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隔断的牵挂

                                                                                                                                 ------谨以此文祭奠四叔的在天之灵

眼看着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快要到了，从去年起，孩子们就在筹划着如何去台北给四叔扫墓的事。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心里总会产生出一种无以名状的沉甸甸的感觉，那或许就是对已故亲人无尽的思念吧？它就像这绵绵不断的春雨一样，浸润着人的肺腑和心扉。

如今的台湾海峡，已经不再是以往森严壁垒的高墙了，但是，同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相比，无论是黑龙江的漠河，新疆的乌鲁木齐，甚或是西藏的拉萨还是海南的三亚，数千公里的路程，只要你愿意，只需要买上一张高铁或者是飞机票，朝发夕至，立马就可以到达。然而，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台海至今依然还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多少年来，这条不大不小的海峡啊，你曾经阻断过多少个家庭寻求亲人团圆的梦想，又给多少人造就出永世无法弥补的缺憾和无法化解的牵挂？

四叔是祖父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大家称他为老四，是指他在本家叔伯兄弟中的排序。叔伯兄弟一共有六人，分别按“温、良、恭、俭、让、忠”取名，族谱辈份为“希”，所以他的名字就叫杨希俭了。

四叔1924年10月1日（农历9月初3）生，比家中排行老二的我父亲整整小7岁。大伯和我的父亲自小就跟随着祖父在外面当学徒、做生意，老人想把最小的儿子培养成家中唯一有学问的人。所以打六岁起，四叔就在河南温县贺村老家读小学，

14岁经父母包办娶同乡崔氏女瑞云为妻，生下一女，不幸夭折。16岁赴蚌埠转河南省镇平县与堂弟杨希让、杨希忠同窗，继续读小学。毕业后经蚌埠转上海读中学。上海英租界被日军占领后，不愿接受汪伪教育，复又辗转折返安徽省界首县继续读完中学（当时祖父杨绍绩在此开杂货店）。中学毕业后，考取民国政府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中日战争结束，于重庆中美合作学校受训两年后派往南京警察局任巡官。1948年徐蚌会战期间与后妻唐氏志成（南京人）经上海转台湾，历任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行政组长、花莲县凤林分局长、宜兰县苏澳分局长等职，直到1989年65岁退休。晚年与其妻唐氏（小其4岁）住台北县淡水镇润福生活新象馆颐养天年。2010年8月30日逝世， 9月6日告别仪式后，安葬於台北市近郊北海福座，享年86岁。

四叔的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属于父母包办的性质。祖父祖母在其十四岁还在上学的时候就给他定下一个比他年长二岁的媳妇，据说每当他放学回到家中，却总是跑到母亲的房间里纠缠着不走，迟迟不愿进媳妇的房间里去。后来在外面上学的那些年里，也总是很少回家与媳妇团聚，因此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就再也没有继续生育。

四叔的第二任太太是他在南京任职时结识的当地一位姓唐的姑娘，小四叔四岁。就像人们常说得那样，一个人有了外遇，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总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这件事在杨家的亲戚当中早就已经不是秘密，然而我们自己家中却一直被瞒得铁紧。那时候，因为连年战乱，祖母带着两房媳妇离开常年生活的故乡，来到蚌埠和祖父、以及我的父亲母亲住在一起。我的父亲去世后，经历了两个儿子先后病逝的哀痛之后，或许是出于思念自己唯一剩下的儿子，也或许是心疼长年独守空房的媳妇，有一天，祖父终于下决心带着媳妇乘火车来到了南京寻找自己的儿子。

四叔将父亲安顿在一家旅馆内住下，又委托朋友陪同老人家下馆子，听戏，就开始了同媳妇直截了当的摊牌。

“咱们离婚吧。”

“为啥？”

“我现在又有了人。”

沉默。

“只要你同意，你看你要啥条件吧，我都可以依你。”

“我生是杨家的人，死也是杨家的鬼。你别想让我离开杨家门。”

看到对方如此坚决，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毅然地甩出一句话来：“那行，两条路由你选，要么是你离开杨家，要么我就永远不再回家！”

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句话竟像是施用了魔法的咒语一样，竟成了他们今生今世永久的诀别。

第二天，蒙在鼓里的祖父看到自己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准备将媳妇留下，自己急着要回蚌埠。让老人为难的是，媳妇也要跟他一道走。老人说：

“你们夫妇俩难得在一起，你就多住些日子再回去吧。”

婶娘说：“我不放心小毛，我要回去带孩子。”

祖父说：“家里有我和你妈照应着，你就放心吧。”

婶娘说：“不行，孩子离不开我。”

就这样，这一对年轻夫妻的一段不幸婚姻从此终于画上了句号。然而，这其中内里的故事，除了当事人以外，任何人都无从知晓，祖父当然也就直到临终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然而，就在此时此刻，令老人家怎么也意想不到的是，他与自己心爱的儿子从今将要面临着的是天各一方的离别，今生今世再也没有彼此相见的机会。

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完成了新政权的建立，各项政策法令陆续出台。其中对我们家冲击最大的是新《婚姻法》的颁布。解放前不少资本家和有钱人凡是有几房姨太太的，以及国民党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眷属，政府鼓励她们同原先的家庭脱离关系，重新嫁娶组成新的家庭。我们家里有两个动员的对象，一个是在家守寡多年的大伯母，一个是四婶娘。两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那时候我刚刚记事，隐隐约约记得每天从早到晚不断地有人来我们家找她们谈话。尽管两个女人都是咬定一个始终不变的回答，但却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祖父着实担心害怕了好一阵子。老人的担心和忧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一旦两个媳妇重新改嫁，家中就只会剩下年迈的祖父，祖母和我这个当时只有几岁的孩子。

然而，虽然这一关最后以有惊无险的结局而告终，但是更大的不幸又接踵而至。

祖父为人一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是个树叶落下唯恐砸破脑袋的老实巴交的生意人，但是为了临近大陆解放前夕去了一趟南京而被蒙受牢狱之灾，让他为难的是，非要他交代他的儿子离开大陆前夕他到南京去与儿子见面是如何向其布置有关潜伏的具体事宜。老人家不仅无从回答，而且是被吓破了胆，于是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裤带自尽，幸亏被同监狱的人发现及时才挽救了生命。然而尽管如此，祖父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脱这一厄运，从看守所里回到家里不久，老人就撒手人寰，从此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最最疼爱的 、也是唯一的小孙子，与世长辞了。

我是在我的父亲去世后28天出生的。母亲是南方人，生来体态娇小而且自由任性，父亲去世时年纪还不到20岁，可以说对于世态人情尚没有完全弄明白。自打嫁入我们家后不久，父亲病了又一直没有恢复，祖父祖母以及两位嫂嫂也都是事事迁就着她。父亲去世后，全家人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唯独她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失去丈夫的悲哀。当时母亲已经是7个月的身孕，在春节即将到来的前几天，一向有洁癖的她，不顾一家人的劝阻，坚持自己动手将房内的家具摆设重新布置一番。当她强行拖动那张笨重的老式木床时，不小心扭伤了腰，动了胎气，当天夜里就出现异常，于第二天清晨便生下了不足月的我。

得到我出生的消息，四叔十分欣喜，赶回蚌埠看望哥哥留下的孩子。祖母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当时你四叔抱着你就是亲不够，嘴里不停地说：“咱三哥这下可有后了。咱三哥可有后了。”在屋子里转了几圈以后又跑到了院子里，全然不顾天上正飘着蒙蒙细雨。祖母从屋子里追将出来说雨淋到孩子脸上了，四叔哈哈大笑，说：“让孩子锻炼锻炼嘛。”

孰料命运在这一刻给我们叔侄俩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一次我们叔侄俩的见面，可以说是我们俩这一生仅有的二次见面之中的第一次。下一次的重逢就必须要等到四十五年以后了。

虽然命运给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但是，在我这人生道路上即短暂且又漫长的四十五个春夏秋冬当中，我们叔侄俩尽管天各一方，彼此音讯渺茫，但两人之间的联系却是千丝万缕地纠缠着，剪不断，理还乱。

我的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也失去了继续在我们家里生活下去的依靠，不久就向公公婆婆提出要回上海娘家去。祖父祖母本来就考虑到南、北方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儿子走了，留下这么一个媳妇在家也确实无法伺候。于是就以将孩子留下作为先决条件，托人将母亲送到南京与四叔见过一面后返沪。从此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我自打出生以来就一直由祖母和婶娘照看着，母亲走了之后，祖父祖母就与婶娘商议：

“你三哥留下了这一脉骨血，也是我们杨家的根苗，你多少年都没有再怀上孩子，索性由我们老人做主，就把这孩子过继给你好了，以后等你老了也会有个照应。”

婶娘说：“孩子我可以带，他是咱们杨家的后。但也是咱三哥的骨血，现在他人不在了，我更要替他把孩子带大，将来对他有个交代。”祖父祖母赞同了婶娘的意见，从此不再坚持让我向婶娘改口喊娘。

这件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尽管过去了，但由它滋生而来的麻烦却远远没有结束过，它就像一场梦魇，整整伴随着我渡过了前半生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上小学时，尽管我的成绩一直不错，但就是不能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加入少先队。老师给出的理由是：“你的爸爸逃到台湾去了。”

参加工作之后，可就远远没有这么幸运的了。由于我的写作特长，我先后有过几次从普通工人提拔当干部的机会，但是在那个所谓的“有成份论，不唯成分论”的年月里，每到了需要通过政治审查的关键时刻，每一次我都会面临着一个毫无例外的结果。

如果同“文化大革命”相比较起来，这一切都还只是小巫见大巫。运动刚开始不久，“红卫兵”先后三次冲进我们家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抄家，他们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旨在搜出“埋藏的”枪支弹药，潜伏特务的名单和国民党委任状之类的东西。

这一次被吓破了胆的该是轮到我的婶娘了。在那一段回想起来就让人惊心动魄的岁月里，就连多少年来一直始终不变，坚守着自己信念的婶娘也终于丧失了最后的信心。为了换取晚年能够过上几年不再担惊受怕的日子，她被迫违心地改嫁给一个穷苦出身且终身没有娶过妻的马姓老汉，以表示同前夫彻底地划清了界线。

而我的遭遇就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能够解决的了。“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我工作的单位就将我列为重点清理的对象，其名曰：“隐藏很深的阶级异己份子”，理由是隐瞒了港台“敌特”社会关系，等等。还为我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并派出人员到河南老家和南京，上海等地进行所谓的“内查外调”，目的只有一个：查清四叔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搞清楚我究竟是不是对组织有意隐瞒了自己的政治面目。

我的婚姻也因此而受到不可逆转的毁灭性打击。几乎所有朋友的父母都坚信我与四叔是父子关系，都会以害怕自己的女儿和未来的下一代没有好日子过而极力地反对。面对这种局面，我就改变策略，同那些与我一样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姑娘结识并恋爱，然而我很快就明白即使这样更加不行。姑娘的父母一旦知道了四叔在台湾的事情，就马上会劝说自己的女儿：“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婚姻来改变命运，如果这样黑上加黑，岂不是搞得自己永世不得翻身呢？”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着拨乱反正的政治清明逐渐改变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的命运。我也终于摆脱了长期束缚着我的无形桎梏，开始走上了企业的领导岗位，施展出自己的智慧与才华。过去我一直向往但却屡遭拒绝的共产党组织，也对我敞开了大门，它向世人宣示了一个崭新政治生命的开始。从此，我终于获得了同别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恢复了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尊严与权利。

四叔到了台湾以后，远离家乡与亲人的痛苦一直纠缠并折磨着他。这一点可以从他先后几次往大陆寄回的书信中就不难看出。五十年代初期，那是四叔刚到台湾的最初几年，在蚌埠的六叔收到了一封寄自台湾的普通信件。六叔只是看了一眼信封上面的寄信人地址，当时就吓得脸色大变。因为那时候大陆新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彻底肃清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是使新政权迅速得以巩固的必须，正在进行着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凡是自己历史上或家庭成员中同旧政权的人与事曾经有过千丝万缕牵连的，都要主动地向政府交代明明白白。这些人对这一类事情唯恐避之不及就是很自然的了。事情的结果毫无悬案，当然是老六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和保证家庭的安宁，毫不犹豫的将尚未及拆封的信件上交给领导而宣告结束。

很多年后，我们所生活的大陆曾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变迁，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台湾海峡两边的亲人始终处于无法联系的状态。这种局面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兵乓外交”推动了中美之间政治气候的回暖，同许许多多长期离散的家庭一样，四叔不失时机地通过第三地，辗转试探性的开始了艰难的寻找亲人的活动。

当一位老乡将邮局试投的一封信交到已经改嫁的婶娘手里时，婶娘恐怕我会受到牵连，便没有告诉我就重新用了一个信封把原信装进去寄回老家去了。不识字的老祖母每次接到蚌埠的来信都是请村里的年轻人帮她读信，这一次被吓破了胆的可轮到这位老太太了。当即赶回家中将信折叠起来偷偷的藏到了床底下一个墙缝里。尽管如此，经历过“文革”被抄家的老人，还是无法控制住心惊肉跳的恐惧，半夜里爬起来从墙缝里重新将信取出，点上火烧了这才一块石头落地。

当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写信告诉祖母，现在政策变了，这种顾虑已经完全没有必要，根据当时给老太太看信的青年所回忆的地址，我往香港寄出了一封挂号信，但最终却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消息。在此之后，我又乘海峡两岸方兴未艾的寻亲热潮，通过澳大利亚的一家华语无线广播开设的寻亲节目向海峡对面的亲人呼唤，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与四叔真正取得联系，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接下来的就是互寄相片确认，互相介绍两边家庭的现状，以及互相倾诉几十年来的相思之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回顾几十年来所经历过的每一幕，无不令人感慨万千，不堪回首。我在给四叔的信中满怀激愤地写道：

                                                                                                                                           满   江   红

                                                                                                                                    ---致台湾四叔、四嬸

                                             八百里淮，自桐柏开源向东，卅六载、悲恨相续，离情伤痛。几番相邀步蟾宫，醒来不觉在梦中。尝欲问，何时彩云归？音难通。

                                             层冰解、天初肃，驰家书，慰亲翁。叹台澎路近，隔海难逢。当此明月斗诗酒，欢歌笑语九州同。倘东风送得征帆至，醉千觥！                

                                                                                                                                                                    一九八二年四月    

怀着无语言状的心情，我拿着四叔的照片去给婶娘看，希望同她一起分享这份迟到的喜悦。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我的这一举动竟会给她带来杀身之祸。姓马的老翁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情，竟拿这件事为理由将她打了一顿。可怜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的老人那里能够经受得住这一突发事件所带来的悲怨与苦忧？没过很长时间，老人家便离开了人世，使她这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终于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听说婶娘去世的消息，四叔在给我的来信中倾诉了他对前妻缅怀与愧疚交织的复杂心情。并且为死去的婶娘写了一篇悼念的短文，表示了对前妻照顾自己双亲的无私奉献充满感激之情。嘱我将这篇短文在婶娘的坟墓前予以焚化，表示对她的纪念与哀悼。

我同四叔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九九一年初冬。祖母去世三周年之际，时年六十八岁的四叔在其旅居海外的六女儿陪同下，经香港来到大陆安葬祖母的骨灰。祖父在一九五四年去世的时候，四叔刚刚去了台湾不久，未能够亲自为父亲安葬；祖母一九八八年去世的时候，虽然台湾海峡两岸已经打破坚冰，有人通过各种渠道非正常往来，但因四叔还在任职，也未能够为母亲奔丧。作为侄儿的我，为了让四叔能够有机会弥补上这个缺憾，在祖母的遗体火化后，将其骨灰在自己的家中设置了灵堂，每年四时祭奠，等待四叔在祖母去世三周年之际回来，叔侄俩共同将老人家入土为安。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我们家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四世同堂”。苍天啊，终于睁开了紧闭四十五年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子孙儿女得以在祖祖辈辈栖息的土地上实现了团圆，只不过这个团圆因为它来得太迟而充满了过多的悲情与哀怨。

死者长已矣，逝者如斯夫。如今四叔与婶娘，祖父和祖母都已经作古，恩恩怨怨也好，悲欢离合也罢，都已经随着这无尽的时间长河飘然而去。细想起来，每一个人的一生之中，谁又不充满了一段段说是平凡，但却又极不平凡的苦难经历呢？有一位哲人这样说过：“历史是沉重的；未来是多彩的。”愿逝者在天国不再为情所累；愿活着的人，都能够有一份宁静而平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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