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母亲每天很晚才下班，倒不是因为她在车间里加班，而是下了班以后，她去水房洗家里的床单、被套还有一家人的脏衣服。父亲下班以后，他领着三个女儿忙着做晚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每天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守在工厂大门口，等待母亲下班，经过那里，递给他一饭盒糖水，泡着大米饭吃，那香甜可口的味道至今难忘。
一天晚上，母亲回家了，她饭也没有吃，自己在炕上打滚哭，全家人劝了好一会儿，母亲说：“车间主任说我把厂里的花包皮（原棉进厂时的包装布，很粗糙，工人们私下用来做毛巾）偷回家了，他说我每天最后一个回家，就是为了偷东西！”，母亲抹了一把鼻涕，“我从来不动工厂的东西，有一次，我捡到一件工作服，都毫不犹豫地还给人家。”父亲说，“主任明天再找你谈话，你怎么回答？”，母亲目光坚定地说：“我要是偷花包皮，我三岁孩子都怕！我要是没偷，我谁都不怕！”。
这件事以后，母亲常常教育我们：咱们人穷志不短，身正不怕影子斜！
哥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潘文为了一口吃的，眼泪立刻落下来。而不像别的小孩子哭之前先瘪嘴，然后张口嚎叫。
潘文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成了淘气包。他上下学连书包都不带，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初中的时候，每次考试每科成绩只有二十分三十分。
1981年，潘文正值青春期，爸爸因病去世。出殡的时候，家里人都在哭丧，潘文哭得最厉害，眯缝着眼睛哭个不停，他的脸上一直挂着泪痕。没想到，为了掩饰内心，这些都是装出来的。因为爸爸在世的时候，经常管教他，他有所忌惮。
没隔多久，潘文学着爸爸的样子：在院子里摆着茶壶，坐着小板凳，嘴对着壶嘴喝茶水。潘文常常怒斥我：我要打你，叫你三天爬不起来。
那时候，初中还没有念完的潘文就辍学了，顶替爸爸进工厂。他挣的工资从来不交给妈妈，整天胡作非为。
我哥我嫂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识的。时光回到1991年，潘文利用业余时间开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拉客。这个时候，一位纺织厂女工进入了潘文的视野。她叫李晶，家住农村，由于经常坐潘文的三轮车，和潘文熟悉了，她还拉着工友一起坐潘文的车。李晶的年龄比潘文小4岁，她高挑的个头，白皙的脸庞吸引着潘文，而潘文为人热情，逢人就笑咪咪的，给李晶的第一印象很好。李晶表面上老实本分，不善言辞，实际上很有心机。
有一回，她下了车拿出五块钱给潘文，说不用找了。潘文心领神会，主动问李晶的住址。那天傍晚，潘文敲开了李晶所在的宿舍的门。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交往，他们相处了几个月就搬到了一起。
潘文和李晶的好日子定于五一劳动节，因为没有婚房，只好和母亲、弟弟住在一起。家里两个房间紧挨着，有一间是朝阳的，潘文想住进去，母亲不同意。婚房很小，只有7、8平方米多，原先是土炕，拆除了放下一张双人床。
李晶知道了这件事，哭得泪流满面，甚至提出了分手。潘文一面安慰李晶，“俺家俺妈和俺弟都是彪子”（注：北方人称呼精神病人为“彪子”，有蔑视的意思），一面冲着母亲嚷道：“我老婆不来了，我就把你们全部杀掉！”，于是他举着一把剪刀，张牙舞爪的，母亲镇定自若地说，“老儿子，你快跑！我就坐着不动，看他怎样来杀我？”，没想到，潘文居然拿起剪刀朝我的脚上豁了一下，当时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潘文见状，扔下剪刀跑了出去。潘文对李晶的爱近乎疯狂，为了得到这样一个媳妇，他不惜做出忤逆之事，弑母弑兄。所幸悲剧没有发生，是母亲的大义凛然震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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