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历险

1959年底，全省财贸系统要选拔一批青年干部到四川省财政贸易干部学校（即后来省财政校、商专校的前身）学习，我有幸被选中。1960年2月10日入学，我被编入二部二班（学校分为四个部：一部商业、供销系统；二部财政系统；三部金融系统；四部粮食系统），驻地在当时的成都东郊跳蹬河（一部在赵君庙街10号），学习的课程只有两门：《会计原理》和《工业企业财务管理》。那年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中期，机关干部每月定量供应19市斤口粮，财贸校学员争取到了大、中专学生一样的待遇，每月口粮定量标准提高到了30市斤。虽然如此，依旧没有吃饱过的感觉！不知道学校管理层是出于何种动机，出台了一个很有一点吸引力的《以猪草换饭票办法》，即学员向学校后勤部门交够10斤猪草可换回1两饭票。交换条件虽然苛刻得难以想象，但毕竟为学员一饱肚皮提供了一线希望。于是，每到下课，四、五百学员倾巢出动，争先恐后钻到学校附近农田（地）里去“打猪草”—像锯锯藤、奶浆菜、蒲公英等等都属于猪草之列。有一天我利用晚饭后至晚自习之间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在学校大门斜对面那块麦地里，采满了一搪瓷脸盆猪草，正沿着牛龙公路（牛市口—龙潭子）行道树外侧人行道，朝学校大门方向往回走。突然觉得身后像有很近的震动声，掉头一看赫然一辆大货车正朝着我撞了过来，我本能地一闪，往公路边沟对面跳了过去，由于用力过猛又太慌张，脚未站稳而跌倒在沟坎上。几乎与此同时，大货车撞到路旁一根胸径超过30公分的大桉树（行道树）上，“嘭！”的一声巨响，那棵树擦着我右边肩膀倒下，端端砸在身边装猪草的搪瓷脸盆上，大货车前面两个轮子，已经深深地陷在了边沟里，却依然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吼声。闻讯赶来的同学把我从沟坎上扶到被撞倒的那棵树上，坐了10多分钟才慢慢缓过神来。死神虽然只是擦肩而过，四肢五体也没有明显的损伤，心灵深处遭“汽车恐惧怔”（一见到汽车心里就发怵）的残酷折磨，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年5月学校奉命组织学员到成都市郊县支农，我们二部一、二两个斑110多人被分配到温江县金马公社劳动。食宿在已经放了农忙假的金马公社小学，教室充着学员宿舍，炊事、后勤全是财校自己的人马。主要活路就是：收割小麦和收水插秧。金马那儿是典型的川西平原，一马平川，田埂很窄很小，没有一棵能遮阴的树。麦田用皮尺加绳索仗量后，划分成一亩至一亩三分那么大的若干块，然后包干到人头，每人每天必须割完一块。平时我干背呀挑呀那些重活，从来没有“下过粑蛋”，做割麦这类活大约是因为个头偏大，转身和手脚不灵之故，每每落在后面。为了完成任务，唯有“笨鸟先飞”，每天早上5点起床，稍事洗漱即操起镰刀跑到麦地里“干起花儿开”，快到8点时跑回住地，匆匆地吃过早饭接着又干……，中午12点的午饭和下午6点的晚饭，也都是这样忙着吃了又继续忙着干……，几乎每天都要干到晚上九点左右，才和最后收工的少数几人一起回去睡觉。除了三吨“正餐”，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当地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还要在劳动现场为每个参劳人员，免费、免票供应半斤蒸土豆（有时还外搭少许几粒九香豆），俗称“打幺台”。尽管“一日五餐”，却依然弥补不了热浪蒸腾、太阳灸烤和超长时间劳动，对体力的大量消耗，何况那“餐”也没有什么油水。每到晚上睡觉前，肚子就饿得咕咕叫，而次日一早还要撑着到地里去干活，像那样连续干了16天。最后8天是收水插秧，我选择了挑秧的活，在常人看来那是“拈重避轻”，而我的感觉恰恰相反。在金马那些日子，没有下过一天雨，好象也没有遇到过阴天，就晒了近20天大太阳，手上、脸上，所有暴露的地方，连续落了几层皮，还是黑得象个非洲朋友。

7月中旬财校学习结业，计划从成都乘火车取道邮亭铺、大足，经四哥（莫异珍）教书的潼南五桂小学，回古溪老家看望父母后再返苍溪。那天火车到达邮亭铺车站已是晚上11点10分，下车后在附近一家旅店住了下来。次日凌晨5点起床，赶到汽车站去买大足的车票，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轮到买时，售票员说：“大足的票已经卖完了”，我说：“那就买下一班的嘛”，售票员说：“下一班就是明天早上7点的，今天不预售”。我懵了！既失望，又无奈，很不情愿地退出了买票的队伍。无精打采地在汽车站外面街沿上徘徊，不经意中看见一辆满载化肥的货车，正停在十米之内的街边上。也许是条件反射的作用，促使我与正在往水箱里加水的师傅搭讪上了，知道他车上装的化肥就是从这里的火车站仓库转运去大足县城的，我提出给1元钱搭他的车，他说：“钱都是小意思，我可没票哈”，我说：“没关系，知道你没票”，就这样搞定了。我使劲把随身携带的两个大提包，塞在副驾位上，正准备爬上去坐的时候，一位农民模样的老大爷跑过来对我说：“同志，我一早到这里来买了一张去大足的车票，现在家里有急事，不去了，你要不？”我又惊又喜又发愣，心想这票会是真的吗？显得有点迟疑而不置可否。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很快就要开车了，我跟你一起去，上车后再给我付钱，好吗？”，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么好拒绝的呢？于是转过头去向货车师傅表示了歉意，便跟着那位老者进入车站，搭上了去大足县城的客运班车。客车行至能看见山下几公里之外那座县城时，在一个“之”字形转弯处，发现一辆运化肥的汽车直接从这里，即一个百多米高的斜坡顶部闯了下去，破包的化肥白晃晃地洒了一面坡。当客车经过第二个“之”字形，到达那坡的底部时，又看见失事货车的“残骸”正落在公路旁边，仔细观察，那正是我早晨谈妥要搭乘的那一辆。不知道是出于同情或好奇，客车师傅放缓了行车的速度，向围观的群众打听货车师傅的下落，只听见七嘴八舌地说“已经光荣了”。这时，我的心情沉重而又灰暗，心想人的生命竟然如此玄不可测，有时生死就在一念、一动之间，真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再看看手上那张汽车票，简直就是一张“免死票”，没有它自己不也就“光荣”在这里了吗？

到大足车站下了车还没到11点，在车站外面路边店里吃了碗面条，搭上两个大提包就又上路了。经过一座水库（乘了10多里路的木船）、再翻过一座大山，天要黑要黑的时候，终于到了四哥任教的潼南县五桂乡小学。在那里停留了一天，临走时四哥拿出一根扁担，让我把两个包挑上，说：“这比搭在肩膀上好走一些”。于是，我顺着他指的那条石板路一直走到遂渝公路上的唐坝镇，正在一家小食店歇气、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和我搭讪：“.看样子你是出远门的，下一站准备去那里呢？”，我说：“去潼南，然后回老家古溪镇”，他说：“那好哇！古溪镇也通公路了”我问：“有班车去吗？”，他说：“没有”，我还没来得及再问，他又接着说：“没班车，可以骑自行车呀”，我说：“我哪有自行车呢！”，他说：“我这里就有”，我说：“你愿意借给我骑吗，我怎么还给你呢？”，他说：“我是做自行车出租联营的，在县内10多个大场镇，包括古溪镇都设得有门市部。你只要有工作证，在我这里登个记，把租金交了，就可以选一辆车骑到古溪去，然后还到我们设在古溪的那个门市部就行了”。听他这一讲我感到有点新鲜，也觉得骑车总比走路快当，有这个条件何乐而不为呢？依他的要求弄了一辆过来，把两个包绑在车架后面，扁担横在中间，开始骑着感觉比走路轻松多了。越走路况越差，车况也不太好，再加上车载重量有差不多两百斤，平路上都要费很大的劲才踩得转，上坡下坡更要加倍用力扶侍。下午6点左右到达潼南县城，过了涪江渡口，车的链条断了，幸好那附近有个造船厂可以修理，耽误了半个多小时，天已经快黑了，我骑上拼命地往古溪赶，到茶店场时已经黑得不见五指，逼着在那里住下。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走拢古溪，把车还了，去看望姑母、姑父，他们喜出望外，留着吃了午饭，又继续漫聊，尤其是姑母，总是有很多说不完的话。差不多到下午四点了，姑父、姑母才依依地把我送上回家的路。离别整整十个年头，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一家老小（包括父母亲和两个妹妹）既高兴又心酸！那个年代全国农村人口都吃“公共食堂”，家里一无锅二无灶，大妹念文说：“还好，哥哥正赶上今晚食堂‘打牙祭’”，不一会儿便从外面，端了一如钵大碗的南瓜稀饭回来，放在家里唯一的一张破条桌上，我满以为那就是给我舀的晚饭，捧了过来狼吞虎咽地很快吃个精光！完了，一家人还是围着我问这问那，我说“天就快黑了你们怎么还不去吃饭呢？”，他们都说“我们已经吃过了”。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一大碗南瓜稀饭就是一家人的晚餐！也就是说那天晚上除了我以外，一家人都没吃成晚饭。另外，所谓“打牙祭”，也只不过是浠饭做的稍稠一点，而不像平时那样，清水瓜菜汤里很难找到几颗米粒罢了。当时队上（生产队）公共食堂是按人头分“强劳”、“弱劳”、“大人”、“小孩”等不同标准供饭的。我这个“外来人口”，在公共食堂是打不到饭的，只能从家里人的口里省出一点来给我吃。我看到那种情形实在不忍，所以只在家里呆了一天，就又强忍着眼泪依依不舍地走了！

        回到县财政局向局长伍定西报告了半年以来的学习情况，他说：“早就知道你会学得很好，现在你就不去元坝税务所了，回到县局才能学有所用。”接着他又说：“最近一个多月，你就到东河那几个区去帮到收下学杂费。”我顿时觉得收学杂费这类事情不该由财政局直接插手，但又怕被认为是“狂妄”或“不接受领导安排”，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免强地问了一句：“我一个人去吗？”他说：“那三个区就你一人，其余的区已经安排有人去了”。我没有再说什么，准备了一天，便骑着自行车出发了。所谓东河那几个区，就是指县内最边远的东溪、龙山、文昌3个区21个乡（镇）。虽然三个区区公所所在地都已经通了公路，但很少有班车，骑自行车是当时最方便的出行方式。我每到一个区，都先到区上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去欠费的乡（镇）小学一个一个地摧缴，不是每个乡（镇）都欠费，但有的乡（镇）要跑两三次才收得齐。就这样顶着烈日、栉风沐雨、爬山涉水，跑了一个多月，才基本完成任务，时间已经是九月中旬了。“打马回朝”那天，我从文昌场上骑自行车回苍溪县城，行至元坝镇境内一个叫潘家弯的地方，遇到一段“L”字形的陡坡，自行车刹车突然失灵了，两个车轮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该左转弯时“龙头”却不听使唤，竟直接向正前方20多米高的一个乱石碥冲了下去，眼看已经“无力回天”，我赶紧放开“龙头”双脚使劲往左边公路上一跳，由于车速太快被甩到了四五米之外的碎石路面上。稍顷，我从地上爬起来，只见左边的裤脚和衣袖已被碎石磨破，左腿肚子上有巴掌大一块血斑、左手倒拐子（胳膊肘）上不仅有血斑，还有三四条血口，最长的一条超过8公分，但并未感到疼痛。我抖了抖身上的沙尘，摸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乱石块，下到乱石碥的底部，把自行车的残骸拼到一起，然后扛在肩上绕开公路，直接穿过一个近千米的大河坝，从元坝场下边的人行渡口（中渡口）过河。刚走到河坝中央，伤口痛起来了，越走痛的越厉害，我咬紧牙关坚持走到区卫生院，把伤口包扎好，才到税务所住下。在元坝养了两天伤，等自行车修好了，就又骑着回到了县财政局。

谈起那半年多的经历，有同事打趣地说：“你小伙命大，三闯地狱而不入！”

第1.8节.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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