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奖记

 

——写在《小说选刊》第二届全国小说笔会

 

杜旭元

 

已经奔五的人了，才第一次上京领奖，我真有些哭笑不得。而且领的是《小说选刊》第二届笔会的奖。《小说选刊》办笔会，据说是为了鼓励创作，扩大影响，发现人才，是一种文学年会。所以，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说好，是因为它是《小说选刊》举办的，举足轻重。说不好，是因为要自己掏钱去开会，领的奖也只是个荣誉，是能不能获得参加这次笔会的资格。可这回，不管好与不好，我都是要去的。且不说《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先生因首届笔会而对我一个农村作者的器重，就我这么大人了还没去过北京，也是个由头儿。

去年，我的长篇小说《桐花镇》，获《小说选刊》举办的“首届全国小说笔会二等奖”，短篇小说《那年槐花香》获三等奖。那时，由于我也是对这种只收费、无奖金的笔会持怀疑态度，没有接受邀请去开会。可过后不久，我忽然收到了《小说选刊》颁发的水晶奖杯，和一期《小说选刊》杂志。过了一段时间，又接到《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先生亲笔签名、盖章的他个人的文集：《杜卫东自选集》一套（四卷），杜主编还寄来了他的名片。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我想我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读者，怎么会得到他这样的器重呢？难道他还记着我写的东西吗？我沉没乡间数十年，连一篇像样的稿子都没投过，他怎么会记得我呢。可书的扉页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旭元先生雅正，感谢对选刊的支持！杜卫东赠。名章。

我决定再次参加《小说选刊》举办的笔会征文。尽管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但我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枣儿结得越繁，挨到的棒击越多。不干这事，就不会有人说你什么。就冲着这样有争议的笔会，我也要去一下的。因为，在我看来已经很少有人重视文学创作和关注像我这样不为人知的“正宗”文人了，而当今一个纯文学刊物能办一个这样的活动会有多难啊！她要背什么样的不是，同时又肩负着怎样的责任？但看到她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要举办笔会的消息，有多少人会产生激动，会唏嘘不已的。

我就是这其中之一。我可以说，从没在杂志上发表过小说，尽管我写了二十多年。和《小说选刊》也素无瓜葛，只是寄了一回稿，就被《小说选刊》的杜主编记下了，令我惭愧的是：他没有因为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有去参加笔会、没有正确看待这个笔会，而对我心怀成见，相反，他是礼贤下士，看重人才，他寄来了我连想也没想到的东西。所以，这次哪怕是得个入围奖，我也是要去的。

今年，我寄去了最新创作的短篇小说《枣木匣子》，一个老旧，却没有被人涉猎的故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我想，万一选不上的话，我可就没有机会了。然而，正如俗话说的：怕啥，就偏遇上个啥！11月16日评选结果出来了，网上都爆出了消息，我却迟迟没有接到参会通知，我想，不应该呀，拿不上一等，不至于连五等都没有吧。因为我相信我的实力。难道今年没有机会了？正着急之际，向杜主编发了个来短信，明知故问地问他：今年的评选出来了没有？他回说：出来了，你参加了没有？我说：参加了，没有接到通知，可能没有入围吧！他说：我给你查一下。这天下午，我忽然接到《小说选刊》办公室主任毛成骅先生打来的电话，说我的短篇小说《枣木匣子》获得的是一等奖，没有及时通知，是因那个实习的小青年登记通讯记录时把我的没有登清楚。毛主任解释说，参赛的有四五千人呐，叫他忙中出乱给搞漏掉了，那娃娃才干呢。他说：现在杜主编查问下来，才从作品和名字对上了号，也知道了你的电话。这时，他把电话拿起叫那个没登下、或者没登记清楚我地址的小青年当场给我道歉。我说，道歉就不必了，只要有个结果就行了。我忽然想起，当时寄稿子时好像只写了个“甘肃崇信县”的字样，详细地址在电子稿后面，可电子稿至今还没有发呢。这时，我还在想另一种可能：或许是那小青年在登记稿件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我的这篇稿子会获一等奖，也不会想到杜主编会查问这件事的。

这就是我和《小说选刊》的文学渊源，以及真实而传奇的故事。

当然，更为传奇的还在后面呢，在得到这个通知后，我高兴的心情难以抑制，当即给几个要好的、知心的领导或朋友传送了消息，告知他们：我获《小说选刊》笔会一等奖了！多半人说：这是个好事啊，你要去呢！回头又说：只是费用有些高，你也不容易啊！还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再三拦阻，叫我不要去，他知道我今年诸事不利，净犯小人。他说：好事是个好事，《小说选刊》是国刊，就是几千块钱对你来说不容易！他举了好多的例子，说了很多实际的话，都很令我感激。相反有的人，是应该对这事有所反应的，我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但他却置若罔闻。就冲这人情种种，疑团重重，这次，我也要去的，哪怕真是个陷阱我也去了。权当我去北京旅游。

我再不和谁商量，毅然决然地汇了报名费，并且告知了一些嗤笑我的人。这时，一个老爱帮助我的人偷偷地、提前一天给我买了一张飞机票，并说了我最爱听也最想听的话。我是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北京，一路上孤立无援，当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文学走到今天，本来就已经成了独行者的事。几十年来，我一个人不也孤灯寒夜地过来了吗，再独行几上千里又有何妨？

到了北京，我依然有些举目无亲的感觉，尽管有可敬可亲的《小说选刊》和许多我心爱的杂志社在北京，可谁认识我啊，我去找谁呢？现在谁还会正眼看待你一个芝麻大小的文人呢。一下飞机，我就直奔天安门广场而去，我要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更要看看天安门的。这应该是我早就要来的地方了，可是，天安门，我迟来了！毛主席，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整整十几年啊，我真是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文人啊！我早就应该到北京来，干一个文人想干的事情！尽管这么悔恨，我还是因为《小说选刊》来了。

笔会报名的时间是23号，我却22号就到了，就像一个走过季节的鸟儿，跑到春天头里去了，一时倒有些无处可去的感觉。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晚上到哪里去？就给在北京工作的庄里娃娃杜述尧发了个短信，他很高兴老家有人到来。但不巧的是，他今天要做述职报告，三点钟以后才能来找我，叫我在那儿转着等他。我又给第二个熟人——在北京画院进修的李彩云发了短信。狡兔三窟啊！也不巧的是，她平时都闲着，今儿她的导师莫晓松也来授课，她还是班长！她也叫我不要动，在那里等她，她一下课就过来找我。看来我也只能散步天安门广场了，可就是由于在天安门广场徘徊的时间大了，我被监控器发现，一个巡逻车向我开了过来，一个民警问我是干什么的，叫我拿出身份证来。我说是在等人——我没来过北京。他又看着我沉甸甸的挎包，叫我打开。我打开，里面是12书，他拿起一本一看，是贾平凹题的书名。说是你写的？你是作家？我说是。他立即对我友好起来，敬重起来，说你去别的地方转转吧，不要老在一个地方待着。我说是是是，我这就走。他就向监控了我不知多少时间的在什么地方的指挥部报告了情况。一个下午，这样的质讯我就遭遇了三次，后面的问，前面有人讯问过你吗，我说没有。其实是有的，但我不敢告诉他们。

快四点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风凌厉起来，吹得人都站立不稳。我乡下人出门，为了体面，却穿得单了些。这时是又饿又冷又心急，不知该去哪里？晚上该怎么办？这时候，李彩云出现了，她在栏杆外喊我，她说她的老师又叫她去买颜料宣纸什么的，她和一个女的站在我面前，叫我也跟她们一块去琉璃厂，回来再吃饭。我没有去，说我还在等一个人。真的，我还在等我们的杜述尧，这小子真日八耍！我用着贾平凹的话骂他，因为我现在是作家。眼看都快五点了，还不见他的人影影。我试着给杜主编发了个短信：我已到京，能见您一下吗？甘肃杜旭元。不一会儿，他回信说：可以，晚上。我又失望地低下头，晚上他在哪里呢？可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打来电话，由于猝不及防，或者是受宠若惊，加之他的话京味太浓，我没有听懂，但大体知道他是问我在什么地方，他要来接我。说了半天没有结果，因为我也不会说普通话，我的话他也没有听明白。他又叫他们的毛主任打电话和我说，我依然是听得懵懵懂懂。只好说：我来找你们吧，你把地址发个短信给我。

他很快发来短信，是一个酒店的地址，叫什么“澳门豆捞”酒店，叫我按六点钟来。这时述尧又打来电话，说已经叫他媳妇来找我了，又叫我不要动。我这下更着急了：不动，杜主编等着，越迟会越麻烦，北京的路，见走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我这样没出过门的人；你走了吧，述尧媳妇来了怎么办？眼看着天已黑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却只有着急走圈的份儿。好不容易述尧媳妇来了，却互不认识，她从我的身边走过，还在拿着电话找我。我们同时回过头来，终于见着了，她说：述尧一会儿就来，咱们先去吃饭，饭吃了去人民大会堂看演出，今晚是毛主席诞辰一百多少年的文艺晚会，规格可高了，有蒋大为等人登场演出，而且，座位在“荣誉席”的最佳位置……

我没有时间听她说这些。告诉她，我现在要去见杜主编。去三元桥怎么打车？她把我领到地铁口，我边走边看地图，急了一头的冷汗。找杜主编真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倒了几趟地铁，出了站又找不着北了，口音不同，无人回应。毛主任又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现在到什么地方了？要不打个的来，要不把电话给司机我跟他说……可一个个过来的都不站，都拉着一个两个的人，原来那一夜是圣诞节。见到杜主编的时候，已经快七点了，他们已经开吃了。我一眼就认出了杜主编，他的书上有他的照片，报纸和网络上也见过他。就是我说的话他听太不懂，毛主任给他当翻译。这次，真是不争气，他们吃的那些海味我也不会吃，老笨手笨脚的，毛主任不时地给我指导着。

杜主编问我，在家做什么工作？我说种地。他说你是农民？我说是。其实他们早就看出我是农民了，从说土话，不会吃东西，穿着一新等特征。这时，毛主任看见我可能想起了刘姥姥进大观园：说你要好好吃，今天杜主编是专门请你的。并为我不住地夹菜，我很为感动，但一感动，我就说不出话来，所以他们说话，我没有说。我的表达只是机械地从挎包里掏出我的书，给他们一人一本。其实挎包带早就被书压断了，我是抱着赶进来的。杜主编拿起书一看，说是平凹给你题的书名？我说是。他说你们认识，我说认识，字是一个朋友捎回来的，平凹是看了我的一些稿子才写的。他又问，写序的马宇龙是什么人？我告诉他，是我们市新选的作协主席，我的朋友。叫他写序，是因为他是对我命运有改变的人，是他把我从工队里找回来的。杜主编看了书背面的一段话，说这是你写的？我说是。他又翻开里面看了看，说文章写得不错，都在哪里发表？我说哪里也没有发表。他有些不解，不解因为他一个在京城当了一辈子编辑的人，是不会知道一个社会底层人发东西的难处的。我心说：谁都能像你杜主编这样好说话，我今天就不坐在这儿了！

一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说了没有十句话，却花了他六七百元，我有些不好意思，站起来说我开吧。他说，你不要动。毛主任忙说，你不了解我们杜主编，他今天是请你的，你不能开！他挡住了我。

吃过饭，我们又在门口说了一些话，依然是很少的几句话，因为彼此都很生疏。他们送我去找了旅社，开车走了，我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我住下不大时分，杜主编又发来短信：明天早上叫毛主任陪你吃早餐，我有事就不陪了。我立即回复：明天早上我请你们吃早餐，礼尚往来。他又回：别，写出好东西，你行！这时毛主任也发来短信：杜老师，你明天早上是七点半还是八点起来，我陪你吃早餐，杜主编晚上失眠，早上还要开会，就不陪你了。信来信往，盛情难却，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早上，毛主任如约而至，为了陪我他还多吃了些。吃过早餐，他去上班，我去酒店报名。我以为我是来得最早的，不想已经有几十个人报了，门厅里坐了一片，行囊包裹的，可他们大多是头发灰白的老头子和一些打扮得专家教授似的人物，让我肃然起敬。报名册上，我是第一个，工作人员一下子就找着了，我当时还怕急找不到，挡着别人呢。因为通知书上说，参赛的有四五千人，稿件有六七千份。最后评出一、二、三等和优秀、入围五个奖项，共计668件作品，这些人均可拿到奖杯、证书、参加笔会。我想，这样的政策，看今天这些人的现状，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最有利的，以稿取人，如果没有门槛限制，还不把《小说选刊》给挤翻了，还不把讲课专家给踩死了，还不成小儿科了！可如果范围太小了，不说海外，偌大的一个国家，调盐也调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就更没有机会来听课、来面对专家了，活动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当然我不来，会照样开！可我要说：现在就像我这样的贴着地面搞文学的人已经很少了，一个县也没有几个，再不鼓动一下，激发一下他们的创作热情，过几年，我们要看的东西恐怕就更看不到了。就像现在，我们才想起孔子，才想起传统文化，可他们都快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报上名，我就和参会者们交谈，和天南海北的人去接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些人的实力和真实身份，看看是不是像人们传说的：他们都是来附庸风雅，没有一定的水准，任谁的作品都可以得奖，都可以滥竽充数；《小说选刊》纯属是为了弄钱。结果看了几个人的名片和和自我介绍，我就觉得其中藏龙卧虎，可能存在着陈忠实和贾平凹。就表面的看，这里面不光有专家、教授、全国作协会员、还有华侨和外国人。有的人出了几部电影，有的人还入围过茅盾文学奖，有的人还是编辑和记者，大多的人都出了几本书。其间最惨的要属我了，要不是掏钱出了一本书，还没正式发表过作品呢！但就我这样的人，却是一个地方的文艺骨干，筷子里面的旗杆。这时候，我就有些释怀了，安然了。因为事实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么糟：来一群半大孩子、或几个花里胡哨的猫咪小姐、或者一群没有生活概念的网络写手。如果是那样，我一个苦练多年的老大不小的爷儿们站在他们的行列里，就怪丢人现眼的了！

报到进行了一天，到下午更热闹了，当初没有打算来的，这时候也打来电话问询，甚至在往来赶。

第二天，一个偌大的会场竟然座无虚席，甚至挤得密不透风，主办方不得不清理陪同人员，劝他们退场。这时，我从会场上往后一看，又是一惊，坐在场上的百分之九十的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的文学已经青黄不接，已经在衰老，已经有些风雨飘摇。看着这场面，我在想，就是给我们每人发个一等奖都不为过，就凭这种热情，就凭他们满头的华发和满脸的岁月，就凭他们几十年的功力。

会议正式开始了，正如通知里说的，上面坐的尽是文学界的权威和平时难得一见的人物。主要领导做了简短发言后，《小说选刊》副主编冯敏先生宣布获奖名单，不想我的《枣木匣子》竟排在第一位，听说后面的人物都不简单，都是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在当地有影响的。这就令我有些惶恐不安。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在宣读完获奖名次，即将上台领奖之际。杜主编说：我插一句，刚才念到的第一名是叫杜旭元吧？昨天晚上我请杜旭元吃饭了，杜旭元是一个农民，但他的小说语言令我瞠目结舌！我想不到一个农民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希望他的小说能上《小说选刊》……

他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喧嚣和交头接耳，坐在主席台上的雷达也把头伸过去和他说着什么。我当时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太突然了。会后一个陕西的老作家告诉我，一个南方老头议论我说：那家伙可能不简单吧，能排在第一位，能叫杜主编在会上说他，妈的，这人真厉害！奖一颁毕，就是全体与会人员合影，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往最显著的位置上站，往名家身边挤，我却低调地往后面站去，因为我已经知足了，不能再和他们挤了，大家能到这里来都不容易。可这时，一个人跟在了我的身边，她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赶回来的黄雅纯女士，她的祖上曾是南宁知名商人，和梁启超、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有密切交往。她是黄氏家族的继承人，在美国取得了硕士学位。她以家族历史为题材，写了一本《南宁旧事》的长篇小说，昨天下午，大家都想要她的书，我拿我的《桐花镇》和她换了一本，合影的时候，她跟在我后边，跟我说：我要站在你的身边，你写得太好了。合影毕，有人就不失机会地找专家签名，拉名人照相。这时，雷达看见了我，尽管他被人包围着走，但他还向我打招呼说，你是杜旭元吗？我说就是。他亲切地说：杜主编表扬的就是你哩。我向他感激地点了一下头。

宴会开始了，专家们都坐在一个桌上，我本想去给杜主编他们敬个酒，以表感谢。但又怕人们说我轻浮，因为在座的都是些奋斗了大半辈子，有些都有了一定名气和造诣的，但不少人却领的是二等三等甚至是优秀奖，我不能刺激他们，他们本身对我这个“来路不明”的农民排在第一位就心怀不乐，就不要再叫他们讨厌了。不想杜主编叫我去民族席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米老见我很客气地站起来和我握了手，并告诉我，他们有一个专门刊登农民作家作品的栏目，叫我有作品发来，并给了我联系方法。原来他们已经在主席台上翻了我的书，有意要帮我这个在他们看来有点“潜力”的农民作者了！

真是喜从天降！我忙拿了我的两本书，一本给艾老师，另一本要送给谁呢？都是名家啊，都是我应该给书的人啊。正犹豫之间，雷达说：这本给我。他将书放在了身后。

下午是著名评论家白烨讲课、孟繁华讲课。从文学方向和概念上给了我很大的提高，我知道他们是怎样欣赏一个好作品的了。第二天上午是作家刘庆邦讲课、贺绍俊讲课。刘老师以身说法，使我这个有创作经验的人，茅塞顿开，受益匪浅。下午又是徐小斌、石一宁讲课。真是各有千秋。晚上是雷达讲课，大伙儿愈加精神。雷达讲的是长篇小说创作，大伙儿听得很入神，讲着讲着不知怎么就说起了我，让我有些始料不及，内心忐忑。那时他是在说小说语言的，我只听见他说：甘肃的杜旭元确实写得不错，说起这个，杜旭元又要骂我了，他寄给我书，我一直没有时间去看。他经常发短信来问我，说看了没有，我一直没有回答他……

这夜，我睡到半夜里醒来了，我有些睡不着了。有人说，我是这些人中间最幸运的一个，我是来得最值的，我想也是啊。我又在想，是什么缘分和什么力量使我在这次会上大出风头？使杜主编对我抱那么高的期望？我深深地记着他的话：你的作品都发在哪里？希望你的作品能上《小说选刊》……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励和鞭策啊！雷达老师又说，我要骂他的，我敢骂他吗，我有那么大的腔子吗，那是对我多大的抬举啊！好像他没及时看我的东西，欠下了我的。使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和感动。这时候，大概是午夜三点，我给雷达老师发了短信，而且是满满的三张，我是放开心思的倾诉和抱怨，好像一个孩子对着大人，好像一个失散多年的游子，见着亲人，那种无拘束无休止的情感，顷刻间爆发，这是一个在乡间埋藏多年的不得志的文人的感情啊，无关对错。对他说了些什么，我隐隐约约地记得：你说我要骂你，我还没有骂呢，但我在见到你的那天写了一篇，《见到评论家雷达》……我也觉得你欠着我的，欠着像我这样的乡间文人们的。在此我向雷达老师道歉，我想，他会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因为那天他回了我两个字：理解。

次日，是采风活动，文人同游国子监、孔庙、大观园。在路上，我这个沾了文学色彩的人被几个女士亲切地围绕着，好像我已经成了名人。当然这要感谢杜卫东老师和雷达老师善意的“批评”，使大伙儿注意了我。但我从内心有了一种压力：我怎么以作品报答他们的知遇之恩？以什么作品去面对他们给予的评价？怎样的作品才能不使他们对我失望？我现在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拿出好作品来！可好作品又在哪里呢？所以，在一整天的游览中，我没有更多的感觉，只觉得从这个景点到了那个景点，身体比灵魂去的地方更多。对于这一整天的收获，我也只有几个字：见面不如闻名！包括盼望已久的大观园。试想，在这样一个与影视画面相去甚远的地方，王扶林他们是怎么拍出那样的作品的？一句话，还是创作。创作，就是一次艺术的升华，灵感的走动。当年，他们拿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园子，和那样的一部大剧，无法比拟。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一张白纸，明天将要交出的是什么？说不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酝酿着另一部《红楼梦》。就如，这园子里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可唯一在我心中耳中没变的，仍然是《红楼梦》插曲，那天曲一般的曲子道出了《红楼梦》的真情，复制了《红楼梦》的神韵。曾有诗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说的应该就是它吧！

最后一天，是笔会闭幕的时候，人们期待的主角：《小说选刊》成员们终于闪亮登场了。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大伙儿就要天南海北地归去了，要把文学的种子撒在大江南北，要把文学的使命继续肩负。也不知这其中的谁能一鸣惊人，谁能脱颖而出，希望是自己吧。大伙儿都有这样的想法，都有这样的期盼。我们除了相互的留恋和文学的亲近，还要寻求一种结果和说法带到社会上去，那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会的意义以及收获。还想知道：发在什么样刊物上的作品，什么内容的作品能上《小说选刊》，明年的笔会还办不办，怎么办？杜卫东、冯敏、秦万里、高叶梅等人都做了肯定的答复。大伙儿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吃最后的午餐的时候，因为没有地方坐了，杜主编他们没有进来，我却去找了他。一是内蒙的一个女的在会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赶车去了，她托我把她的一本书和几张信转交给杜主编，她以为我是最能接近杜主编的。我说，书我可以转交，但人家看与不看我就管不了了。受人之托，遵人之事。我曾经想把书交给雷达花了多大的心思。我知道她此刻的心情。再说我还有自己的事，想听听他对我说点什么，昨夜还求他写几个字，短信发去后，他回说：遵嘱。

我赶到他后边，喊他，他和鲁太光老师一起转过来，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说：旭元，你回去后，好好地写写东西，我会关注你的。又问：你想叫我给你写个什么字？我说：回头我用短信发给你。他又问：用什么笔写？我说：用毛笔。他说：好，我写好了寄给你。我把别人托我的书交给他，我说：她赶车去了，叫我把这个转交给你。他揣进怀里，说：那你快去吃饭吧。就走了。

吃饭的时候，陕西的邱老师一直注视着我，也许就是缘分所至，他买的车票竟然和我是一个车厢，他很渴望和我同车而行，是因为他对我的这次“艳遇”非常地羡慕。他老跟我套近乎，跟我说他的经历，说他的文章，并且把我以兄弟相称，他以老哥自居，他都快七十岁的人了，我都不敢张口叫他老哥。他说他是挣工资的，抢着买车票，抢着买吃的，并且在没上车前就给他的老战友发了短信，说和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在一起。他还邀我下车后跟他一起去。我说我的朋友也在西安等了一夜。上车后，他和一个女孩换了座位，和我坐到一起来。这夜他很兴奋，一直注视着《小说选刊》发给他的包和里面的奖杯，怕叫人偷去，他说他睡着的时候叫我一定醒着，就是要看住奖杯。我问他：你得了几等奖？他悄悄地告诉我：优秀奖。他一路上唏嘘不已，说他写了多少年，参加了多少会，都没有得到过雷达的赏识，他说雷达是认识他的，可他问候雷达的时候，雷达只是向他点点头。他说这次还有一个老作家，拿了他的三本书给雷达看，雷达也没怎么翻。可我能叫雷达在大会上表扬了！有很多的不可思议和不平在他的心里翻腾着，使他彻夜无眠。

在没上车前，远在西安的朋友一木就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买好了酒和菜，我一定要到他那里来一下，否则就不够朋友。我说，我一定来。我本打算在西安逗留一天的，顺便给贾平凹一本书，感谢他为我写了书名，为我锦上添了花。而且我们曾经有约，他把他的《天气》要签名送我一本的。于是我发了短信说：我明天一早到西安，你在吗？他回说：我在河南卢氏县。夜晚四点的时候，一木又打来电话，问我到哪里了？说他现在已经在做准备，把该干的都提前干了，在等着我来。

七点钟，火车终于靠站，下了车，老邱就拉着我去吃早餐，好像是怕再没有机会了似的，他领我去一个外国牛肉面馆，买了两碗牛肉面，一碗要19块钱呢。我吃着，心里就不安起来，我凭什么吃他的呀！我在想，他哪里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在我们那里几乎没有人理会，不是这本书《桐花镇》，恐怕也没有人知道我。不是这次小说笔会，也不会和他认识。他在车上还叮嘱我，那是因为分别的时候，蓝蝶儿在餐厅里当着大伙儿的面拥抱了我，他很羡慕，但他叫回去我千万不要告诉老婆。我说那是外国人的礼节。他说，那么多的人，怎么偏偏拥抱你！

我终于回来了，带着一份殊荣，带着一份满足和自信，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又跌回了老套，回归到一种平静的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但我的内心已经有了些信念。在北京被那文化色彩笼罩了几天的我，光环消失殆尽后，我又平静如水，没有人知道我还风流过一时，在不明真相的人眼里，得了一等奖，我很了不起。但不是这样的，我想着的是以后怎么办？尽管不时有人从网上和手机上发来消息、叫看看他的作品，并要拜读我的“大作”，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做了一回梦，梦中只有一句话：拿个好作品给《小说选刊》！

 

 2011年12月30日夜于青杏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