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在我下乡当知青两年零三个月之后，光荣的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踏进了绿色的军营，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从军梦。

　　军营是一座革命的大学校，他不仅使许多有志青年，成长为优秀的士兵，回到地方后也是一名合格的人才；军营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他不仅把一个无知的青年锤炼成一名革命战士，也成为未来战争坚强的后备军；军营是人才的储备库，他不仅为部队培养了大批的军政人才，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贮藏了一大批攻坚克难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同志曾在《为人民服务》的文章里面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真的是这样，我们连就有先后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四川、河南、北京等地的战友。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战友，在一起共同的生活、学习、劳动、训练，有的甚至在一个大铺上睡了好几年。

　　我当年下乡时，只是一名初二的中学生。但入伍后，相对于那些来自农村的战友，还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些来自偏远地区的战友，有的基本上还处于文盲的状态。我们班就有两个河南的战友，连封家信都写不了。于是，我就经常为他们写家信。写完之后再念两遍，直到他们认为所写的内容没有遗漏，露出满意的笑容为止。他们家里的来信也是如此，从信中的笔迹就能看出，肯定是家里人求人代写的。尽管如此也会出现一些白字或者是错别字。每当这时，我都会很耐心的念给他们听。有不懂的地方，就仔细的为他们解释，直到他们点头听懂才作罢。

　　在部队，我刻苦的磨练着自己，完成着从一名知青到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的蜕变。这种蜕变是一种艰难的，甚至是有些痛苦的自我改变。

　　刚入伍时，我们的军帽和衣领上还没有佩戴红五星和领章。需要在新兵连集训三个月，分配到老兵连时才会授衔。新兵连的生活紧张而有序，从立正、稍息、敬礼开始，到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从班队列、排队列、连队列，到作息时间、整理内务、站岗放哨；从站姿、跪姿、卧姿，到持枪、瞄准、射击。这一切，讲的是整齐划一，精益求精。经过三个月紧张刻苦的训练，我们终于被分配到每个战斗班，佩戴上了鲜红的帽徽、领章。这时，我才完成了艰难痛苦的自我蜕变，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军人。

　　只有在部队，才能领会到战友之间的那种深厚的情谊。比如谁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无论是连队的首长还是战士，都会伸出援手，偷偷地往这位战友家汇钱。尽管战友们的津贴也很微薄，但他们仍然会义无反顾的解囊相助。直到这位战友的家中来信，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他却无从查找是哪位战友汇的款。其实，他无需查找，当别的战友遇到这类的困难，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1976年年初，海城地区发生地震灾害。因为我们是机械化部队，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因此，接到命令后连夜开赴灾区。灾区已经无处可以宿营，战友们只得驻扎在一个村子的场院里。把两捆稻草铺在冻的硬邦邦的地上，摊开被褥，戴着棉帽子和衣而睡，半夜里常常被冻醒。即使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白天仍然要走家串户，动员人们搬出房屋，以免次生灾害的发生。还要帮助灾区群众搭建临时性的窝棚，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有一次，我们野营拉练后，宿营在一户社员家里。他们夫妇每天早晚都会为我们热洗脸水和洗脚水，训练归来也嘘寒问暖，对待我们像自己的哥嫂一样。一天，班里的一位战友感冒发烧卧床不起。大哥看到后，急忙到村里的卫生所去抓药，嫂子则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面。接连几天，几乎天天如此，直到这位战友大病痊愈。

　　军营里，度过了我的青春时光，使我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军营里，我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首长和战友，与它们结下了休戚与共的战斗友谊，也赋予了我对战友们的一腔柔情；军营里，苦乐岁月伴年华，使我养成了吃苦耐劳，宁折不弯的拼搏精神；军营里，我仿佛如鱼得水，使我深感人民群众是子弟兵的坚强后盾；军营里，我像一块焠过火的生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1976年3月，我已入伍5年，即将面临退役。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舍不得离开哺育我成长的连队，舍不得离开首长和战友们。但自古就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之说，退役也是规避不了的客观事实。

　　在连队举行的欢送战友光荣退役的大会上，我眼含热泪，站成一种标准的军姿。面对着朝夕相处的首长和战友，面对着鲜红的“八一”军旗，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从此，我告别了军营。在外面的世界，画了一个从校园、下乡、当兵的三角几何图形，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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