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庙号“新太祖”，称为“新太祖高皇帝”，简称为新帝。而仅仅15年之后公元23年，“商人杜吴杀莽，校尉东海公宾就斩莽首，军人分莽身，节解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公宾就持莽首诣王宪。传莽首诣宛，悬于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纵观古今，王莽生命的最后下场可谓罕见。

在史学界，王莽一直承载“改制”、“新政”的光环，但同时却又背负着弑君篡位，符命谋权的骂名。在执掌丹青竹帛、春秋刀笔的史官视野当中，王莽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汉书》并没有把王莽放在帝纪中，而是放在列传篇中，《资治通鉴》对王莽生平的叙述和评价更是让这位行了皇帝之实，没有皇帝之名“历史幸存者”不堪。

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理论：说明问题的历史单元。一个朝代的即将灭亡，凭着祖宗功德奉守江山的末代皇帝无论材质如何都会随着腐朽的吏治、涣散的人心成为后人的一个有力遗训。西汉末期幼主孤弱，政治混乱，外戚专权，以至于盗贼横生，民不聊生？主流史学很容易得出这么一个富有官逼民反意味的结论，然后以血的教训和三皇五帝的丰功伟绩滔滔不绝地告诫后继者为人君的德行。

西汉末期真的如此堕坏以至于亡国吗？汉武帝一般被认作是西汉由兴转衰的转折点，迷信方术，穷兵黩武三十余年开疆拓土，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输送荒漠以致府库空虚，民爵土地得以流转加剧了兼并之势，富者酒肉臭，穷者填沟壑，加上岁比不登，人民疲敝于凶年，果真转衰之势？在巫蛊之祸之前，太子每谏征伐四夷，汉武帝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从这句话话来看，汉武帝必然知道自己所做所为对于后世有何影响。

后世汉孝昭帝及至孝宣帝，出现孝宣中兴，匈奴伏辜称臣，西方小国远至瀚海，咸来毕贺，大国威仪渐渐显露。

然而这一切文功武治，政治繁荣的宏观背后，是一个怎样的微观吏治基础支撑的呢？无论秦汉，政治、军事和司法出于一人，皇帝一人的材质和修养王对于王朝的兴亡有着重要的影响，转观明朝，君主专制到达空前的高度，而明代的灭亡却是发端于底层文人吏治的腐败。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提到，皇帝成为一种文人政治的需要。由此可见，西汉和明清时期政治运行环境有着重大的差别。

那么将西汉末期的历史现象描述为亡国的必然现象也就有失公允了，王莽能够模仿周公，践行天子之政，进则称“予”，诏则称“制”，功高加九锡，后假符命之瑞，去汉号，称皇帝。据史书记载“莽乃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没有历史上王朝兴迭的兵戈暴动，和平禅让以继承大统，王莽能够践祚帝位说明也得到各方政治势力的默许，而西汉末期的腐败这个命题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汉孝成帝刘骜没有子嗣，而继任的孝哀帝也没有子嗣。王朝的继任者问题，以及继任者本身纠缠万端的问题成为西汉末期政治腐败的源头。

说明问题的历史单位，这个单位究竟在时间刻度上和涉及人事上的范围多少才能将一个事件近乎事实的描述出来，确实是一件富有挑战性且难以完成的工作。

王莽出身于外戚世族，孝元皇后母家兄子汉孝元、成帝时累世封侯，居位辅政，而唯独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获得侯位。王莽鉴于兄弟竞相侈靡，于是折节恭俭，勤身博学，外交英俊，内事母及寡嫂，抚养兄长孩子，史称“行甚敕备”。

这么一位德厚长者，如何成为弑君篡位的“逆流”呢？

据史书记载，“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其后，王莽怂使下属献黑、白雉和犀牛福瑞，取悦于太皇太后，同时媚说吏民令群臣群臣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太保舜等及吏民上书者八千余人”这个数字后来竟然达到“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

王莽在做好舆论和组织工作之后，也加强对官员晋升渠道的垄断。在时机成熟之后，王莽便除掉通往帝位的拦路石——孝平帝。“时帝春秋益壮，以卫后故，怨不悦。冬，十二月，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鸩杀了孝平帝。

王莽继承帝位之后，据记载“莽因汉承平之业，府库百官之富，百蛮宾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欲更为疏阔。乃自谓黄帝、虞舜之后，至齐王建孙济北王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故以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或许王莽确实羡慕商周古制，人民淳朴，万物向化的古风，但是一人心所向，未必是万民所指，王莽改制到底是时代的一种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他所引起的混乱只不过是开启权力重新洗牌的按钮，人民还是人民，他们从来在统治者权力的边缘，在历史上也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不幸的是，他们只是一人成与拜的附属物而已，历史从来是这么撰写的。

“莽性躁扰，动辄慕古。”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但是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

当最后的结局来临的时候，王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在哪里。“闻汉兵言莽鸩杀孝平皇帝，乃会公卿于王路堂，开所为平帝请命金之策，泣以示群臣。”在叛乱的兵火烧及宫室的时候，王莽仰天长叹：“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王莽的命运已如前文所述。

王莽的一生如班固所说：“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及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匿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害遍生民，自书传所载乱臣贼之，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皆圣王之驱除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