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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日上午10：29，早在工商时就是同事的老朋友邓小巧给我发了一个据说点击量过亿的视频，并说“我转成了文字，真诚奉献转发给你，望珍重”。视频转成文字后的标题是《中年人不可不知的保命清单——关于活着的真相》。

　　这是一篇关于健康的文章，草草瞄完内容，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正在病困中的华生，华生也是我们的朋友。于是我回复小巧：“你知道李华生的情况吗？”

　　小巧回答：“李华生年前在三院住院，后来转到中医院，是肝的问题。出院以后，2月8号回老家调养，现在情况不清楚。”接着他又补充道：“说要保守治疗”、“1月8号回的湖南”。

　　今天早晨9点多钟，小巧又给我发来一张图片问候。图片上是一个大大的“福”字，黄字红底，居于中间，下面还有一排小字：“天天有个平安福”。看到这个问候，我没有及时回复，因为我觉得这是退休老同志喜欢的常规做法。紧接着，他又发来一行字：“华生昨天17：50走了。”

　　看到这条消息，让我十分惊讶。

　　我感觉自己似乎有些通灵。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征兆，但总是冥冥之中有所感应。

　　我是在2025年元旦期间得知华生病重住院的消息的，没过几天，我就梦到了华生。于是在梦后的当天上午7：49，我给华生发了条信息：“华生早晨好。听范春莉说你病了，昨晚梦见你了。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在三医什么病房住院？请告知。”华生在8：54回复：“我已回老家静养。也算为落叶归根作准备。谢谢三君兄关爱。”看到“为落叶归根作准备”这几个字时，我心头突然泛起酸楚。我了解他的经济状况，他现在可能更加困难了。于是我发去一个问候并附言：“华生，一点问候，望早日康复。”

　　尽管我对华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但总觉得还有些话想对他说。我独自坐在书房里，心情沉重地给他写了一条长长的信息：

　　“华生： 对你，我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同事多年，我太了解你了。你的几根骨头，我看得很清楚。

　　你很有灵气，写的文句比很多所谓的作家都要空灵、俏皮、有趣。这一点我在别人谈到你的时候经常提及。这种天赋是上天赋予你的，而非其他。你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偶尔浏览你的微信，窥探你的思想，透视你的灵魂，观察你的变化。我们都是肉身凡人，渺小、无知且有限，甚至是无耻和有罪。如果我们当中出现了那种什么都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伟人，或者出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派，那其实都是骗子，背后必然隐藏着巨大的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真正的文明，必须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公平正义的基础。

　　我们肉身凡胎之所以还有真善美，那是上天播撒在人类灵魂中的元真种子，而非所谓的‘伟人’赐予。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我们作为人的意义，才能真正说真话，做真人，为真善美而歌，为真理而歌。不知道华生你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些话。如果我们的观点相悖，看后一笑而过就好。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和你交流的心里话。

　　希望华生你能早日康复，你的一句‘为落叶归根作准备’让我看后顿觉惆怅，深感生命的珍贵与不易。但愿你的生命能出现神迹，早日康复。听说你病重，昨晚我就梦见你了，这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有多少与百姓无关的华屋，不在于有多少与百姓利益无关的GDP，中国的现实正在印证这个事实。2024年相对于以往来说不是个好年份，但对于以后而言可能是令人奢望的年份。提前祝你全家过一个温暖的春节！”

　　没想到，华生很快回复了：“坚持自己，坚持思想。这就是三君！”

　　自从那次联系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系。春节期间我回老家陪岳母住了十来天，期间没有与任何人联系，也没有给华生发微信问候。也许是受到小巧微信问候的提醒吧，就在2月15日中午12：00，我给华生发去问候：“华生好。病情有好转吗？”结果他没有回复。晚上，当我走完一万步运动，给朋友们点赞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他的微信运动圈居然有10573步，在我的微信运动朋友圈里排201位。包括我在内共有14个人给他点赞。看到华生的头像和他的步数，我很惊讶：难道华生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在他身上出现了神迹？如果是这样，那该多好！但我又疑惑：既然能走一万多步，为什么不回复我的问候信息呢？

　　直到第二天早晨看到小巧传来的噩耗，我这才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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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华生，得从30年前说起。

　　当时我刚被市工商局引进，担任《惠州商报》副总编辑。除了轮值编务之外，我主要负责报社的经营工作。那时李华生已经在报社工作了，他所在的部门是以文字为主的创收经济部。但实际上，我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多，他与在报社任顾问的钟逸人交往甚密。

　　据我记忆，那个以文字创收的经济部是钟逸人提议设立的。除了胡瑜借此搞了一个专题外，其实这个部门只有李华生一人。钟逸人原是《惠州日报》的社长、总编辑，当时担任惠州市文联主席，被市工商局聘为《惠州商报》顾问。华生和他交往密切也就可想而知。

　　然而，这个部门并没有达到设立之初的预期效果。于是，我提议撤销这个部门，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开掉了李华生。以至于后来在文学圈闹得风生水起的李华生偶尔会在一些场合耿耿于怀地说：“老子在很多单位干过，从来没有人敢开除我，都是老子炒单位鱿鱼，只有三君把我开除过！”华生这样说，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明自己有多牛逼。他是一个大嘴巴，对于我炒他那件事，他只是说说而已，过过嘴瘾，并非真的记恨在心。相反，他还曾说我是他的老师，这倒让我诧异。他说：“我是看了你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报告文学该怎么写的。”原来，我刚到商报，又分管经营，有些企业需要文字方面的形象宣传，对于一些重要客户，我只得披挂上阵，亲自撰写文章。一段时间，我较为密集地采写了多篇上万字的报告文学，像《刘明高传》《叶秋荣治厂“三法”》《走近“超能”》《治校魔方》《润物细无声》等等。这些文章为报社带来了经济效益，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在报社里，钟逸人是个特殊的存在。他虽不坐班，却常业余时间与报社的一班人打得火热。他是一个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不是上头条，就是占报眼，瞧不起别人的文章，却少有对我的报告文学给予了肯定。有记者告诉我，钟总在他们面前说，邓三君的新闻、言论、散文都不咋地，就报告文学还算可以。其实，来惠州之前，我专门从事报纸副刊的编辑和文艺创作工作，从未写过报告文学。只是以前读过夏衍、徐迟、理由等的报告文学，要说写好报告文学，其实自己一点儿把握也没有。可能华生就是听了钟遗人的那番话，才静下心来读了我的那些整版整版所谓的报告文学，激发了他写报告文学的兴趣。

　　我虽在微信里说我和华生“同事多年”，但认真一想，其实我们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我记忆中，华生在一次外出的活动中摔伤腿，腿伤痊愈不久就离开了报社。

　　真正与华生有更多、更深接触，是我停薪留职成为独立文化人的那段时间。

　　当时，我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惠州市全民素质研究会的社团工作中。这个半官方的社会组织若要长期持续运作，就必须具备“造血”功能，要实现自我发展。于是，我开始策划出版报纸和书籍。而出版书籍首先要解决书号问题。华生说他能弄到书号，他有一位曾在惠州闯荡过多年的同姓湖南老乡当时在北京专门经营书号业务。基于此，我从华生那里拿了一些书号。我知道，那个时期华生除了给他人写文章外，就是靠从朋友那里拿书号赚取一些生活来源。

　　2006年，我一次性向华生要了三个作家出版社的书号，其中一个供我自己使用，另外两个是我朋友一位博士朋友所需。书号到手后，我把相关手续和条形码交给了朋友。不久之后，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书号是假的，询问我如何解决。我打电话询问华生，华生称还有朋友都从他这儿拿书号，没听说有假的情况。原来，这位博士朋友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拿到书号后就致电作家出版社，询问是否有一位叫华沙的编辑，并将书号报给对方，查询是否存在这个书籍代码，因为三本书号的责任编辑都是同一名叫华沙的人。出版社工作人员告知他，出版社并没有这位编辑，作家出版社也不存在以个人代理出版书号的操作方式。面对朋友的质疑，凭我直觉判断，这些书号那肯定就是假的了。我只好向朋友赔礼道歉，并自掏腰包退还了朋友所有费用。而我自己所用的那个书号已经用于印刷，以至于后来每次填写相关表格时，在出版书籍一栏我都要在出版社后面括号注明：此书可能是假书号。

　　我把朋友退回的刊号和条形码交还给华生。我清楚，华生从朋友那里拿书号的成本每个是3000元，他以5000元的价格给我，自己从中赚取2000元。我对华生说，我自己的书号假就假了，但朋友的那两个书号，你付出去的钱就算了，我已经赔给了朋友，可是你赚取的那部分应该退还给我吧。他嘿嘿一笑，说没钱。说实话，在对华生说这话之前我就有心理准备，根据华生的情况，他就像貔貅，只能进不能出。他一个寡皮猴子，吃进去的哪还吐得出来。既然他这样答复，我也不便较真，此事便就此作罢了。

　　后来，我对惠州出版的好些书号进行验证，结果发现那个时期出版书籍的很多都是假书号。从那以后，我开始直接与出版社联系，不再从个人手中获取书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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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惠州作家群里，应该说华生的文字是相当不错的，流畅、俏皮又诙谐。他在描写人物和事物时，能够抓住主要特征，写出重点和精彩之处。

　　华生的采访独具一格，很少做笔记，就像朋友间闲聊，这让采访对象感到轻松自在，从而拉近了他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疏感，增添了熟络度。在这方面，华生似乎有与生俱来的灵性，因为他有一副倨傲不逊、放荡不羁的性格。如此一来，他便能获取许多鲜活、细微且生动的素材，写出来的文字也就更贴近真实，更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每当人们提及华生的时候，我常常夸赞他的文字水平与功底。我们曾经是同事，又同岁，时有互呛的时候。我对华生说，你要多读书，不能仅依靠自己的一点灵性来写作。你的文字虽然写得挺好，但内涵不够深刻，文章缺乏厚重感，总给人一种轻飘飘、没有根基的感觉。这是我对华生文章不足的看法。因为他喜欢热闹场面，除了写作，很少有安静读书和思考的时候。他的写作似乎只是为了写作，换取生活来源而已，极少思考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说他的文章缺乏厚重与思想。在朋友圈里，好像只有我会这么直接了当地指出他的问题，华生知道我说到了点子上，总是嘿嘿一笑。

　　1999年，商报因政策原因被撤销，人员面临分流，我被安排到局办公室工作。当时我十分沮丧，不想去，这有客观与内在两方面原因。客观原因是涉及一场职务之争。我是外乡人，“朝”中无人。要去拍马溜须，我不意愿。要请客送礼，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我对朋友说自己厌恶搞“阶级斗争”，只想简单生活。内在原因是我看透了体制对人的束缚，不想自己的思想受到约束，想要超脱地生活。于是我向局领导申请，把人事关系挂靠在局下属的市场物业管理总站。停薪留职后，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我逐渐把精力转移到书籍的策划出版上，这需要写手撰写文章。那时华生已不在任何媒体就职，他从“流浪记者”转变为以写作为生的“文化个体户”，所以自然成为我邀请的写手之一。

　　他先后参与了我们策划的《春华秋实——惠州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博览》《决策惠阳——建国60年惠阳历届领导口述历史》《楷模——惠州市劳动模范报告文学集》等书籍的采写工作。他写的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到他的作品集《纪实惠州》里，成为这部书籍中的重要篇章。

　　在《楷模——惠州市劳动模范报告文学集》一书的采编过程中，惠州市总工会审核了30位需要采写的劳模对象，其中包括中国电信惠州公司的总经理叶胜华。在采访之前，时任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的刘耀辉指定了十来人到惠州电信公司的食堂聚餐兼商议工作。说是食堂，其实比外面的餐馆要好很多。走进宽敞的饭厅，看到大大的圆桌上正正规规地摆放着小巧精致的水牌，我们便对号入座。我告诉叶胜华老总，我会安排一位优秀的写手来采写他。

　　思来想去，我觉得周小娅比较合适。小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但在我读过她为数不多的报告文学或长篇通讯，感觉她的纪实文学不仅能突出人物和事件，文中还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这是一般作者所不具备的。而叶胜华老总就是一位人文气质很浓的人。

　　当我分配完采访任务后，李华生来找我，说：“三君兄，能不能把采访叶胜华的任务交给我？”我说已经安排给小娅了。他说：“我儿子大学毕业要找工作，我可以通过采访，看看能否把儿子安排到电讯部门工作。”我一听，就说：“那好，我和叶总商量一下。”我知道孩子的事是大事，要尽力促成华生把这件事办成，我也希望华生的下一代有一个好的稳定的工作。后来我把这次采写叶胜华的任务交给了华生。结果，他干得非常漂亮，写出来的稿件也深得叶总认可。叶总不仅专门请他们一家吃饭表示感谢，还破格录用了他儿子。要知道，中国电信录用员工的要求是211或985高校的毕业生，由此可见叶总对华生文章的认可程度。可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我问华生他儿子的工作情况，他说儿子已经离开了中国电信。

　　在惠州文学圈，纯靠写文字为生的人寥寥无几，华生便是其中之一。

　　不管华生是出于对文字的热爱，还是只会写文章这门手艺，靠写文章生存都是极为不易的。这也是我关照华生，在合作的事情上不与他计较的原因之一。许多老板在附庸风雅的场合，可能会对文人表现出几分恭敬。在酒桌、酒吧夜店等纸醉金迷、挥霍无度的场所里，他们看似尊重文人，但真要他们资助一个文化项目，却又极为吝啬，华生对此想必比我有更深的体会。

　　华生的生存相当艰难。不过，他虽没有做买卖的生意头脑，却能把买卖商品的手法运用到文章交易上。他写单篇文章时会收钱，文章积攒到一定数量后，他又将其结集出版，再次收钱，这些钱的来源包括稿件入选费、卖书所得或者赞助。我常打趣他说：“华生，你把文章单个卖钱，组合起来又卖钱，卖了零件又卖整车，厉害啊！”他得意地嘿嘿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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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华生在惠州的生存状况，许多朋友都为之唏嘘。

　　华生来广东之前，据说在湖南津市一家纺织厂工会工作。1993年，他来到惠州，以写文章为生，成为南方“流浪记者”中的一员。

　　华生在惠州三十多年，虽说赚了些钱，却未购置房产，离世前还租住在河南岸的一幢旧楼里。他靠写稿维持生计，妻子无工作，儿子从电信离职后，经他外甥介绍进入中国工商银行，但不知为何又离职了。后来幸得朋友介绍，据说进入大亚湾自来水公司，才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

　　在惠州，关照华生的人不少，像陈幼荣、曾志平、蔡楚标等。陈幼荣主任在市人大副主任职位上退休前，专门为华生定制了一个业务：编辑出版《惠州人大风采》书籍。人大为此拨款20万元，据说华生采写人大代表收取的费用也有约20万元，这本是他购房的好时机。

　　大概在2010年，我曾动员华生买房，好彻底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窘境。当时曾志平老总开发的玉兰花园二期尚有尾盘在售，每平米近5000元。我告诉华生，他可以找曾总买房，一来地段好，与港汇为邻，生活方便，二来曾总是朋友，可以拿到很好的折扣价。华生表示不好意思找曾总，希望我帮助出面。我理解他的想法，多年来他每遇到困难，就会找曾总要个三五千或万把元救急，真要办起大事来就难以开口了。

　　我和华生到曾总办公室，告知华生的买房意愿。曾总很高兴，当即表示以每平米3000元的最大优惠卖给华生。华生很开心，但出了办公室后，他告诉我拿不出首付，问能否让曾总再便宜些。我又与曾总商量，曾总很为难，说这个价格已是成本价，再低不好向合伙人严总交代。他想了想后说：“这样吧，你让李华生来，我私人给他5万元去交首付款。”曾总如此慷慨当时都令我感到惊讶。这真是个好机会，我让华生抓紧办理，还鼓励他不要买80多平米的，要买100多平米的，因为以华生的情况，买房不容易，不如一次买大些，以后儿子结婚成家就没问题了，再次换房只会更难。华生似乎听进去了我的分析意见，我以为他的住房问题就此解决了。然而大概过了半年多，一次聚会见到华生，问及此事，他却说没买。这让我十分震惊与惋惜，看到他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失望至极，暗自感叹：真是个稀泥巴糊不上墙的家伙！后来听幼荣主任说，那个时候他们家本来有钱，但误买了六合彩，把那笔辛苦赚来的钱全都亏进去了。

　　大约是2017年，惠州市作家学会换届，我主动退出，辞去副主席职务，也不再参选。原因是，由谁来当作协主席这一职务，我有自己的主见，可是有人在选举时做局，这让我很愤怒；再是我本就对作协不感兴趣，当初被人推上副主席这个位置，其实我并不热心。我不想在这鱼目混珠的名利场继续混。更重要的是我的三观与社会主流相悖，言论不合时宜。没想到当初说好一起退出作协的李华生，在那届之后摇身一变却成了副主席，这让我很意外。一个连自己生存都难以解决的人，为何还要费尽心思周旋此事？我知道这个虚头巴脑的位置，好些人盯着，不费一些手段是当不到的。幼荣主任摔伤后，我去家里看望，他告诉我作协换届时，华生向他说想当副主席，他就亲自找了时任的文联主席，帮华生解决了此事。幼荣主任向我解释说，有了这个头衔，华生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我知道，幼荣主任为华生的“生存空间”做了许多事情，“惠州市经济与文化促进会会长”、“惠州诗词楹联学会顾问”这些“头衔”都是幼荣主任为他有意而为的精心安排。为了让华生把来惠州所写的文章包装成《纪实惠州》打出影响，便于拉到赞助与方便卖书，幼荣主任亲自找时任市委书记陈奕威，在会场等他几个小时为华生书稿的序言签字。凡此种种，让我深深感受到幼荣主任的仁厚与善良。至于幼荣主任的这番良苦用心是否给华生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是否实现了他的愿望，我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华生的酒局确实越来越频繁，场面上出头露面时候越来越多。从我在他微信上看到的情况来看，他似乎颇为享受四处“指点江山”的风光。

　　我很少看朋友圈，但对于一些活跃人物，偶尔会点进去浏览。一是为了获取资讯，了解圈内动态；二是想看看朋友的近况。华生的微信我偶尔也会关注。他常以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出席各种活动，或颁书，或授奖，或主持，或讲话，合影时总是站在中间位置，甚至C位，双手交叠放在隆起的腹部，俨然一副大人物的派头。让我惊诧的是，有一天他在微信上宣布自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九千万党员之一。他说，他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入党，却未能如愿，如今他实现了母亲的心愿，感到无上光荣。看了这条消息后，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我们成长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又身处互联网信息爆炸的环境，即便再封闭的人也能接触到大量资讯，并具备一定的甄别能力，从中受益。多元的思想和普世价值让我们能够更加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华生如今依然持有这样的思维和认知，让我感到十分费解。

　　对于他入党这件事，我不想妄加评论，但仅仅因为母亲的意愿就选择加入，并将其视为一种荣耀，我觉得这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华生去世后，一些文人撰联撰文纪念，这说明他有不错的人缘。然而，这些文字对华生的评价几乎都是一味地赞扬，大多是些表面的颂词。华生困苦的处境、生存的逼仄却没有人评及。在我看来，华生是中国底层文化人愚昧与贫穷的一个真实写照。更为不幸的是，华生对自身悲催人生的根源以及自我的愚昧毫无察觉，始终懵然不知，这是值得深思的。

　　2025年3月4日于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