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偶札（六）

君臣高见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可谓是惜墨如金，可是他却整整用了一百二十五个字来写一则唐太宗与一位连姓名都没有的名符其实的微臣的对话。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作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这段对话实质上发表了两种高见。一是那位没有被提及姓名的臣子关于怎样识别佞臣的高见；一是唐太宗关于从根本上防止出现佞臣的高见。

那位臣子上书唐太宗，请求他除掉佞臣。当唐太宗问他谁是佞臣时，那人说自己居住在荒野草泽，不能具体确切地指出谁是佞臣，但是他请求唐太宗去与臣子们交谈，并故意装出发怒的样子来试探他们。那些坚持真理，不为龙颜大怒而屈服的人是正直的忠臣，而那些惧怕龙威大震而见风使舵顺着皇上意思转的人便是谄媚的佞臣。如何识别佞臣对于国君们来说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早在战国时期，齐宣王就问过孟子，他说我下面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哪个不好，应该除掉他呢?看来，这确实让那些君临天下的国君们感到头疼和棘手。而这位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臣子告诉给唐太宗的这个识别佞臣的办法，确实有他的高明之处。历史上那些奸臣哪个不是善于见风使舵，在皇帝面前投其所好，从而得宠的呢?

可是，唐太宗却表示不能采纳这位臣子出的这个主意。他对那位臣子说，作为一国之君这好比是水源，而臣子们则好比是水流，如果水源本身混浊却要求水流清纯，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君自身虚伪奸诈，凭什么去要求下面的臣子们正直呢?我将以自己的至真至诚来治天下，因此经常暗自鄙视以往那些喜爱用诡诈的小伎俩来对待臣子的帝王。所以，尽管你为我出的主意不错，但我不会采用。唐太宗的这一番话确实是很感人的。如果我们来做一点理性上的分析，他的这个高论到底高在哪里呢?我看，高就高在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对于一国之君来说，你教给我一个好办法，把所有的佞臣都一个一个地找出来，杀掉，这固然不错，可是这本身就是玩花招，是诡诈。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样一来，下面的臣子不是都会学得越来越谄媚讨好了吗?这样的话，那些正直的忠臣也会被迫变作佞臣，佞臣就会越来越多，杀也杀不了。作为一国之君，如果能真诚对待下属臣子们，他们也就会献出自己的忠心，那么还用得着担心佞臣而去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杀吗?

唐太宗的这个高见的确在他自己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他为后世留下了两个永久的印象：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有名的敢于犯颜直谏的名臣(魏征)就出在他当皇帝的时候；一是在他当皇帝的时候，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紧接“文景之治”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贞观之治”。

历来就是先有昏君，而后才产生佞臣，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司马光的笔墨用得果真是地方，但愿后人不要辜负老先生的一番良苦用心，对这段文字千万不要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