将整页文字的大意收入脑海。
就这样，到初中，已经看了不少书，无论在数量还是范围上，都超出这一年龄段孩子的“正常值”。高中上的是一个省重点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据说有50万册。这一下可让我过足了书瘾。进校的第一学年，在繁重的作业之余，我以每三天两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几乎读完了所有可以借到的小说，而身体付出的代价是，一学期下来，近视猛增两百多度。那时可坐50多人的一个教室，只是高高挂着4个25瓦的灯泡，一个青少年这样去用眼，眼睛不坏才怪呢。
藏书如此丰富的图书馆怎么可能让我一年的工夫将它的小说搜索殆尽？原因很简单：有大批的书被封存起来，不让借阅。记得经常有这样的情景：我按照图书卡片抄下借书条递过去，图书管理员的回答往往是：“不借！”这样的条子递得多了，那管理员便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质问道：“你怎么尽借这样的书？！”于是我就十分惴惴，仿佛已经做了什么坏事，不敢再将条子递过去。
其实我要借的书都是没看过的，怎么知道好坏？我选择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篇幅要长，二是书名新奇。我记得很清楚，有一部苏联小说，书名是《加加林的双曲线》，就是这书名让我觉得怪怪的，因此想看，当然也是没看成。当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与苏联的关系彻底破裂，封存的书全被冠上“封”、“资”、“修”的名字。
到二年级上学期，一段时间又喜欢上诗歌和散文，主要是迷恋于其中的文采。看了一段时间的诗歌，现代的和古体的；然后是散文，最喜欢冰心的。终于看得不想看了。一天，照例到图书馆翻目录，见到一本《伪自由书》，作者是鲁迅。于是我抄了这书名、书号给图书管理员。
这管理员是女的，听说是学校某主任的夫人，不能教书，照顾关系进来的。她拿着我的借书条看了半天，直犯嘀咕：“《伪自由书》……《伪自由书》！”突然大睁双眼，向我猛喝道：“你为什么要借这样的书？”
我很惶恐，仍勉强辩解，嗫嚅着说：“这……这是鲁迅的书！”
“鲁迅会写这样的书？”她用怀疑的目光直刺着我。
我答：“不信你去查嘛！”
她去查了，当然是鲁迅的书。
最后她把那书朝我面前使劲一摔，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似乎在嗔怪鲁迅竟会写出这样的书──“自由”这个词本身就犯忌讳，何况前面还加了一个“伪”字。
看完这个单行本后，上了瘾，一发而不可收。我接着借鲁迅其它的书看。我有个癖好，看某个作家的书，就想看全。在图书目录中我查到还有一套《鲁迅全集》，不觉大喜过望。为了慎重起见，我还特别问了一下这书是否借给学生，回答是“借”。后来才知道，这书只有一套，还真不借给学生，只供教师教学参考。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人借，那上面都蒙满了灰尘，而我问的那个管理员不知道这规定，让我钻了空子。我怕被别人先借了去，想一次把这一整套书全借了，但学生的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三本，于是我找那些平时从不借书看的同学要借书证，一次把整套《鲁迅全集》都借出来了。这是1948年光华书店的版本，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竖排繁体。
我把这套书锁在箱子里，一本一本拿出来看，尽可能在没有人在场的时候看。正好这时毛泽东关于中学生的教育有一个什么指示，大意是学生负担过重，要砍掉多少云云。于是学校规定学生早自习可以不在教室上，下午只上一节课。这对我来说是一天赐良机。此后每天早上，待同寝室的同学都到教室去了之后（虽然规定早自习可以不在教室上，但没有说不许到教室自习，所以几乎所有的学生还跟以前一样去教室），我就拿出书来，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沉浸在鲁迅的世界里。
看鲁迅的书干嘛要避着人，像做贼似的？我也不知道。按道理说，鲁迅的书是可以看的，要不图书馆也不会借给我，但实际上看鲁迅的东西又成了一种忌讳。这一矛盾之处是我后来才慢慢悟到的，而当时这样做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那时──1964、1965年──学校的气氛是，学生要大读毛泽东著作。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林彪的高级马屁已经由军队拍向全国，任何与之有碍的东西都是大逆不道的。在这种背景下，读任何非毛泽东的东西都有思想异端之嫌。其实后来“文革”中的一切在那时已见端倪，而学校显然是一个敏感的地方。
即使这样小心翼翼，仍然未能逃过他人的目光。
首先是我的作文有好几次没有被打分，也无任何批语，就是说，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而且这位兼班主任的语文老师也从不就此找我谈话，让我被罩在云山雾海里。我禀性愚钝，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而此前我的作文一直是班上得分最高的，一般都是80分以上，常有85甚至90分（作文最高分）；一位来学校实习的语文老师曾给我的一篇作文打过95的超高分，赞赏之余，还在全班作了讲评。
到三年级，换了一个语文老师，他是教研组的权威。那时跟现在的情况一样，要让最权威的老师给毕业班把关。他找我谈了一次话，才解开我一直就有的困惑。他问：“你是不是常看鲁迅的书？”看到我似乎默认了，他接着说：“要多看毛主席的书，少看鲁迅的东西。鲁迅只是提出了社会问题，但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才解决了社会问题。”
他并没有发现我躲在宿舍看《鲁迅全集》，只是从我的作文中嗅出点味道来，由此作出了准确判断。的确，鲁迅的东西读得多了，在作文中会不自觉地采用一点他的口气和笔法，年轻人总是善于模仿的。于是我明白了前任语文老师不给我打分的原因：打不及格吧，从文字水平上说不过去；打高分吧，其文又有文风（实质是思想）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好明说；为了保险，只有不打分。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前任语文老师是富农出身，大学毕业分到这个学校，还不是共青团员（这是我从一位学生同他吵架时得知的），因此比那些出身好的老师更怕事。平时对我这样成绩好但出身不怎么样、思想可能有问题（？）的人避而远之，对那些成分好（所谓根红苗壮）的学生多加重用。这从自保来说，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由此可能给一个学生造成什么伤害，是无暇顾及了。几年后我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语文教研组的几位老师曾在一起议论过我，对我的评价是：“他的世界观是灰色的。”
其实毛泽东的著作我也看了，记得学校给每人发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我还翻看了《毛选》四卷，但给我的感觉是，第一，文字浅显，没有嚼劲，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深入回味的地方，有的甚至是大实话；第二，几乎全是谈政治和军事，似乎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对这些不感兴趣。而鲁迅的东西就不一样，他的许多话我觉得很深刻，得费些工夫才能搞懂其意思，而且一针见血，让人感到很过瘾。但这些没法跟老师说，特别是对毛泽东著作的看法，仅仅这样想在当时就是有罪的，近乎对皇帝的“腹诽”。
这时《鲁迅全集》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作了几万字的笔记，把我认为最重要的地方逐一摘录下来。自看书以来，这样做笔记，还是第一次。我看小说是不做笔记的，看诗歌和散文，做一点，不是很多，除非是特别好的。
其实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不可能十分读懂鲁迅写的东西。我想，当时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工夫，是觉得在鲁迅那里，有一整个此前我未见的世界，让我看到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是怎么回事，而且还可以折射到当前的社会：我读他的书学到的东西决不是任何历史教科书可以提供的。
1966年，我高中毕业在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受这股浪潮的裹挟，我也写了一张，内容记不得了，落款是“鲁逝生”。为什么起这个笔名？我算了一下，鲁迅去世是10月19日，而我诞生是10月20日。这里有以鲁迅的继承者自命的意思。现在想来，这种转世灵童式的继承法十分可笑，不过当时，对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来说，只是一种对鲁迅感情的自然表达，并没有更多的想法。那张大字报毫无影响，因为第二天就被一场大雨给冲刷掉了。
后来就去大串联。过了春节回到学校，学校里已经成立了说不清楚有多少的战斗队、兵团、司令部等等。那时造反派受压，被抓了不少人，学校气氛十分压抑，但没有人敢出来说话。我无帮无派，本来可以逍遥，但有观点，是在造反派一边。班上还有3个同学观点跟我一样，我们4人一商量，要写张大字报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由我主笔。于是我就写了一篇大字报，标题却是《狂人日记》，经他们3人认可，用了一个笔名贴了出去。
校园顿时轰动起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那几天，外校、其它单位的人也不断涌进来看这篇大字报。据说“支左”部队还派人来照了像，把它当作一个重大动向。实际上，这篇大字报并不是一种明确政治态度的表达，而是年轻人好动情绪的一种宣泄；而它在学生中引起轰动，不外是这一情绪的共鸣而已。它借用了鲁迅笔法，写了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从形式上说新颖别致，所以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这时学生可以任意写大字报，发传单，编印资料。趁此机会，我以自己那本笔记的内容为原始材料，编印了一本“鲁迅语集”，是我自己在钢板上刻写蜡纸，然后油印了若干册，送给那些感兴趣的同学。之所以叫“语集”而不叫“语录”，是为了跟当时的那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区别开来。
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本《鲁迅语集》了，不过里面的主要内容还是记得的，例如大标题就有：“这样的战士”、“反虚伪”、“反卑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韧性的战斗”等等。不仅这本语集，甚至那个作为底本的笔记也找不到了，记得是一位朋友借去看，后来就没有还给我，我也没有再向他要。之所以没有再去索回，并不是不珍惜自己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记下来的东西，而是觉得它们是那样熟悉，已经融入到自己的灵魂之中，外在文字的有无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了。
记得是在写“鲁逝生”后不久，在鲁迅逝世30周年之际，报刊发了社论，好象还开了纪念大会，把他奉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从那时起，我不再怎么看鲁迅的东西了。我的感觉是，一到上面大张旗鼓地号召某事时，这事情就变了味，鲁迅成了政治运动的工具，而不是本真的他。
“文革”当中，我有一个关系较好的同学或者说是战友，其实我们不是一路人，那时却无法辨别。他应该属于市井无赖一类的，没有什么知识，在此运动中却如鱼得水，可以大显身手；看似弄潮儿，其实不过随波逐流而已。一次我同他谈起鲁迅，他说，鲁迅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与某个女人有染。而这个女性十分有名，也是我很尊崇的。我万万想不到他会这样说。除了他以外，至今我还没有听到第二个人敢于以此来诽谤鲁迅。这也可算是“无知者无畏”了。不过在当时，这也不算稀奇事。那时的氛围是，除了对毛泽东，可以怀疑和打倒任何人，而且说的话越离谱，似乎造反精神就越强。后来我与此人绝交了，他对鲁迅的轻薄态度是绝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年前写了一本《中国社会思想研究》，我为鲁迅单辟了一章，为此重读了《鲁迅全集》。我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鲁迅的进化论和阶级论之间的关系；二、鲁迅是怎样看待个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的；三、鲁迅的革命观。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我现在具有的关于鲁迅的思想，跟40年前差不多，也许在具体的知识层面上会多一些东西，但骨子里没有什么变化。这或许可以说一个人二十岁以前确立的东西对他一生太有决定意义了；也可以说我这个人多年来没有什么长进。不管怎么说，我写的这些东西也算是对鲁迅的一个回报，尽管发出的声音是十分微弱的。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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