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戏曲如果没有张伯驹的建树和努力
　　　　　　　　　就不会有当代中国京剧事业的辉煌和繁荣

　　张伯驹是著名的戏剧家，在戏剧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他不是职业演员，却多次与京昆名家联袂演出，赢得喝彩；他不是职业编导，却凭记忆组织指导复排了多出历史名剧，且有学术专著传世．

　　一、拜师学艺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京昆戏剧在京日益兴盛，不少皇族贵胄、公子王孙以会唱几句京昆戏文而感到光彩。谁要是不会几出京戏，不和名角同台演出，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很多人对京戏都有相当程度的研究，不少人以争做票友为时尚。张伯驹生活在那种官宦富有之家，自然也不例外。

　　上个世纪20年代，京剧名家、须生泰斗余派艺术创始人余叔岩，出身梨园世家，祖父余三胜、父亲余紫云都是红极一时的名演员，因此自幼得其家传。年轻时做过袁世凯总统府的内卫副官，经府内税务司长王锦章的介绍，得拜于名须生谭鑫培门下。但未得到谭鑫培的刻意栽培，而是暗中偷学得到谭鑫培的真本领。谭氏以后，余叔岩名声鹊起，自成一派，创立了余派。

　　张伯驹与袁克文是表兄弟，袁克文也酷爱京戏这一行当，且与余叔岩又相当熟悉，因此张伯驹通过袁克文得以结识了余叔岩，遂拜余叔岩为师，并得其秘传。

　　那时余叔岩住北京宣武门外春树上头胡同，与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为近邻。因其名声大，拜师学艺者趋之若鹜，家中常常座上客满。张伯驹此时已拜余叔岩为师，因此也经常成为余宅“范秀轩”的座上客。

　　余叔岩有个坏毛病，就是每于演出后回到家中，都要先过足大烟瘾，然后才给拜师学艺者说戏。可是这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不少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张伯驹却在一边小心伺候。过足烟瘾后，余叔岩精神饱满，就给张百驹说戏，既教唱腔念白，又教身段做派。每次都从夜间12点开始，教到凌晨3点为止。如此张伯驹师从余叔岩十年，学得余派戏五十多种，还不包括一些未排身段的唱段。终成名票。

　　余叔岩和张伯驹既是师徒，又是挚友。并不像常人眼中的所谓公子与戏子、名票余名伶的关系，而是不以利害相交，情趣相投，都是文化修养极高的人。张伯驹敬重余叔岩的修养艺德，余叔岩佩服张伯驹的才华横溢。张伯驹向余叔岩学习戏曲表演，余叔岩向张伯驹学习书法音韵，互敬互爱，终成为莫逆之交。所以余叔岩愿把自己的本领全盘教给张伯驹。他们二人曾合作撰写出版《乱弹音韵》一书。二十多年后，张伯驹又对该书增补订正，改名为《京剧音韵》，以纪念亡友。

　　二、名伶捧场

　　张伯驹因得余叔岩真经秘传，唱念做打样样精通。曾多次与余叔岩共同登台演出，既得到观众的认可，也得到名角大腕的认可，深受观众的欢迎。最有意思的是张伯驹四十岁生日时的一次演出。张伯驹四十岁生日时，因为他在京剧演出方面的名声越来越大，对京剧艺术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和余叔岩的关系非同一般，梨园界的许多名角都主动前来演出为他祝寿。

　　恰巧时值河南遭受极大旱灾，师徒二人倡议为赈灾义演一场《空城计》，得到众名伶的赞许。演出的时候，张伯驹粉墨登场，扮演羽扇纶巾、焚香抚琴、智退仲达的主角诸葛亮，而几个配角都是当时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杨宝森饰司马懿。他们一举一动都得听从诸葛亮（张伯驹）的调度。当时京华名士都前往观看，演出轰动一时。可以说是梨园界百年不遇的极大盛事。

　　这么多名角大腕甘愿为一个票友当配角，在梨园界是前所未有的、闻所未闻的事情。当然，这是因为张伯驹和余叔岩友情深厚，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张伯驹不但精通戏曲，不像一般票友那样故名钓誉出风头，而且能够真诚的支持戏剧事业，为京昆艺术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因而赢得戏剧界同仁的普遍尊敬和爱戴。这件事可视作张伯驹作为一代名票的巅峰之作。

　　演出结束后，章士钊先生特作打油诗戏赠张伯驹：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可见演出效果极佳。许多年后，张伯驹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沉浸在陶醉之中，他曾有诗记之：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五尺峰。

　　演出结束后不久，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渐渐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这种空前盛事再也不会出现了。接着余叔岩患溺血症，被诊断为膀胱癌，一年后癌细胞扩散，不治病故。当日，张伯驹在西安不能脱身，托人转去挽联一幅：谱羽衣霓裳，昔日悲歌传李乔；怀山高流水，只今顾曲剩周郎。表达了对挚友故去的悲痛心情。

　　张伯驹和余叔岩的真挚友谊，为中国近代戏剧史留下了一段难忘的佳话。

　　三、光大余派

　　张伯驹虽然喜欢京昆艺术，也得名师真传，并因名角捧场而扬名，可是他天生嗓音低窄，遂无下海成名之求。如若不然，中国梨园界上空会升起和梅兰芳并驾齐驱的须旦双星。尽管如此，张伯驹依然孜孜追求余派、京昆艺术，因而登堂入室，取得极深的造诣。孟小冬、李少春都是余叔岩的入室弟子，但说到唱腔火候、吐字准确、台风身段书卷气，都对张伯驹佩服之极，自愧不如。

　　张伯驹之所以能得到梨园同道的敬重，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出于友爱，余叔岩把自己平生的演技绝艺，大都传给了张伯驹，可是张伯驹并不以此为私人所有，又毫不保留的传给了同道和后人。一代名角杨宝森在创立杨派之前，曾随张伯驹进修余派唱法，受益匪浅，最终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杨派。尤其是在培养后进张文娟成为余派传人的事情上，更离不开张伯驹的教导和传授。

　　张文娟因年龄的关系，未能赶上拜余叔岩为师，非常遗憾。当时她会的余派戏，全靠听余叔岩生前留下的十八张半唱片而得。即将成名之前，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传统戏曲被打入冷宫，张文娟所学无法施展。“文革”过后，沉默了十年的张文娟焕发了艺术青春，在上海舞台上重演余派剧目，观者如潮。可是张文娟仍然为自己未得余叔岩真传而不安。

　　偏巧张伯驹来到上海，观看了张文娟的演出，大为赞赏，认为她是当今最好的余派传人。遂主动写信给张文娟以鼓励，并表示愿意把自己所会的余派戏传授给她。张文娟读信后喜出望外，大受鼓舞，能得到这绝好的机会，真是太幸运了。于是她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拜张伯驹为师。

　　张伯驹对张文娟尽心指点，毫无保留的把余派艺术真谛一一传授给她，前后共教她二十多出余派名剧，并全部录了音。张文娟得到名师指点，虚心学习，艺业大进，成为继孟小冬之后独领风骚的余派女老生。

　　张文娟也多年如一日，以弟子之礼对恩师毕恭毕敬。1982年，张伯驹逝世，张文娟立刻赶到北京洒泪祭奠，尽了弟子之孝。20世纪90年代，张文娟赴美定居，余派戏一时成为绝响。

　　四、贡献京昆

　　为发扬光大京昆艺术，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和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等一起发起组织国剧学会，为振兴弘扬京剧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七七事变”之后，平津、华北相继沦陷，余叔岩病逝、梅兰芳留须不为日本人演出，张伯驹避难出北平，国剧学会被迫停办。是一巨大损失。

　　新中国建立后，各项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张伯驹再也按耐不住，利用自己的长处，动员戏剧界同仁，发起并组织了京剧基本研究社，并亲自担任该社副主任理事，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戏剧人才，为我国京剧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伯驹为了京剧事业的发展，重新整理增补订正了当年与挚友余叔岩共同撰写的《乱弹音韵》，并更名《京剧音韵》。除此之外，还著有《京剧源流探究》、《空城计研究》及京剧剧本《出师表》等，从而成为有影响的京剧专家。

　　20世纪50年代，河南安阳豫剧团赴京演出，剧目是《桃花庵》和《对花枪》，约张伯驹观看，并请题词。这两出戏是他孩提时代就已了然于心的名剧，今日看到家乡戏，格外亲切，观后欣然命笔，谱《风人松》一首：“孩提忆看赵云郎，风度自昂藏。至今都念中州韵，更何分、北曲南腔。岂畏金元气焰，犹存宣政文章。　　桃花庵与对花枪，无独亦无双。喜闻千里乡亲到，是安阳、不是钱塘。正在百花齐放，好须歌舞逢场。”此词赞扬了河南地方戏渊源流长，甚至比京昆艺术还要久远、古老，从而为河南地方戏的普及、推广与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尽管张伯驹因为《马思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能坦然处之，心胸之宽广令人敬佩。粉碎“四人帮”后，张伯驹撰写《红毹记梦诗注》。毹者，氍毹之简称，意为毛织的地毯。古代演戏多铺地毯，所以用“氍毹”或“红氍毹”借指舞台演出。《红毹记梦诗注》当为为戏剧而专门写的诗篇。因此对研究戏剧的发展，是一种难得的历史资料，十分珍贵。

　　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这样评价张伯驹：

　　在近代历史上没有戏剧家张伯驹等人的建树和努力，就没有当代京剧的辉煌。

　　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张伯驹先生会含笑于九泉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