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一事当前，当事者由于站在利己的立场，很容易陷入迷局中，而旁观者立场客观，往往会做出明断。这道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四十多年前广为人知的“革命大串联”，六十岁往上的人，几乎人人经历过。不但当时我们这些“当事者”，所谓“红卫兵小将”懵懂不清，就是家长、老师这些成年旁观者对“串联”也迷惑不解。

    道理不明白无妨，有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全国大中小学几千万学生一呼百应。串联开始还是在本地区本市到处煽风点火，不几天的功夫就蔓延全国。交通阻滞，生产停顿，经济濒临崩溃即从大串联开始。

    大串联的高潮是在1968年夏秋之际，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激励全国1200万红卫兵涌向北京城。开始时，我一直坚守在学校给同学们串联开介绍信，原因父亲一直警告我不要出去到处疯跑，胡闹，心里一直有所顾忌。后来串联回来的同学说，到任何地方有吃有住，根本不需要介绍信。既然这样，我也不顾家长劝阻，和班里六七个同学坐上火车到了北京，时间大概是66年10月中旬。

    下了火车，被安排住在一所医院里。黑砖平房，一个四合院子里，所有的屋子都是空空的，桌椅橱柜一概没有，连铺土炕都没有，别说床铺了。当时一进屋，觉得这哪是住人的地方呀？事实证明，这屋子不但能住人，而且住很多人。地下铺了一层席子，上面是简陋的铺盖，下面是谷草。可见，这院子，这屋子是为了接待红卫兵专门腾出来的。我和同学们就和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排成三排，每排十人，席地而卧。一个屋子住三十人，一个院子十几间房，就住了好几百人。这里每天有人接待服务，一日三餐吃的都不错。但是，没有人组织我们活动。一个屋子里三十人行动自由，愿意几点起就几点起，愿意几点睡就几点睡，但是，饭点必须遵守，过时不候。串联嘛，愿意上哪里串，就窜向哪里。

    我和同学们都是第一次到北京，大家有一个心愿，到了首都北京，怎么也得看看天安门，拜谒人民英雄纪念碑。于是，第二天，几个人结伴坐公交车去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除了人，还有遍地从别处刮来的大字报碎片，没什么可看的，照了一张照片就是最大的收获。挤不上去公交车，只能徒步回驻地。碰到当地北京人问路，他们都是斜楞个眼睛，一副蔑视表情，爱答不理的。（从那时起，我对北京人印象相当不好）我们哪里意识到街头巷尾挤满了蝗虫一般的红卫兵，搅乱了北京人的生活。他们心里烦死了，还不敢明说。

    一次到人民大学抄大字报，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被人群齐腰卡在栏杆上。双脚离地，身体向前倾斜。前后左右全是人，挤得水泄不通，想摔倒在地都不可能。没有办法挣脱，只能双脚在下面乱踹，双手在人头攒动的上空抓挠呼救。还是稍远处一高个子男生抓住我的双手，连拉带拽把我救了出去。有了差点让人挤死的经历，深深体会到坐车不容易，于是步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逛。西单，前门，大栅栏……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抄也抄不完，漫天飞舞的传单、小字报，两天的功夫书包就装满了。逛累了就宅在屋子里，听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同学们讲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趣闻。

    原以为到了北京三天五天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可是，过了一个多月，毛主席接见的消息全无。即便如此，这样有吃有喝的日子，仍让我们乐不思蜀，没有一个同学说想家的。同学们出门仓促，没有带换洗衣服，穿着外衣洗内衣、穿着内衣上街也没人笑话。

    北京累了，不堪重负，毛主席也累了，厌烦了。但是，再累也得接见一次，最后一次。听说，还是周总理力劝的结果。只有这样，才有理由把滞留在北京的400万红卫兵全撵走。省得他们整日价沿街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盼星星，盼月亮，毛主席接见的日子来到了。凌晨3点钟，我们被叫醒，摸黑吃了半碗菜，（很多年以后才揣摩出那是碗红烧肉）一碗大米干饭。然后到院子里紧急集合，站好队、统计完人数人数，我们把发的面包、香肠装进书包，便排着队急匆匆地向天安门方向出发。

    到了天安门，天还没亮，我们几百人的方队被安排在偏西南角的方向。和陆陆续续赶到的大队伍相比，我们就像一小块豆腐似的，一点也不起眼。领队的告诉大家，大概九点多钟毛主席才能接见我们。大家听了，一阵兴奋，一阵骚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脱口而出。领队急忙制止，让大家保持安静，耐心等待。不大一会儿，整个广场就满满当当了，一点缝隙都没有，装满了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大家站在那里等啊等啊，从凌晨四五点钟等到八九点。中午十一二点时，大家基本上都站不住了，就地坐下来，地方还不宽裕。就那么人挤人人靠着人坚持着，耐心地等待着。秋天的太阳余热不减，照得人头晕脑胀。想喝口水，没有。上一趟厕所，来回四十分钟。说实在的，谁也不敢说出口，挺后悔参加这次活动，太遭罪了。

    下午两点多钟，高处的大喇叭传来好消息，说毛主席已经登上天安门了！大家兴奋地雀跃起来。天安门楼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大喇叭不断地向大家报告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活动的情况，一会儿说毛主席在中间，向大家挥手，于是大家欢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会说毛主席已经走到西南角，这是我们见到毛主席最近的角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于是伸长脖子向城楼的西南角张望。即使是望穿双眼，也只能大概识别出毛主席的轮廓，因为其他的领导人都和他保持一定距离。至于毛主席的五官，根本看清楚。想往前挤一挤，前面的人也想再往前凑一凑，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水泄不通。

    就这样，熬到下午三点多钟，毛主席接见完毕，我们才整队回驻地。这回我们是先头部队，撤得比较迅速，也没有什么闪失。路上听人讲，天安门广场上后续出来的红卫兵们踩踏的，挤伤的，把鞋挤掉的比比皆是，清场时用汽车往外拉。

   回到驻地，一屋子的人顾不得一天的疲劳，争相询问“见到毛主席了吗？”“见到了！”“他老人家长什么样子，你看清楚了吗？”“照片上的样子呗！”其实，大家谁也没看清楚。

    第二天，我们踏上返乡行程。一路上就别提了，一个字能概括“挤”。座位上不必说，车厢的过道、甚至座位底下都挤满了人，上个厕所须在人的肩上踩来踩去。坐了一宿的火车，我一直在行李架上蜷缩着吃着喝着睡着。就这样，一位高我两年级的学长在串联期间竟然走遍大江南北。听他讲，当时并没有设计出行路线，到了车站，见了火车就上，走到哪里算哪里。反正坐车不花钱，到哪里都有接待站，吃喝住全不花钱。

    从北京回来，中央发出通知，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提倡徒步串联。我们班有十几名同学组织步行长征宣传队到北京去。其余同学不想走，我想走又不愿意再到北京，只得和外校的二十几个同学组成一个队伍，目标是革命圣地井冈山。幼稚吧，傻不傻？形容当时的人，挑好听的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行程顺利，我们决定先上大连走一趟，锻炼锻炼队伍，然后再向井冈山进发。征得家长同意，一个小行李卷，一张辽宁省地图，兜里揣个三五元钱，准备工作完毕。集合队伍，举着“某某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旗，沿着哈大道就出发了。

    第一天的行程计划按照地图上的标识，我们想走到灯塔，大概70公里的路程。不走不知道，一走吓一跳。事实上我们第一天刚出沈阳城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只走了20多公里，已经都累得不行了。步行到井冈山的梦想立刻被粉碎了。第三天，大家的脚上布满血泡，我的脚后跟上都是磨出的血泡。在驻地休整一天。挑完脚上的泡，把行李、棉衣寄回家。好在沿途的接待站星罗棋布，免费食宿。不管一天走多远，都能找到宿营的地方。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农村的生产队，部队的营房，都承担接待任务。

    农村的老大爷老大妈们见哈大道上陆续有一瘸一拐的长征队伍经过，都很心疼，他们说：“你们这是何苦呢！还是坐车回家去吧！”部队的官兵们则不然，他们积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每到军营，都有人热情地给我们端菜端饭，打扫床铺。睡觉前，我们每人捧着一大瓷缸热腾腾的炒米茶，一边烫脚，一边大口喝着香气扑鼻的炒米茶，十分惬意。

    几十万，几百万红卫兵在广场上火车上显多，挤得要死要活。步行串联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即使国道省道乡间小道上，到处红旗招展，长征的队伍络绎不绝，也像撒芝麻盐似的，路上一点也不挤。因为祖国大地宽广着呢！我们走走停停，坚持了二十多天才走到大连。“复课闹革命”开始了。

    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无数、劳民伤财的大串联为什么能持续一年多的时间，（少部分人搞了几年时间）至今也是个谜团。“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好像这么解释最靠谱了。通过串联，我可见识了天下大乱，而且一乱就是十年。可大治呢？几十年后的今天，能谈得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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