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底，我一直都很感激二姐，感激她在老妈病危之时挺身而出，对老妈的悉心照顾和临终关怀：
那一年，母亲晚年得了阿尔默茨综合症，需要人手看护，二姐义无返顾地回到东北老家侍候老妈。数九隆冬，60多岁的二姐下了汽车坐轮船，下了轮船坐火车，下了火车再坐汽车，三千里路云和月，一路磕磕绊绊、风尘仆仆地赶回老家，在妈妈身边一呆就是三个多月。
在家里，二姐始终像哄孩子似的哄着焦躁的老妈，她特意为老妈缝制了很多柔软舒适的内衣内裤，甚至还有尿布和小玩具，在老妈抓狂发病时，她还会搂着老妈，拍着她的后背，轻轻地说：“妈妈别怕，有我在这里！”
在老妈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二姐给一生孤苦无依的老妈以深情地关照，让她老人家心头感到几分暖意。我常想，生儿育女是为了什么？也不过是在生命的某一阶段，或是生命的最后时刻，儿女们能站出来，陪老人一程，给老人几分临终关怀吧！
母亲走后，对于不善言辞、默默付出的二姐，我在感情上格外亲近，因为住得比较近，便常在节假日去探望二姐，躺在炕上，和她说说话。
好啦，还是让我回过头来将镜头切换到到“全家福”的场景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二姐吧！
如果说大姐是兄弟姐妹中的班长，二姐就是劳动委员。二姐打小就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孩子，上到小学二年级，学习很好，但家里弟妹多，只能被扯下学堂，回家哄孩子了。关于这点，我们从未听过二姐的一句怨言。多年以后，当我满怀歉意地和二姐说起此事，说起大姐仨为弟弟妹妹们的付出时，二姐淡然一笑，“别老说这些了，谁让我们生在前头，长在前头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换了你们是大的， 我是小的，不也是一样吗？”
没想到， 老实巴交的二姐竟然如此豁达大度。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大姐仨打小起就挺吃苦受累的，正是花样年华的她们，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担子。我们几个小的，都是她们一手带大的，背着抱着，洗脸梳头，哪怕只有一块糖，她们也会咬下一大半儿塞到我们嘴里。除了照看我们以外，姐姐们还要洗衣做饭，养猪喂鸡，长到十四五岁就去生产队里干活，当“半拉子”（未成年人，干一天活记半个工）点苞米籽、间谷子，磕磕绊绊地和大人们一起出工，挣工分，即便这样，到了年底，我家还经常胀肚（挣的工分不够领回口粮）。
一到冬天，那些大老爷们都在家猫冬，大姐、二姐，十几岁的她俩还有孙琴姐俩、桑金秀姐俩，五六个半大子女孩子拉着爬犁组成的女子捡柴小分队，成了两趟干屯里的一道风景。每天她们赛着伴地比谁捡的柴多，谁捡的柴好，一个冬天下来，除了每天烧的，我家的院里院外，都能垛成一垛垛跟小山一样的柴禾。母亲心疼她们，却又没办法，就经常给她俩烤个粘豆包、烧个土豆什么的揣在怀里，在冰天雪里垫下饥，晚上回来帮她们烤干被汗水浸、雪水灌的棉鞋和裤腿脚。
一年过春节时，母亲卖了头猪，给大姐和二姐每人买了一条蓝色带白格子的围巾，围巾很厚实，包在头上也很暖和。我不知道，二姐当年对这条围巾是如何的爱不释手珍爱有加。只记得，这条蓝色围巾从此成了二姐的标配，三四十年后，她回东北老家照看老妈时还戴着它。当时，大伙儿都说她，“二姐，这条围巾都成古董了，你早该换一条了。”二姐听了，只是笑了笑，并没说什么。写到这里，我突然间就明白了，这条围巾对于二姐的意义，这里面不仅装着老妈深沉的爱，还有她关于青春岁月的所有美好回忆。
等到大姐仨成年了，铲地、割地、扒苞米，她们个个都练就了一身好活计。唉，也许是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吧，姐姐们都是实诚人，从不会偷奸耍滑，干活时不管有没有人看着，都能做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透支自己的光和热。这在当时，在十里八村是有口皆碑的，但如果放在现在，用当下的价值观来衡量的话，我只能在心底里深深地叹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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