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天下收藏第一人

　　从1927年起，张伯驹开始收藏“丛碧山房”横额这第一件名画墨迹，至1957年，前后整整三十年，一直在不遗余力的进行着这一事业。即使是在极度困难时期，也从未停止过。有人把张伯驹和名收藏家并列在一起，不单单是因为他收藏知识丰富、独具慧眼而闻名中外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为了避免“国宝”流失而不惜倾家荡产、把生命置之度外，用忠诚和生命捍卫和保护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这一崇高的忘我精神，赤诚的国魂品格，当时就震动了文化界。尤其是在建国后，无偿的把自己用重金收藏的“国宝”献给国家，更得到国人的赞扬。

　　一、字“丛碧”的来历

　　三十岁（1927年）那年的一天下午，从京城西河沿的盐业银行拐到琉璃厂，在小摊前溜达，一件清代书法作品映入他的眼帘，那是只有“丛碧山房”四个字的不大的横额。他眼睛一亮，仔细看看，见是康熙皇帝的手迹，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件难得的宝贝，二话没说，就以1000大洋的价格买了下来。随后他就将自己在弓弦胡同1号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并把自己的字改为“丛碧”。这是他自觉收藏的第一件藏品，也是他收藏家生涯的开端。之后的三十年，他就把书画鉴赏和收藏当作自己的主业之一（还有诗词创作研究、戏剧戏曲研究、书法绘画研究）。倾尽了两代人的家产，全部投入到他认为是“抢救国宝”的事业中。

　　做收藏家相对容易，只要有雄厚的资金就行，不懂可以请顾问。但做鉴赏家则不同，全靠自己的真本领、真学问。因此他对自己所钟爱的文物鉴赏和诗词、戏剧、书画一样，从不满足于浅尝辄止，而是有了疑问就穷追不舍，或向前辈和同道请教，或自己钻研深究，不达到精通的地步决不罢手。

　　刘海粟先生称张伯驹为“鉴藏家”，即鉴赏家和收藏家，其气魄之大、学养之深，是许多收藏家、鉴赏家望尘莫及的。由于他在文物鉴赏方面造诣超群，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新中国建立后，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二、收藏《平复帖》的前前后后

　　《平复帖》是我国留存至今的一件时代最早的墨宝真迹，系西晋大文学家陆机（三国吴国大将陆逊之孙，曾著有《文赋》）所书，据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比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早60多年。该帖是陆机向友人问候疾病的一页信札，因信的开头有“彥先赢瘵，恐难平复”一句话，后人称之为《平复帖》。帖很小，纵23.8厘米，横25厘米，均不足一尺，麻纸，九行，85字，字迹奇古，在章草和今草之间，是书法史上汉隶向草体转变的明证，史料价值很高。贴上有宋徽宗赵佶的瘦金题签“晋陆機平復帖”，双龙宝玺及“宣和”、“政和”印玺。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在此帖上题跋“右军次前，元常次后，惟此数行，为希代宝”。上有明清多人的收藏印。清末，这件珍宝为溥仪的堂兄溥儒（字心畲）所藏。

　　溥儒是个没落的皇族成员，不会劳作，靠变卖祖上流传下来的字画生活。1936年（即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溥儒把所藏的唐韩斡名画《照夜白图》卖给上海叶某，叶某准备卖给外国洋人。此时宋哲元在北平主政，张伯驹在上海听说此事后，急函宋哲元，请阻止此画出境，但是为时已晚，已被叶某转售英国人（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平复帖》真迹，张伯驹曾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见过，知道它的价值，又知道为溥儒所藏，担心它会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再度流出海外，为此整日心神不宁，马上请琉璃厂阅古斋老板韩君往商于溥儒，请求转让出售，勿使再流出国外。但溥儒张口要价20万大洋。张伯驹力不能胜，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作罢。

　　1937年叶遐庵在上海举办文献展览会，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愿意以6万大洋求让，溥儒不肯，仍坚持20万，事又不成。“七七事变”后，张伯驹由沪抵京。腊月二十七，张伯驹从天津回北平，车遇好友傅沅叔，谈及溥儒丧母急需用钱，一时又筹不到款项一事，张伯驹立即委托傅沅叔前往溥儒家中洽谈，最终以4万大洋将《平复帖》出让。张伯驹欣喜若狂了好几天，庆幸此宝未经商贾之手流出国外。
有一天，一个叫白坚甫的古董掮客找到张伯驹，说如果愿意出让《平复帖》给日本人，可得大洋30万，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当场拒绝。谁知后来张伯驹因此差一点丢掉性命。

　　1941年春，汪精卫手下师长丁雪山驻扎上海，经常绑票大发横财。一天早晨，张伯驹在上海一个巷口被歹徒绑架，索价300万（伪币），不然就“撕票”（即杀人）。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潘素吓坏了，家里的钱财都被张伯驹用在购买文物上了，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到处哀求也没借到这笔巨款。向警察局报案，警察局竟先要10万元的立案费，未果。这时，歹徒派人通知潘素，说张百驹连日绝食，已昏迷不醒，但求与夫人一见。

　　夫妻二人均知歹徒所为是为所藏《平复帖》等古书画而来，张百驹以极其虚弱的身体，暗中告诫夫人说：宁可死在魔窟，也绝不许变卖所藏古书画赎身；为国宝捐躯，值得，如以国宝换取生命，活着也不会心安。可见此时张百驹对国宝之爱已经超过自身生命。夫人含泪答应。如此坚持了八个月，歹徒绝望了，主动降价至40万。潘素找到张百驹的同道好友，多方借贷，才凑足了40万，张伯驹得以赎身。然而奇怪的是，交钱的时候，警察局的人和租界的特务正陪着歹徒打牌呢。可见这完全是一场预谋的行动。

　　张百驹重国宝文物甚于自己生命的事迹，夫妻同舟共济的爱情，一时间在文化界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是年秋，日本人占领北平，张百驹携带家人入秦，途径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几经辗转，终于安全到达西安。为防不测，张百驹将《平复帖》缝在自己贴身衣内，虽经乱离跋涉，未尝离身，可见其用心之苦。

　　但是，张百驹尽管珍爱《平复帖》，却从不以此为私人物品。每当专家研究需要时，他都会慷慨示人。1947年，故宫博物院王世襄先生想对《平复帖》进行著述，苦于无实物研究，张伯驹得知后，借帖给王世襄先生一个半月之久。此举令王世襄先生终身难忘。新中国建立后，又把它无偿的捐献给国家，令人叹服。

　　三、收藏《游春图》始末

　　《游春图》是公元6世纪后期北齐至隋初著名画家展子虔的传世名作，是现在保存国画最古的一幅，也是卷轴山水画最早的杰作，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此画纵43厘米，横80.5厘米，卷首有宋徽宗赵佶的题签“展子虔遊春圗”，钤有“宣和”连珠玺，后纸有元、明、清、皇室成员印和皇帝题诗，收藏者题诗题跋等。其价值之高，可与世界名画梵高《鸢尾图》、达芬奇《蒙娜·丽莎》相媲美。

　　《游春图》本为皇宫收藏，20世纪30年代，被清废帝溥仪带到吉林。1946年，在东北陆续发现一些故宫散失的书画。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闻讯，蜂涌而至，先后到东北去“淘金”。琉璃厂古玩店老板穆番忱在长春一家古玩店发现此画，花很少的银子买下了这幅无价之宝。穆番忱回到北京找到琉璃厂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他们认为这是个发大财的好机会，想暗地设法同沪商联系，悄悄将此画转手洋人，已获巨额之利。

　　张伯驹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大骂道：“马霁川，，你真要成为民族败类了！”遂心急火燎的的找到马霁川，马霁川竟然索价800两黄金，不然就卖给洋人。800两黄金是个巨大的数目，张百驹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只好悻悻而归。临走前，严厉的对马霁川说：“《游春图》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谁要是为了多赚几两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为不使《游春图》落入洋人之手，张伯驹立即找到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叔平，想促使马院长把《游春图》购进，归国家所有。可是故宫博物院经费少得可怜，根本没有力量购进，向南京请求拨款，南京不理不睬。张伯驹心急如焚，却没办法。后来，在马院长的支持下，经张伯驹多方奔走，终于促使中国古玩同业商会出面，做出了禁止将《游春图》倒手外国人的决定。算是暂时稳住了马霁川。

　　后来张伯驹听说马霁川要以两万余美金售与外国人，先自告厂商留画，然后托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宝山出面与马霁川、穆番忱疏通，争取以最便宜的价格把《游春图》买到手。马宝山又找到琉璃厂崇古斋老板李卓卿，二人共同面商马霁川、穆番忱。马霁川、穆番忱迫于情势，终于同意以22根金条（折金220两）的价格将《游春图》卖给张伯驹。

　　张伯驹听了，尽管高兴，可是因为屡收宋元书画，手头十分拮据，别说22根金条，就是一根金条也拿不出来，又怕《游春图》流出国外，只好忍痛将“丛碧山房”（即原购买李莲英弓弦胡同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出售，得美金2.1万元，换黄金220两。可是交钱的时候，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足，又加价黄金20两。这时候张伯驹已经倾家荡产了，无奈之中，得到夫人潘素的支持，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又东拼西凑，才凑足了240两黄金，终于将《游春图》这件国宝买到了手中。好险，如果再迟一步，此仅存之国宝，已不在国内矣。

　　一个月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人找到张伯驹，说愿意出500两黄金购买《游春图》。张伯驹感叹道：“这位秘书长可真称得上豪富，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却连维持正常的业务经费都没有。”他气愤的对来人说：“凡经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一概不转卖别人，管他是谁！”张群无奈，只好恚然作罢。

　　四、国宝无偿献国家

　　张伯驹先后收藏的古画墨迹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北宋范仲淹《道服赞帖》、宋蔡襄《自书诗册》、宋徽宗《江雪归棹图》、宋赵伯箫《仙桥白云图》、宋高宗书马之和画《〈诗经·节南山之什〉图》、元赵孟俯《草书〈千字文〉》、明唐寅《王蜀宫妓图》、明周之冕《百花图》、清吴历《兴福庵感旧图》等十多件，总价值在数百亿元人民币之上。

　　为收藏古代名画墨迹，张伯驹几乎到了舍生忘死、倾家荡产的地步，但收藏目的很明确，他在《丛碧书画录》里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承存吾土，世传有序。”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他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夫人潘素经过认真思考后，毅然把这些当之无愧的国宝全部无偿的捐献给国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1979年张伯驹和女婿楼宇栋谈到此事时说：“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含糊，小事满可以不必计较。”一个老艺术家的拳拳赤子爱国之心可见一斑。这些绝世珍品当时曾在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展览，张伯驹应邀参观，归来后，他有说不出的高兴，一生的心愿终于了解，写了一篇《把个人收藏化私为公》的文章勉励国人。凡看过这篇文章的人，无不为他的爱国之举感动。此举也得到国人好评。

　　捐献之后，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为张伯驹颁发的褒奖状里写道：“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奖。部长沈雁冰。1956年7月。”

　　中国书协名誉主席启功于1998年张伯驹诞辰100周年几年会上题词写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天下收藏第一人。”

　　著名教授、中国书协顾问欧阳中石评价张伯驹说：“张伯驹是爱国主义的楷模，保护和传播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为人师表的典范。”

　　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评价张伯驹说：“留芳千古的大艺术家、大收藏家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在国难当头时期，他们为避免国宝流逝而不惜倾家荡产，把生死置之度外，用生命和忠诚捍卫和保护了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为弘扬和振兴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后，他们没有将价值数百亿的‘国宝’留给子女，却无私分期献给了国家，现已成为我国的‘镇国之宝’和‘民族之魂’。他们这种奉献精神和高尚品质，为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