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面阿婆（修改稿）

      在村里，凡是和奶奶同辈的女性我大都称之为阿婆，因为长久以来同一姓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一个村往往也就那么几个大姓占据，加之以往也没有外出打工之类的，所以一代代也就这么下来了，都有点沾亲带故的。众多的奶奶的同辈，为了区分常常会冠之前缀，譬如隔壁阿婆、东面阿婆、西面阿婆、胖阿婆、陈家阿婆，总之各种名目，为的就是能够一目了然的知道你所提到的是哪一位阿婆。

       东面阿婆，顾名思义是住在村庄的东头，与我家隔了几户人家，从我记事起我就看到她是和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住一起的，在我的眼里她永远是那么的老，我小时候她是老人，满头短发花白，总是穿着洗的发白的斜门襟的衬衣或夹袄，挺不直的腰板。我长大了，她依旧满头白发，斜门襟的衣服变成了对襟的衣服，还有那无法直起的背。有些人家儿孙满堂其乐融融，在东面阿婆的脸上我看不到，很多事情在小孩眼里是看不懂的。奶奶是这样告诉我的。每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呀，这是奶奶对生活最大的感慨，在她无话可说的时候就会冒出这么一句话。自然后面的话也就没有了，即便再问也是这么一个结果。

       几年后我外出念书了，很少回家。放暑假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做好晚饭后到村里的一条小路上去等候回来的父母，那时的天色一般尚早，农村的夏天还是很忙碌的，在田间劳作的大人们也往往要等到天色暗下来才收拾工具回家。那是一条青石台铺成的台阶子小路，由于年代久远，四周的泥土都已嵌入台阶子里，小路的两边都有人家，下雨时我常常需要踮脚走，才能避免把鞋子弄湿。

        我在路上走着，很多户还是紧闭着大门。在傍晚五六点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在家。东面阿婆会在院子里坐在竹椅上，鼻梁上架着老花镜，趁着天色翻着报纸。在农村，识字的老人并不多，东面阿婆像一个解不开的谜让我想无限的接近她，了解她。她不看报时，会招呼我进去坐会儿，有时我实在闲来无事，也会应着她的要求进去聊会儿。她常常会问我在哪里读书啊，几岁了，读些什么呀，我也是每次应着她的这些问题一一回答。说起我的会计专业，阿婆更是赞不绝口，我纳闷着阿婆的感兴趣。每次见面她都会问一次，不知是她忘了，还是她只关心我的这些问题。我也习惯了这样的开场白，有时也会有一句没一句的问问她的那位大我七八岁的孙女的情况。她说起孙女时还是蛮开心的样子。孙女和他爸爸一样也是警察，东面阿婆这样讲的时候我不免有点纳闷了，我一直知道阿婆唯一的儿子是橡胶厂的工人，何时成为一名警察了。

“孩子都是好的，从小我把她们带大，但是孩子大了还是随娘，现在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了，家里也清净了。如今我是这个家的一个废人了，除了吃，什么也帮不了了，”她一叹息，我就会宽慰她，年纪大了，就应该休息了。

“他们要是和你一样想那就好了，”阿婆依旧感慨道，“老头子走的太早了，留下我一人孤苦伶仃啊。”

  阿婆的眼眶开始湿润时，我便起身告辞了，应该说我是默默地走出她家的门的。她一说起老头，便开始喃喃细语了，后面说些什么我也一概听不见了，她已经无视我的存在了，或许她在叫我进她家门的时候是希望有个人听她说话，她的身边或许连个听她说话的人也没有，我正好是路过的那一个。

         我参加工作之后，没有了寒暑假，回家的时间更加少了。后来因为颈部动了一个小手术的缘故，在家呆了一段时间。我还是有傍晚在小路上走走的习惯，只是这条青石板铺成的台阶子小路变成了煤渣路，散发着一股让人难受的焦味，我固然也不必在下雨天踮着脚儿走路了。小路两旁的还是那些人家，只是从这条小路走出去的人比以往多了，留在农村的孩子几乎是十户里都找不出一两家了。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人，他们的孩子有些像我一样留在城里工作了，有些到县里工作、成家、居住了。有时经过东面阿婆家的时候，我倒是刻意在那里停留，可是里面再也没有她的身影了。偶尔也会看到她的儿子或媳妇，因为不是很熟的缘故，所以也没有打招呼。这么多年没有看到她，我有时会想起她那无助的念叨，自言自语希望有人倾听，却又无视听者的存在，我也许是她在那段时间可以面对的一个人，只是在那段时间后又消失了。她会不会还认识我，知道我，想起过我。

        成家之后，回父母家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奢望。每次回家的最大目的便是参加同族人的婚丧喜事。再之后，婚事我也一般都是寄上礼金推辞不去了。遇到丧事，无论如何我还是会请假前去。奶奶在世的时候说，不见人生的最后一面会遗憾终生的。我不想在我的生命中有遗憾的事情，至少越少越好。后来，父亲的远亲堂姐夫去世的时候，我便赶了过去。母亲在电话的那头劝慰我，由于不是父亲的堂姐，只是应了太太辈上的关系，不来也无妨，但我还是去了，若不是大家住的比较近，或许我们也不会和他们家有来往。想想人这一辈子真是快呀，小时候这位姑父常常抱着我，总想让我做他的女儿，我长大了，他也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儿媳。儿时的很多事情在长辈们的眼中都是美好的，只是命运往往并不遂人愿。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血缘还是姻缘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而是我们曾经彼此在意过对方，在心中我还能想到对方，去便成了我唯一不可更改的行程。

        在这位姑父的丧事上，我碰到了东面阿婆。在没有她的信息的那些年，我有时会想她过的好不好，她还在人世吗？看到她比以往更加瘦了，肤色有些苍白，穿着一件上青的衬衫，但是精神还不错，她居然还认出了我，我也很开心。她也不像以前那么恍惚了，这么多年或许有点念想的缘故，我一下子觉得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更加近了。她问我在哪里工作，成家了没有，我也一一作答了。我忽然回想起那些年来她一次次的问我在哪里读书啊，几岁了，读些什么呀，她真的变了，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她应该过得还可以，这让我很踏实。她来这里帮忙折锡箔了。在村里，若是有人家中办丧事，附近的婆婆们不论是不是亲戚都会前来帮忙折锡箔，这样的习俗延续至今。她们在那里回忆着逝去的人的过往。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或许碌碌无为，但是一旦到了那里，经过婆婆们的谈论，再无为的人也会因为死而变得高大很多。因为死而神圣，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这一次的回家，因为碰到东面阿婆的缘故，让我更加觉得值得很多，看到她的近况，也让我少了些许的牵挂。

        父母成了我唯一在农村的联络人，多年来，我常常希望他们能和我同住，但是他们执意不肯。或许他们喜欢田间的劳作，在失去了土地之后，他们只能在一块废墟上耕作，偶尔也能将采摘的新鲜蔬菜送来给我尝。他们喜欢那里的自由，或许是可以串门，诉说家长里短，而我这里没有这些。我每每听到两老来的电话，我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多年来都是我电话向他们问候，他们只在有重大事情的时候才会主动打电话来告知。在碰到东面阿婆的半年后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东面阿婆死了。我闷闷地顿在电话的这头，母亲在电话的那头告知我不必回来了，因为这位阿婆不是我们的同族同姓，只要母亲过去帮忙折锡箔就可以了。我应着母亲，脑中却在思索着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回去一次，虽然不能前去见见东面阿婆的最后一面，但是母亲家是离她最近的地方，她如果还记得我，希望她在天之灵能感受到我的存在。我还是以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赶在了东面阿婆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回到了家，母亲因为我的到来，也早早从东面阿婆家回来了。当我依偎在母亲的床前，空气是那么的沉重，我不敢开口问任何问题，怕母亲会怀疑我此行的目的。我多么的渴望知道她的一切，她这些年到底过的好不好。

        第二天一早，由于我在家的缘故，母亲没有出门，西面阿婆便来叫母亲同去东面阿婆家帮忙，看到我在家吃早饭，便在客堂间停下了。

她一句作孽呀，就再也收不住话语，“一大把岁数了，跟前也没有个端茶送饭的，都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回来的时候好好的，才半年就这么莫名的走了，要是知道育婴堂领养的儿子会这样待她，老田真不应该养大他的，前世不知造了什么孽，辛辛苦苦供养领来的儿子，让他念到高中，然后当兵，做了没多少时间的警察竟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了。”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东面阿婆在我面前念叨的话，孙女也和他爸爸一样当警察的，在她的记忆中儿子确确实实是一名警察，是她引以为豪的一点，她或许从未接受过儿子从派出所出来的事实。

“不久阿婆的老伴老田就死了，田会计是一家的顶梁柱呀。后来儿子的工作总算落实了，过了几年就结婚了。本来日子也算好过了，可是自打结婚后，家里就没太平过，媳妇总是嫌没有血缘的阿婆是个多余的人。一位老底子（上海方言旧社会的意思）的家庭妇女能做啥，亏得一位远房亲戚，身边没子女，接她去住了十年，总算太平了几年，两位老人互相帮忙着照顾，直到这位亲戚去世才回来的。”西面阿婆说着说着泪水就止不住地流。

 这时，母亲从里屋走到大门口，在门前竖起了一根笤帚，应了一声，“旁人都不知她最后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跟前连个可以说说话的人也没有，总之是个苦命的人啊。”

        我看着母亲和西面阿婆往东而去的背影，那里传来了鞭炮的声音。人的一生，来世，结婚，死亡都需要用鞭炮的剧烈声响向天地传送，随后，送葬的队伍开始沿着那条我记忆中的小路攒动起来，那条小路在经历了青石板、煤渣和水泥的铺垫通往了更远的地方，在我的身后，似乎又传来了东面阿婆的声音：有空过来坐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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