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村里的老人们说起，父亲是村里最早一批走出农村的乡里伢子，是村里人的骄傲。
只读过半年私塾便辍学的父亲，自幼特别勤奋好学，加上头脑灵活，至年长时，泥工、木工、珠算等都已样样在行。
更有甚者，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的他，竟然会用三角函数解决水利工程问题，这对于当时连ABCD都搞不清楚的那辈人而言，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此，很早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公社水利部的工程人员。
父亲一生酷爱戏曲和评书，传统花鼓戏剧目出出能唱，二胡演奏也是公社数一数二的。他说，这是他用打算盘换学来的技艺。
他的一些爱好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颇大，我的童年就是在他口述的故事里渡过的。
只要父亲一回家，不管是在夏天的凉板上还是冬季的火炉边，我都会緾着他给我讲那些传统戏曲和评书里的故事，如《薛仁贵征东》、《樊梨花下山》、《西游记》……
父亲有一个小收音机几乎是不离身的，生怕丢了那段评书，听得最多的便是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人讲的《杨家将》、《岳飞传》等等。潜移默化之下，我也爱上了这些。
父亲在家里的时候，我便会和他一起听收音机里的评书。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跑去电线杆下听广播，或者跑到大队部去听电话。当时可能是电话线和广播线是共用的，反正中午时候是不能打电话的，因为电话里在和广播同步播放评书。
读书识字以后，最喜那些章回体历史小说和相关内容的连环画。还在小学毕业以前，包括四大名剧在内的只要我能够找得到的这类书基本上都读过了，并且还能脱本讲述。
记得有一年，去舅舅家拜年，那个地方是棉产区，相对比较富裕。我给当地的乡亲在火炉架上讲了两天两夜的《贾家楼》，竟然赚到了十一块钱。要知道这个数目在当时可以交五个小学生的学费呢！
如果没有那些火炉边和凉板上的根底，在那个年纪的我哪会有兴趣去读那么多的书。况且，当时我读小说在母亲看来就是不务正业，还要浪费家里的电费。只能偷着看，如果让母亲逮着了，那是要挨竹条子抽的。
从那时候起，我对文学的爱好就再也没有降过温。至今，也一直做着和文字相关的工作。
父亲一辈子最拿手活便是房屋建筑和水利工程，他在这方面的造诣确实很高。缘此，他先后在水利部门和财税部门工作，他的专业技术在全县水利系统和财税系统那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全局上下都尊称他为“刘工”。
那栋70年代末由他主持设计、施工的财税局办公大楼还在目前正常使用，只是换了单位。40年了，可见质量非同一般。
只要父亲一回到家里，就会有镇上和村里学建筑的人来拜师傅。他也从不吝啬，非常乐意传授。他认为这是他的光荣。
而且只要一谈到筑房子搞工程的事，父亲浑身都来劲，如果不是母亲不及时叫停，他真就会废寝忘食。
那些人理论基础一般都不怎么好，要从勾股定理、算各种图形面积和体积等很基础的东西学起。当时估计父亲是想让我将来继承他的衣钵，所以经常叫我和那些人一起算。当然，他们是肯定算不过我的。
久而久之，我也学到了很多关于房屋建筑和水利工程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房屋放样、下基础、楼板试压、打桩、看各种建筑图纸等等。还经常跟我说，学工程怎么怎么好，如何如何受人尊敬。
尽管后来我没有如他所愿去学工程建筑，但那些知识在我实际的工作中，却也派上过很大的用场。
父亲非常节俭。听他的同事们说，每当单位同事打牙祭——每人凑五分钱加菜，父亲就会悄悄的端上饭碗离开餐桌，跑到自己房间从木箱里拿一个玻璃瓶，从里面夹出几条平常做好的刁子鱼，凑合吃完这顿饭。当时的刁子鱼很便宜，才五分钱一斤。
确实，家里大大小小有五个孩子，我和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母亲又是个有名的“药罐子”，一家七口的生计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因此，他平常断然是不会乱花一分钱的。全家人也没穿过几身新衣服，哥哥姐姐们长大了穿不进去的衣服，就给脱给弟弟妹妹们穿。
时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生产队突然通知开会，记得是在晚上，月亮圆圆的亮亮的，看不到一颗星星。
当时我三叔是政治队长，二叔是生产队长，我家的禾坪（晒谷子的坪）和二叔家的是连在一起的，挺大。
会议就在我们两家的禾坪上召开，长短板凳、竹木椅子摆开一大片，打蚊子的针树叶扇子也啪啪啪的差不多响了一晚上。
只听得母亲说大体是要搞单干，分田到户，不搞大集体了。听说还要把队里的耕牛也分了，每家每户要派人轮流放牛，否则就没有资格使用耕牛。
家里几兄妹大的在念书，小的又太小，平时都是吃照顾——不用放牛。现在要分牛，还要出人工放牛，母亲差点一下子急晕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跑到大队部去给父亲打电话，电话老半天都接不通，母亲急得在大队部里转了好多圈圈。
电话终于接通了，母亲叫父亲赶快回家，电话里也没能说得太清楚，因为电话费太贵。
父亲心急火燎地赶回家，听说这事以后，也是一筹莫展，一连几天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思来想去，为了这个家，父亲决定提前退休，由二姐去顶职。
当时的政策有规定：父辈退休，可以由一个子女招工进单位，这是有指标的，不用找关系。
早些年大哥就过寄给了二叔家，因为二婶不能生育。这样，我就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孩，按当时的规矩，都是儿子顶职优先。所以，父亲十分慎重的征求了我个人的意见，免得日后为此事埋怨父母。
就这样，父亲五十岁那年就提前退休了。其实他是个很热爱工作的人。
我家分了二亩八分水田，旱田也有一亩多。因为没人放牛，家里分的那一份“牛”也就只能放弃了。
春耕和双抢时节，家里的水田自然没有牛翻耕。父亲的个性很要强，干什么都不认输。就带着我用四趾的铁耙头人力翻耕，实在忙不过来时，就把六十多岁外公也请过来帮忙。外公是南下干部，那时他已经退休了，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让他来帮忙倒正合了他的心意。那年我才十三岁。
老少三个男人把自己当牛使，硬是抢在有牛的人家之前，把这二亩八分田翻了过来，弄得平平整整。
我是从来没有插过田的，而这插田又不像翻地，是个技术活。第一次下田，插得又慢又不成直线，用柳宗元先生的话来说，这就叫斗折蛇行。
为此，生来刻薄的六叔说我是“锹口”（不会做事的人）。
我嘴上不敢回话，心里却很不服气。
父亲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见我气得不行，就过来教我：插田是有窍门的，插田时要眼看前方，形成三点一线，只用余光扫在手上，这样才会插成直线。
另外，不能右手到左手上来拿秧，应该左手分秧，左手跟着右手走，这样才能节省时间，自然就插得快了。我也学得很快，第二年，当地能插得比我快的应该是没有几个人了。
收谷子时，又因为家没有劳动力帮工，队里公用的“脱粒机”（打谷子的机器）也不给我家使用，父亲和我就把稻穗用镰刀割回来放在禾坪里，用竹制的“联掌”（用几块竹片扎起来的契形物，装上一个长竹柄）摔打，用脚踩。
那些年种双季稻。搞集体时，早稻亩产一般就300多斤，晚稻亩产也不到600斤。
当年，把谷子晒干后，父亲和我一箩筐一箩筐抬起来用杆秤称，结果晚稻亩产有780多斤。据不完全统计，我家的稻谷亩产是全村第一名。当时已改大队为村了。
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我家终于没有输，没有牛也能拿第一，争了口大气了。
过年时，很多人家都杀年猪庆贺，我家也破天荒杀了一头，而且一两肉也没有卖出去。
有一天邻县税务局的人找来我家里，原来是父亲以前的老领导调过去当局长了，要请他去抓基建。此时财政、税务已经分家。
那时，父亲种田也显吃力了。因此我极力动员他前去上班，那可是比种田轻松多了，当然也比种田挣钱得多。
况且我也不能帮他做农活了。这一年，我考上了大学。用父母亲的话来说，终于跳出了“农门”，捧上了铁饭碗，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母比我还高兴，拿着通知书上上下下奔走相告，把那些个远亲近邻羡慕得不得了。
尽管比不得“曲江赴宴”“雁塔题名”那般风光，父母亲还是回村里摆了长长的几十桌酒席。
是时，父亲已年近六十，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但还是坚持要送我去上大学。我实在不忍他长途劳累，决定一个人去学校报到。
或许我就是个天生不太恋家的人，如果不是缺钱花一般不会给家里写信。由于是第一次出远门，银子带得比较充足，所以到校以后两三个月也没给家里写信。
有一天，我惊讶的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这也是我一生中收到的他唯一的一封信，因为以前家里往来信件都是由母亲来写的。
父亲的字都是一个一个从别人手上“瞟学”来的，没经过系统学习，不会拼音也不会查字典，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整整两页材料纸，通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只是每一句话后面会空出约一个字的距离。
每当想起这一幕，我都会两眼晶莹，潸然泪下。如果不是十分想念儿子，他又怎么会费如此周折呢。
掐指算一算，父亲走了有整整十八年了。这些年，我曾梦见过他几次，梦里，他还是穿着那件青得有些发白的旧中山装，上口袋上挂着一支马鞍山钢笔，一脸的微笑，反而显得比走时更年轻一些。
我问他，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他说，还好，还是干老本行，搞水利工程，蛮轻松的！
按照家乡的规矩，每年的清明和大年初一，我都会带着家人去他坟前祭拜。说实在的，此时，我反而没有太多的伤感，因为，我一想起梦中的情景和他说过的话，我总觉得父亲没有离开我，时时就在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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