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一块儿来到这个世界，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抢过奶瓶儿，一块玩一块闹也曾抓破脸；一起感冒发烧得肺炎，一块儿下过河玩过沙看过连环画。……
您猜对了，我和小姐姐是一对双胞胎，用老妈的话说，小姐姐年长我半个时辰。
我俩的出生，给本来就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生活压力：
母亲的奶水不够，父亲托人在外县淘来几瓶儿奶粉，掺和着面糊糊，小米粥、鸡蛋糕，勉强把我俩养活了下来。
等到我俩会爬的时候，母亲就把我俩放在干活时能看到的地方，她一边儿煮饭洗衣服，喂养鸡鸭鹅狗猪，侍弄菜园子，还要一边儿拿眼睛瞄着两个小不点儿。
而我们这两个小不点儿也很捣蛋，到了会走路的时候，经常耍驴——我俩一边儿一个，抱着妈妈的腿不撒手，仰着一脸的鼻涕和眼泪，又哭又闹，缠住妈妈不放。
夜里，母亲要哄着我们两个睡觉，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害怕棉被捂住我俩的鼻子，她就让自己的肩膀露在外面。
一个冬天下来，母亲的肩膀落下了风湿的病根儿……
那些年，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壮年劳动力，整日忙于大队里的事务：
农忙季节，和社员一块儿下地干农活儿；农闲的时候，又要带领社员，赶着大马车，去二十里开外的山上拉石头，回村儿给社员们盖房子用。
经常是早上天不亮，父亲就去上工了；晚上他回家时，我们已经睡着了。再加上年纪小，不记事儿，到现在，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形象都很模糊。
据说，我家三哥长得很像父亲。
父亲这么忙，家里的事情，自然是顾不上的，大大小小的十来口人，洗衣做饭，喂猪打狗，邻里亲朋之间的人情来往等大事小情，都要母亲一人张罗。
母亲的身高不到一米六，瘦瘦的样子，因为贫血，脸色总是苍白，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但是，在骨子里，母亲却是无比的刚强、坚韧。
母亲很小的时候，姥姥就去世了，姥爷脾气火爆性格粗鲁，不靠谱儿的两个弟弟成了母亲一辈子的拖累——凡是他们家中有啥事，都要母亲出钱出力，还要跟着上火着急、哭天抹泪。
那些年能帮上母亲，看孩子，做家务，是我的二姐和三姐。她俩从生产队干完活回家，就帮着妈妈洗衣、做饭、喂猪，照看两个小不点。
跟二姐比起来，三姐的性子急，说话干脆，干活儿利索。她最愿意给我俩换衣服，洗脸，梳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了。
呵呵……一直到七八岁了，我还打怵三姐给我梳头呢！
因为，三姐给我梳头时候，总是一手抓着我的头发，一手拿着蘸了水的木梳，使劲儿地梳啊梳啊，还一个劲儿地叫我抬起头儿来，头向后使劲儿地仰；我要是不听话，她就会拿膝盖顶我的屁股，收拾我，直到她编好了又高又亮的辫子了，才肯放了我。
有一天，我和村儿的小伙伴学会了说“天不怕地不怕”这句话，回家来，竟然突发奇想，在屋里一边蹦跶，一边大声地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三姐给我梳小辫儿！”
除了怕三姐给我梳辫子之外，我还怕村儿里的倪大夫：
大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我和小姐姐先后得了肺炎。
村里一位姓倪的赤脚医生给我俩打了几针，也不见好。
母亲很是着急上火，满嘴起了黄亮亮的水泡；两个姐姐也心疼得直哭，她们娘仨儿轮流抱着我俩，擦白酒退热，饮温开水，灌退烧药……
后来，家人在巴彦县买来青霉素，打了几天肌肉针，小姐姐先好了起来，我病得重，多扎了好几天的针。
那时我是真害怕打针啊！本来在火炕上玩得好好的呢，只要一看见倪大夫走进院儿来，我就腿儿软和，想要藏起来都跑不动了。
母亲总是笑着迎了倪大夫进屋来，给他拿烟倒水。
我和小姐姐怯生生地看着他打碎药瓶儿，兑药，把药水抽到针管里，就开始哭。
倪大夫一点儿也不手软，他上炕来，一把抓过我，摁在火炕的边上，一只腿跪下来，然后就“噗嗤”一声儿，把针扎进后鞧儿里去了。
也不知道是被吓坏了，还是疼怕了，被扎针的我，反倒不哭了，一边儿的小姐姐倒是哇哇的哭个没完。
我和小姐姐的个头儿、胖瘦、脸盘儿、说话的语调儿等，都很像，再穿上一样的衣服和鞋袜，扎起一样儿的小辫子，外人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大的，哪个是小的。为此，我俩还成为村儿里的童星：
只要我俩一到街边儿、井沿儿去玩，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围过来看这一对双儿；尤其是母亲在场的时候，他们都使劲儿夸我俩长得水灵、好看；
姐姐们喜欢把我俩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抱到邻居家去玩。有时他们还打赌——猜我俩谁大谁小，猜错了的，要喝一瓢凉水，或者在脑门上贴小纸条儿；
那年过大年，村儿扭秧歌，三姐给我俩也带上秫秸秆扎的花冠，腰里系上围巾，手里拿把扇子，跟在秧歌队儿后面扭了一圈儿，以至于抢了秧歌队拉衫儿的风头。
我和小姐姐六岁时，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父亲去世了。
听大哥说，一是父亲多年积劳成疾，二是挂锄时，父亲领着社员去山上放炮崩石头，装车时累得大口吐血，回来后，一病不起。
村儿里人在大队部给父亲开了追悼会。
送走了父亲，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都压在了母亲的肩上，我们也慢慢学会了懂事，好好干活，认真读书。
当时到供销社买棉布，是要布票的。我家里有布票，但没有足够的钱，所以扯了一块布回来，做成了衣服，都是大孩子先穿，穿小了，小孩子再穿。心灵手巧的母亲，贪黑起早的做针线活儿，从没让我们光过屁股，挨过冻。
在生产队里赊欠了工分领回的口粮不够吃，母亲就求亲靠友的挪借一些，勉强糊口度日。
有一年全村儿遭遇霜冻，粮食严重减产歉收，各家分的口粮都不多。等到开春时，我们家里就没有吃的了，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坐在炕沿儿边抹眼泪。
后来，队里分了些返销粮，都是苞米，那苞米都捂了（发霉的意思），大哥到米碾儿（磨坊）磨了些苞米面回来。母亲用这苞米面贴了饼子，吃起来，都一股子霉味儿……
就是在我们一家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母亲也毫不吝啬的帮助他人：
有外地亲戚来砍柴，两个年轻的大小伙子，拎了半面袋儿小米，一住就是十来天，母亲每天都要煮好饭菜，烧热了火炕，乐呵呵地伺候着他们；
哥哥领了同学、姐姐领了朋友来家里，母亲都要留下来吃顿饭，蒸一盆儿鸡蛋糕儿来招待他们；
下乡知青、文艺宣传队员、县里来的蹲点儿干部，都在我家住过。母亲腾出西屋，收拾得干净利索的，烧好开水，害怕这些外来人喝不惯村儿里的井水，还在暖壶里放一点儿糖精……
我记得，在县里来的蹲点干部当中，有个姓彭的，听说是县城财政局的领导。他为人和善，没有官架子，村儿里人都叫他“老彭”。
老彭很喜欢我们小姐俩，经常从县城给我俩带来铅笔和作业本。有空儿的时候，他还抱着小姐姐玩，手把手地教她写字。
听大哥说，有一天，老彭去学校里找过他——老彭结婚十多年了，爱人没有生育。他很喜欢“双双”（小姐姐的乳名），想要抱养了双双回家做女儿，请大哥做一下母亲的工作。
当晚，大哥悄悄地和母亲说了这件事儿，母亲一听就哭了，她对大哥说：“你告诉老彭，我的孩子不能送人啊；日子再难，我也能养活了！”
童年时，我和小姐姐只拍过一张照片，好像是一生日左右的时候，母亲和三姐抱着我俩，坐着生产队的大马车来到大贵公社，在照相馆拍的。
照片上，我俩并排儿坐在一块儿，穿戴整齐，梳着冲天缨儿，脸蛋清秀，眼神黑亮儿，脖子上系着围巾儿；小姐姐手里拿个皮球，我的手里是个胶皮娃娃……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真想穿越回去，抱一抱那一对儿小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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