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我们封丘老家一到农闲，便有背着小花鼓的说书先生在山村里走动。总有那样的人家，或是生了小孩，或是新做了房子，或是有老人做寿之类的红喜事，便会邀说书先生到家里来说说书。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农村不仅物质生活不行，文化方面更是贫乏，除了年而半载看一两场电影外，很少有剧团大戏演出，因此人们对听说书便格外喜欢。每逢说书艺人来村，乡民们便奔走相告，生产队也会早早收工，家庭主妇们提前开灶做晚饭，孩子们更是不顾吃饭就搬着椅子凳子给大人们抢占好的位置，天一擦黑儿，人们便关锁门户，扶老携幼陆续向说书处云集。若是白天午后听书，一些姑娘小媳妇手中还带着针线活，吸烟的老汉们则嘴里噙着铜锅玉石嘴的长杆旱烟袋，说说笑笑显得十分高兴，丝毫看不出劳动一天的废劳。
    说书戏人不多，一般二至三人，有夫妻俩、父子俩、师徒俩等，接待方面也好招呼，由生产队派到各户轮流管饭。场地也好找，村中空场地、林荫树下均可，放张小桌两把凳子，桌子上放上烟茶，若晚上还要点盏马灯（一种白铁制成，烧煤油，带玻璃罩，可手提的灯具），说书人居中间坐，面向听众，有的自拉自唱，也有专人拉弦，一至二人演唱。那拉弦子的旁边还立一个脚踏式打梆子的道具，既拉弦又打梆子。开书前，先用弦子奏上5—10分钟的起板，称为四十八板，很好听，随后说书人敲鼓击板连哼带嗨，演唱随即开始。
     此时，满场听书人都鸦雀无声，静等说书人道来。说书人手持一方惊木用力在桌上一击，便高声说道：“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四十八板也拉了啦，各位听众，且听我破喉咙，哑桑子，吐字不清道字不明，慢慢道来”。接下便又是一声长哼，才唱道：“回文单表哪一个，众位明公您是听，想听文的《包公案》，想听武的《杨家兵》，半文半武《双掉印》，一哭到底是《老红灯》。”唱罢又白道：“说书不说书，开场先说四句诗”，称为定场诗，说是诗其实是如“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生气不记仇……”等打油诗，或文雅或通俗，或阐明哲理发人深省，或幽默风趣，逗人发笑，有正有歪，有喜有忧。为的是吸引听众注意力。于是说书人便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地开书唱起来了。
    说书先生面带微笑，故作风雅，自然要卖些关子留足悬念勾起人们心中的欲望。十分一刻钟，说书先生又重操旧业。就有年轻人起哄要说书先生讲一个笑话。说书先生当然不会推辞，说些黄一点荤一些的笑话不要紧，堂下就有大姑娘小媳妇善意的笑骂，听书的氛围在冬夜里益发高涨起来。
     那时候小学生基本没有家庭作业，一到晚上便都挤在生产队的牛屋里（饲养牛的地方），在昏暗的油灯下，听大人们说些这类故事叫“说瞎话”，有时说者故意讲些鬼、怪、精呀之类的，往往吓得小孩们不敢一个人回家。而说书场的那些说书艺人往往会在书快结束时，巧妙留下悬念，把听众的心绪同书中人的物命运连在一起，在险象丛生的故事中慢慢推进情节的发展。听众们则随着故事的进展时喜时乐，可笑处让人忍俊不禁，悲痛处则撩衣擦泪，真正达到了“听说书掉泪，替古人担忧”的境界。故有的长书能在一个村说上几个晚上，有些大村会各生产队轮着说上二十多天。
    在我们那一带一带，那时说书技艺最出众的要数合城村的许先生。记得许先生个子不高，腿脚有些毛病，但这些丝毫不妨碍他的表演，他说书的时候，一定有丰富的肢体表演，加上绘声绘色的语言，往往引人入胜。记得有一回说的是《平原枪声》，许先生优美高亢的嗓音和眼花缭乱的形体表演让一堂厅的人听得如痴如醉，全然沉醉在马英和苏建梅那相爱的故事里。忽听堂下有人高叫一声，大家四下一望，然来是二叔的布鞋踩在火炉里烧着了又烫到了脚后跟，手忙脚乱地灭了鞋上的火，众人大笑不止，更添了说书的快乐氛围。这种温暖的情绪，这些快乐也给寒冷的夜气里添加了许些温馨，丰富了那时乡村枯泛的夜晚。
    文革中说书戏被视为传播封资修黑货遭禁止，多数艺人因说不来新书而停演改行。但人们仍不减对听书戏的热情。使我印象最深的是1974年上级要求过“革命化春节”，掀起批林批孔促农业学大寨高潮，大年下不让走亲串友，集中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我大队有个自然村的队长却请了个说书艺人在村里唱《包公案》，社员们只顾听书竟忘了上工，这下可惹了大祸，队长被拉到农建工地批斗，还撤了职务。现在想来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啊！
再后来，村里通了电，电视也慢慢普及，说书的场景愈来愈少了直至消逝。但是那优美的书戏留在脑子里的记忆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