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简称“下放”这个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风行一时。

       干部下放锻炼；学生下放再教育；城市居民下放当农民---精简城镇人口，下放的去处全都是农村。我俩虽是干部，幸免下放之灾。可我们的儿子老大却未能逃脱下放的命运。这并非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成千上万，浩浩荡荡，一大批人，下放是当时的基本国策，一股洪流，势不可挡，无数血气方刚，一批一批的少男少女们，一拔一拔高中毕业生，用大棚车，不，无棚卡车，将这些尚未成年的年轻人从父母身边送到了中国的原始农村，强行让他们去接受那种从未接触过的清苦的陌生的农民生活。

       我儿子，于1974年从南昌十九中高中毕业，学习成绩不错，当时，一无大学可考，又无职业可就，只有等待“下放”归来才有出路。独生子女可以享受免下放的优惠照顾。那种年代国家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允许生三个，独生子女，寥寥无几。我儿子是老大，当年年仅十六岁，是知青点中年纪最小一个。

       1975年春天，春意盎然，万物复苏。七二Ｏ厂第一批几十名职工子女于三月底，顶着初春的寒风，大搞欢送，胸戴红花，敲锣打鼓，用工厂的交通车，经三小时车程，送到了江西永修县江上公社耕源大队厂知青点。

        这是一个半封闭落后的村寨，屋前视野开阔，房后依傍青山，村旁有一条日夜潺潺流淌的小溪经过，风景如画的原始自然村落。七二Ｏ厂出资在原老屋陋室的旧宅傍，给知青们新盖了一排多间简便的平房，作为知青的栖身之所；打了一口供几十人日常生活用的大水井，以解决知青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她）太年轻了，没有社会经验，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家长们怎奈放下心呢，厂方决定，轮流派出两名干部，带领知青和知青们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帮助知青解决日常生活中具体问题。

       二

       知青点的生活来源，一律自给自足。他们的口粮靠自己种田解决；花钱，还得上山搞付业，俗话说，就地取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上山砍柴当燃料，劈伐竹子来出售，这是当时解决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知青必走之路，想绕也不绕过的。

       上山干活，是最累最吃力的活，小伙子都喊冤叫屈，女孩子姑娘们，更别提了，体质纤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连上山的路都走不稳，哪能吃得这般人间苦，不去不行，去了又吃不消，实在万般无奈。小伙子扛竹片子最多的扛４０根，女知青扛２０根，叫苦不迭，下山时两腿发软，迈不开步，下坡膝盖打跪，有的滚下山坡，满脸沮丧，有的抽泣，甚至掉泪，个个乌云满天。后来，知青们只要提到“上山干活”，就胆战心惊。

       有一次，我在知青队蹲点几天，那是1976年7月10日，至今没忘，随同他们上山扛过一次竹片，体验一下上山下乡的滋味，我也扛了２０片。我从小农家出身，已年过四旬，虽未扛过竹片，但我劳动的底子比较厚实，也觉得劳动强度之大。一年中，最辛苦的是“双抡”时节，烈日当空，骄阳似火，汗流浃背，体质弱者，晕倒在地，真是苦不堪言，有的叫苦连天。确实可怜这些孩子，同情和怜悯这些孩子，苦在孩子身上，疼在父母心上，尤其是女孩子，我更同情，可又无奈。知青家长们，大家个个心急如焚，期盼时光的车轮快速流转，日月星辰，不停的轮换，下放早日结束，尽快脱离苦海。

       那时，我是厂知青办的干部，又是知青的家长，作为双重身份的我，将这些正处在身体发育时期的未成年城镇知青，职工子女送到农村，又是比较封闭落后的农村，内心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农村饮食缺乏，营养更差，条件艰苦，生活低下，这些令知青家长们无不牵肠挂肚，魂牵梦萦。只要厂里有车去知青点，家长们纷纷捎上他们认为能给孩子们解解馋的任何食物、点心之类的东西，都会觉得心情有所轻松和慰藉。由于知青队的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体力的消耗，有的家长煞费苦心，想出点子，购来面粉，用猪油炒熟，拌上白糖，待孩子散工或夜间饥饿时，用开水冲冲，可随时充饥和食用，解饿救急，方便快捷，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在那些家长的精神感召下，也给儿子带去过炒面粉，尽点母亲的心意。儿子过生日，无法给他弄点可口的菜肴，我炒点花生米，用玻璃瓶盛着，请人捎去作为生日礼物，他还挺高兴的。

      下放到那偏僻的落后的农村，对娇嫩的城市知青来说，让他们是去过一种“苦行僧”的生活，似乎不尽情理，那里环境艰苦，条件恶劣，饮食低档，油水不足，饥不择食，吃什么都有味，而且特别香，味感奇特好，有的知青在夏日夜晚，饥肠辘辘时，搞点野味充饥，只是举手之劳。当地小溪鱼塘，土壕沟边，有鱼小虾，乌龟脚鱼，垂手可得，自行烹调，以解馋瘾。

       老伴当过一轮知青带队干部，一次，他捎回家几十只小龟、脚鱼，爬得满地都是，家里成了动物世界，房间变成了乌龟之家。那时我抚养了衡阳两岁的侄子，小珂珂见了能走会爬稀奇古怪的小东西，头能伸缩，一摇一摆，匍匐前进，从好生诧异，到欣喜若狂，他拿在手上，装在兜里，当成了活玩具。 知青们生活虽然艰苦，多少还有点乐趣。

       三

       我的老三是初中学生，小小年纪，他利用寒暑假期，亦跟其兄到知青点“体验”生活，“锻炼”自己，他可没人给他任何压力，全凭他自己自觉自愿知去青点的，他说：“我自己下放，”把家人逗乐了，他尾随知青哥哥姐姐们什么都干，而且十分卖力。他由于哥的下放，免除了自己的下放。如果有人闲聊知青下放时期的苦楚和趣事时，他也能侃侃而谈他在知青点的“下放经历”，给自己带上下放的“光环。”给自己在将来的人生经历中，无形中增添了同龄人没有的“下放”经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形中给农民带来去了文化科普方面知识的普及，增强了城乡接触，架起了城乡之间的桥梁。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爱好无线电，大部份业余时间都在捣咕无线电，如饥似渴的钻研无线电知识，自己设计、焊接，组装过多台收音机。他忙时，我这个母亲都搭了进去，帮他描绘图纸，摆弄零件，支持他正当的业余爱好。记得,第一台自己设计组装的收音机发出响声,收到电台发出的电波时,他那情不自禁的兴奋和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下放后，他将农民哑巴了多年，又无处修理的旧收音机，免费给他们修好复原，重新发出清脆的音乐和广播新闻，农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夸他有本事，有技术。像这类的好事，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民送去的实惠，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农民欢迎，农民喜欢。年末岁前，孩子们回城，有的农民送上他们亲手制作的地瓜干、冻米糖等当地土特产。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当时称为加强工农联盟。

 

       作为知青，作为家长，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好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有朝一日能回城。下放，何时结束，大家望眼欲穿。

当时知青回城的条件是：

      其一、要有父母单位的自然减员指标。还得视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困难，谁先谁后，论资排队；

      其二、自己的父母退休（病退）的自减指标，子女顶替。

       这两条我儿子都不占边，因为我俩算不上困难户，又处在不惑之年，还不到退休年龄，所以儿子的回城，遥遥无期，家人内心，无不焦急。

        当时的下放政策，正确与否，没人议论，无人研究，在那计划经济的时代，更没有人去质疑，说实话，有关国家政策方面的事，也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该管的事，说是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你关心得了吗？我想关心，可不知怎样去关心。话又说回来，下放的人千千万万，大家不着急，你急什么呀！我想，国家会有统筹安排，早晚会解决的，一定会解决的。至于正确与否，是非自有公论，让后人去评判，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时光荏苒，时过境迁。回过头来，知青下放政策，虽是一件不受知青和家长欢迎，甚至难以接纳的事，但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和审视，未必都是不受欢迎的，不好的，是坏的。事物不是绝对的，意思是说，不论什么事物，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有得有失，有利必有弊，好事坏事往往也是相互转变的。所以凡事都要辨证地看问题，要有辨证的思考。

        所以知青下放，从锻炼意志、健全体魄，培养人的角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经过下放的知青，吃了苦头，了解社会，在精神和肉体上，无不经受了一番艰苦的磨烂和锻炼，为日后的人生旅途垫定和夯实了坚固的基石。当今不少中壮年，凡有过下放经历的，无不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段闪光的历史，人生的阅历，和宝贵的财富，为自己当年曾“下放”感到荣耀和自豪，不少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来自六、七十年代曾经下放，经过磨砺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