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冥冥之中心灵的感应吧，常常在梦里见到惠弟可爱的身影，还是从前那个露着虎牙的笑脸，弯弯的柳叶眉，说话爱脸红。
惠弟一岁那年，父亲支援三线去了远方。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又要上班，又要忙家务，常把他丢在枷椅上一坐就是大半天。我那时在太姥那儿上学，为了能多抱抱他，每星期放学后，我都要步行四站路远，赶到母亲那儿带他玩。每次见到我，他总是小脸笑成一朵花，大脑袋一晃一晃，在枷椅上高兴得又蹦又跳，伸出两只小胳膊直往我身上扑。那一刻，我抱过他疯啊、闹啊，恨不得把他亲过够。星期天下午要走时，有时母亲没下班，我只好把他放在枷椅上，托邻居帮忙看一会儿。惠弟看我要走就咧着嘴哭，小手拽着我不放。我不忍心，便又抱起他。哄一会儿，找个小孩在他跟前玩，我就躲到一棵老梧桐树旁窥视着他。要是他哭了，我就赶紧又跑过去哄他；要是他在和小孩玩，我才狠狠心，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就那样，我至少要在梧桐树下跑回三次。
惠弟天性胆小，少时见小虫子都害怕，因此不太惹事，很少挨打。记得他三四岁时，我打过他一次，也是我一生中唯一打他的一次。他那时模样很可爱，眼珠又黑又亮，眉毛弯得像月牙儿，走路象只鸭子，一哭还露出两颗小虎牙。那天，他钻进房里半天没动静，开始还以为他自己在房里玩；我悄悄朝里一看，见他正用小手伸进空空的糖瓶抠瓶壁的剩糖吃。我顿时又恼火又心疼，冲进房就把他手中的糖瓶打碎在地，顺手给了他一巴掌，骂他好吃没出息。他吓得直哭，嘴里还喊着姐姐、姐姐。看他那可怜样，我心里酸痛万分。想去搂着他，但我还是忍住了。硬是让他哭够了来向我认错，我才抱住他。那时我就想，等我自己能挣钱时，一定要给弟弟买好多好吃的东西。
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在市里一次少年文艺汇演中，我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支钢笔和几本小画书。钢笔是暗红色的，上面刻有奖字。我虽然捧着它爱不释手，但还是把它和同学换成了各种点心带给弟弟。直到许多年后谈起此事，他还说，要是把那支钢笔留下来该有多好。
惠五岁时，母亲生了二弟；他十岁时又有了小弟。长到十七八岁，他已经是个一米七六的英俊小伙子了。他对脚下的两个弟弟，可说是呵护倍至，也颇有兄长的尊严，因此两个弟弟爱听他的话。
他那时学习劲头很足，一心想考大学。高中学习很紧，他每天学到深夜两三点钟，眼睛近视越来越厉害，硬是不去配眼镜。他固执地说，等能考上大学再说，现在戴眼镜，别人说你假斯文。他为自己的未来编织着美好的梦，憧憬着令人神往的知识殿堂。高考结束等待通知的那段日子，他常常彻夜难眠。当高考成绩揭榜，他以九分之差落选时，他有点吃不住了，竟大病了一场。从此，他更加沉默寡言。
母亲为此十分担心，我也使出了全身解数来劝说他。我说，三军可以夺帅，但匹夫不可夺志。惠，你怎么可以因为高考落榜而对生活失去信心呢？人生的路不只大学一条，你就不能试试别的路？你是哥哥，可要为弟弟们做好榜样！
惠终于向我点头微笑了。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技校，还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使他倍觉集体的温暖，他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激情。那时候，缺少音乐细胞的他，居然在几个月内学会了弹吉它。从此，家里又有了他的笑声。两年技校上完，他除“网罗”了一大群追随他的“铁哥们”外，还给家人带回了一位美丽可人的姑娘虹。
他陶醉在甜蜜的爱情中，觉得生活是那么美好，生命是那么宝贵。身为长子，他逐渐意思到自己的责任。他对母亲说，父母把我们养大不容易，受了不少苦，我这个做儿子的，将来一定要让二老享点清福。
惠上班后，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二瓶酒，给母亲买了一套婆婆衫，给弟弟们买了些好吃的。这小小的礼物，简直让父母乐得合不拢嘴。
在惠上班不久，我趁出差顺便回家了一趟。惠见我格外高兴，俏皮的说，姐出嫁成了人家的人，还没忘个这个家，好样的！说着，就哼着小调跑到街上给我买了条满是标牌的牛仔裤。他说现在都兴穿这个，姐也美一美。我说自己生完孩子长胖了，怕是穿得不好看。他却说，姐穿啥都好看。边说边拉我坐下，拿起裤子就帮我往腿上套。他帮我拉呀、扯呀，直到实在套不上才善罢甘休。
惠在物贸公司工作，成天要天南海北地跑，很少有时间和虹在一起，好在他常有机会来车城看我。
1990年春节前两天，惠出差路过车城。我看出他精神很疲惫，脸色也不太好。他说近来工作忙，总在外面跑，累的，没啥大病。隔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他急急忙忙办完事要赶回去。临行前，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说，我这个当舅舅还没给过外甥压岁钱，这一百元钱是给外甥压岁的。我说过年还有两天呢，压岁钱还兴预支？他说今天不给就没有机会了。我骂他乌鸦嘴，说以后机会多的是。
惠是准备过完年就选个日子结婚的。谁曾料到，这时他住进了医院！
按常理说，人吃五谷杂粮，谁没个三病两疼？而我联想起惠临别时说的话，越想越不安。我催促家人把惠转到市里最好的医院，以免耽误了治疗。而事实不出我所料，惠由进院时的两个＋号变成了四个＋号，并且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
等我知道情况危急日夜兼程赶回家，惠所在公司领导已竭尽全力帮忙，把惠转到了按市里最好的一家医院。经过各项检查，惠得的是慢性肾功能衰竭。
这简直是晴天劈雷！父母都急懵了。我欲哭无泪。望着昔日生龙活虎般的弟弟此时气息奄奄地躺在病床上，我恨不能马上替他承受这份苦痛。
惠艰难地挣扎着过了一天，又一天。通过一段时间的透析治疗，惠可以慢慢下床走动了。虹几乎天天都来医院陪着他，哄孩子一样，天天给他讲一些开心的故事。惠对面病床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常跑到惠床边玩。惠很喜欢小孩，有点好吃的就要给他吃。惠爱逗他说，你要是我儿子该多好。小男孩说，我要是你儿子就好啦，可以在城里上学读书了。惠说你还没上学？小孩点点头说，没，家里没钱。惠摸着小男孩的脑袋，笑笑说，那你以后就是我儿子，我有好吃的先给你吃，等你病好了我供你上学，好吗？小男孩高兴得蹦着说，那可好啦！
惠的病情基本稳定后，我和父母便与医生商量，看能否做肾移植。关于肾源，我，以至我那刚懂事的二弟都愿捐献。惠知道此事后，坚决地对母亲说，我宁愿自己死也不能连累弟弟和姐。
八月的一天，初秋的落叶轻轻地飘舞在瑰丽的晚霞中，我陪惠在医院的小径散步。他忽然对我说，姐，我真对不起公司，刚上班一年多就让他们花了那么多钱为我治病。我说，等你好了好好工作就是了。惠惨淡一笑说，姐，你不用瞒我，我早知道了。我身边的病友都一个个走了，我能不知道自己的病？我不怕死，人，谁都有这一次。只是太对不起父母，没让他们享几天福，反而让他们揪心，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反问他，难道那么多爱你的人关心你的人都唤不回你对生命的信心吗？
见我伤心，惠又反过来安慰我。他尽量讲以前遇到的有趣的事。他说，有一次，他们学校乐队应邀到一个镇上的舞厅去伴奏，那天下着滂沱大雨，镇上的青年竟穿着大雨鞋跳舞来了。开始还暗笑人家土老帽，后来一想，这也是一种情调嘛；起码他体现了这些青年对生活的热爱吧。我说是啊，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勇气。
正当我满怀信心向上海联系医院时，惠因练气功导制鼻腔出血病情恶化。临终前两天，他对来看他的好友说，过去活得真傻，不知道珍惜生活，还爱怨天尤人。人活着多好，要是老天让我再活一次，我一定做个世上最好的好人。
十月，二十六岁的惠还是走了。他静静地躺在母亲怀里，安静地去了。
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一直在企图欺骗自己，惠是到很远的地方出差去了，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我一直等待着，等待着，哪怕这种等待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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