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屋(我们老家管这里牛的读音叫ou),不知起于何时，应该是很早很早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了人民公社，有了生产队，也就有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牛屋。 
   说是牛屋，其实里面不全是牛，还有驴、马、骡子等。这是一个生产队的主要生产工具，也是一个生产队经济实力和富有程度的标志。多少年来，这些大牲畜陪伴人们度过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也为人们分担了大部分的重体力劳动，同时老百姓也给予了它们百般的呵护。在当时，不管人们的生活多么艰难，牲口食料还是保证足额供应的。每一个牛屋都配备一个专职饲养员，一般来说，根正苗红、苦大仇深的贫农才有资格。日子久了，牲口和人们也就产生了感情，但就牛来说，屠杀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牛时，老牛会双眼落泪，哞哞痛哭，那种场面真叫人于心不忍。据说屠户杀牛时，嘴里总念叨着这样一句话：“不怨你，不怨我，都怨你主人卖给我”，可能是藉此来求得老牛的谅解吧。
    生产队的牛屋一般都是独立小院，有多少不等的房屋，但至少有三间。农闲时的白天和歇晌时间，都把牲口拴在院子里，晚上牵到屋子里，喂牲口一般都在傍晚和中午，农忙时节，中午下晌后还要增加一顿“硬料”。牛屋其实就是茅草房，墙体是用土垛起来的，屋顶是用高粱杆子棚起来的，窗户很小，也谈不上采光。牛屋一般都很破旧，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不到危房的份儿上是不轻易翻盖的，和一般的民房比较起来，显得很是“醒目”。
    就是这普普通通的牛屋，在那个年代就是乡亲们开心的娱乐场所。牛屋最热闹的季节是冬天，田里的农活儿早已忙完，留给农民的就是一年中的休闲时节。往往是刚刚推开饭碗，就迫不及待地往牛屋奔去。或依靠着喂牲口的麦秸垛，或找来半块破砖，有的就顺便抓上一把麦秸放在墙边，顺势坐了下来，于是一天的龙门阵就开始了。胡诌着、闲扯着道听途说来的奇闻异事，说着东家长李家短，碰上一两个善于抬杠的，往往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人群也是越聚越多，就像是开大会似的。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异常贫乏的年代，听人胡诌无疑是充实生活、消磨时光的娱乐方式。
真正吸引孩子们的不光是听大人们胡诌，更多的是作为“牛倌”的五爷藏在牛屋中的连环画和喂牲口的“料豆”。五爷这人看着古板，其实心眼挺好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毛蛋孩子。五爷的牛屋中经常变换着不同的连环画，口中也时不时地讲上几个吸引孩子们的有趣故事，真正吸引我们“眼球”的其实是五爷牛屋里的“料豆”。“料豆”其实就是现在的炒黄豆。在当时黄豆的产量很低，营养也丰富，牲畜们因为承担着整个生产队的耕地，体力透支过大，为了给它们补充营养，就时不时地在喂草料的同时撒上一把“料豆”。作为当时的毛蛋孩子，根本就没有多少零食可以吃，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能偷偷地摸上一把“料豆”，足以让你美美地品尝上半天。
    要想吃到“料豆”，向五爷直接要是万万不行的。五爷是一个极其讲原则的人，公家的便宜是一点儿也不能占的。为了偷吃“料豆”，往往让我们几个孩子煞费苦心，伤透了脑筋。当时想出的最多的法子就是采用“调虎离山”计，想方设法将五爷骗出牛屋，趁其不备偷偷地溜进去，快速地在牛槽旁边装“料豆”的麻袋里狠狠地掏上几把，直到将小口袋塞得满满的，才恋恋不舍地顺着墙角溜出去。等到五爷发觉后，我们已经奔跑着窜出好远，剩下五爷一人站在那儿放声大骂：“这些小兔崽子，看我逮住你们不打断你们的腿！”我们则唱着、跳着寻找一个无人之处，共同分享着这来之不易的美食。随着“咯嘣!咯嘣！”的声响，村子旁边响起阵阵天真无邪的笑声。
    牛屋旁边还有一个大土岗，也是我们孩子经常玩耍的地方。大土岗是由垫牛屋内粪便的干土堆积而成，高达数十米，远远望去，就是一座小山。每天放学后，来不及将书包放到家中，我们就奔跑着、呐喊着向大土岗冲去。常常是分成两队，你当解放军，我当坏蛋，你冲我杀，玩得十分开心。等到傍晚父母喊着回家吃饭时，才发现浑身泥土，像泥猴一样。往往回到家中，招来父母一阵嗔怪。
不知从哪一年起，牛屋渐渐淡出我的视野。生产队的大院也不知什么时候分到每户，最终被拆除，成了群众的宅基地。相继建成了一排排宽敞明亮的大瓦房，甚至还有一两座小楼。一次次徘徊在曾经的牛屋旁，一次次回忆着发生在牛屋中的开心往事。记忆中的牛屋虽然早已踪迹皆无，可是那让我无比开心的童年却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牛屋啊！你就是我童年记忆的浓缩。每次面对你，我记忆的情感都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