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之《奥德赛》
一
缺心眼，少根筋。这么形容我的话那简直太客气了。脾气暴躁的母亲踮着脚尖骂我：一根肠子通屁眼儿！死不去的瘟神！
不要以为挨骂挨多了就有抵抗力了。不是的。每次挨了骂我都难过得要死。“你为啥要直来直去呢？人也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五妹，你娃要有点肚瓤子！”父亲温和些，顶多牵着我的耳朵说。肚瓤子指的是心计。扯起耳朵都教不转，我依然白痴到底，长期敞开嘴巴胡乱说，年龄增肚皮随着增厚，还是没有肚瓤子。全家都对我失望透顶。
爱我的人和恨我的人都逼着我说谎。在谎言的世界里，人们可以活得更自在些。有的人天生是这个世间的例外。所有的例外都会受到例外的待遇，那简直是一定的。
二
老家在桂花坪。桂花坪没有一颗桂花树。听老人们说多年以前有一颗桂花树的，因为一个叫邹四妹的女子吊死在树上，那棵树也死了。邹四妹的死因是拒绝嫁给一个有钱的癞子。你晓得观音菩萨吗？邹四妹长得就跟观音菩萨一样。村里的人说起邹四妹就眉飞色舞。她死的时候才18岁哟，啧啧。辫子一天在屁股上打来打去的，又黑又亮。
我们几个小屁孩听了杨婆婆声情并茂的讲述后，战战兢兢地问：为什么邹四妹死了，桂花树就会死呢？桶那么粗的树。
我哪晓得！杨婆婆说：树是有灵气的，有心。你们看到没有？《天仙配》里头老槐树给七仙女和董永做媒呢。邹四妹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就死了，桂花树伤心了，不想活的树当然是要死的。不能说死，要说走。杨婆婆说。死啊死的，多晦气！呸呸！
邹四妹死了，连我们几个小天棒都不敢去桂花坪荡秋千了，晌午更不敢出门，大人说鬼都是中午出来认人的，认到了晚上就来要那个人的命。
鬼是属于乡村的。人们自己总是害怕遇到鬼，一旦别人遇到了，肯定津津乐道，甚至有点小小的幸灾乐祸。几十年没有人离开村子一步，张家的猪打个喷嚏李家一分钟以后就晓得了，在乡村的字典里没有“秘密”两个字。没电，又舍不得点灯，怕费油，人们睡在院子的大地坝里。既然人间无新事，鬼世界终归要好发挥一些。于是东一个鬼打墙，西一个吊颈鬼找熟人，再不就是恶鬼报复人，无论哪个版本都是有鼻子有眼，大多还点到人头绝不像是杜撰，情节曲折场景恐怖把孩子们吓得个个都往大人怀里钻。后来读了书才知道摆龙门阵的人明显受过《聊斋志异》的影响，把戏被拆穿大家都有些悻悻然。
在大人的故事里，鬼固然让人害怕，但人最终战胜了鬼。通过努力能被战胜的东西就不可怕，让人有希望。比如海明威那只著名的鲨鱼。只是有时候人比鬼还恶，你想尽了办法也赢不了，甚至输得很惨。写《龙须沟》的老舍跳湖了，翻译巴尔扎克的傅雷和爱人上吊了。跳河和上吊本是村妇才干的事。一定是他们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去战胜扑向他们的鲨鱼了吧。
都说人类文明在前进的路上遭遇了魔障，才会让无邪的小孩过早地明白大人世界残酷的道理。
三
前面说过：爱我的人和恨我的人都在逼我说谎。
这句话不准确。很多时候，不是人向生活撒了谎，而是生活向人撒了谎。书上说诚实是个好品质，还拿出列宁上姑妈家去打烂花瓶的故事来教育我们。听上去有哲理，也很高尚，撒谎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行为。不过。事情总有例外，说真话的危害有时比假话还大，信不信由你。
从小我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这是由出生决定的，属于努力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之一。童年一直处于饥饿状态。记忆中一年也有吃饱的时候。那就是腊月三十的中午。天啊，有干饭还有腊肉！大片大片的腊肉，拇指那么厚，一咬就满嘴滴油，苍天啊大地啊我佛慈悲！如果有肥腊肉可吃，还做神仙干什么？
1977年夏天，我快五岁了。你能相信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能背得起20斤重的东西吗？别不相信，我就可以。月亮真大，象脸盆；也很亮，甚至可以看到对面山上的人影。为了不被饿死，父母决定在六个儿女中选一个人去偷队里唯一可偷的红萝卜。通过短时间酝酿谈论，人事方案很快就制订出来了：我，张五妹，凭借胆子大不怕鬼、手脚快扯得多、年龄小逮住了可以免于惩罚的绝对优势，加上行动敏捷胆识超群，被定为夜拔红萝卜的不二人选。事实证明我没有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和栽培，在和茂娃、三娃、建华一起夜出作业的四个孩子中，收入最丰的当数我张五妹。父母连夜把我背回的红萝卜洗了藏进床下的坑里，等夜深了人家都睡着了才煮半锅把娃儿们喊起来吃。在知人善任这一点上，一字不识的父母好比一位人尽其才的组织部长，把人才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过还是有问题没有向组织坦白：其实我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勇敢，站在桌子上唱歌是胆子大，只能说明从小具有出风头的潜质，和做贼需要的胆量性质大大的不同。那几晚上去偷东西其实我怕得要命，扯萝卜的时候使莽劲把嘴唇都咬破了，往回跑总像有一个人在后面撵，我跑得快他也跑得快，跑拢屋的时候汗水泪水混在一起，一股股地往下流。好在那40斤红萝卜几乎救了全家的性命，否则这段经历会让我时时不得安宁。若有人举报做贼的事，我会连书都读不成，嫁给茂娃或者三娃，一辈子生活在桂花坪，多生一个娃儿为交超生罚款得去信用社贷款，交完提留所剩无几，一年喂一头猪交28块钱的生猪税，半年舍不得吃一个鸡蛋……想想真是后怕。
还是197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看山的刘黑山跑到我家院坝说我母亲偷了代福大地的南瓜，但母亲斩钉截铁地说她没有偷。你个龟儿子拿证据出来嘛！母亲轻蔑的看着刘黑山。刘黑山骂不过母亲，跑到队长蒋瘪嘴屋里去告状。下午，哥哥姐姐上学去了，我和哑巴弟弟在自家地坝里玩弹弓。蒋瘪嘴忽然来了，眼睛鼓得比桐子还大，一走拢就猛地抓住我的衣领，吱吱呀呀一顿叫之后，可怜的碎花衣服瞬时稀巴烂，变成了几根绳子绑在我的身上。我勇敢地喊：放下来，把我放下来！喊声未毕，我已经飞到离原地一丈远的地方，整个人结结实实摔在硬地坝上，额头火辣辣地痛得要命。蒋瘪嘴一下欺过来：说，你屋头今天吃南瓜没得？我吓得魂不附体，扭过头去想看看有没有人来救我。没有。哑巴弟弟张着嘴巴干嚎，声音如同水里死劲放的闷屁。
“蒋保保，没，没吃……”
蒋瘪嘴把我从地上擒起来强行站端，粗糙如铁钳的手在我脸上呈顺时针方向使劲一拧：没吃，哼，没吃！你这个扯谎包！你牙齿上粘的啥！粘的是南瓜！你再不说，把你爸爸抓起来打，往死里打！
队长打一个社员的娃儿天经地义，似乎没有任何不妥，一般情况打完了孩子的爹娘还得感谢队长。严歌苓曾说：对人道微弱而持久的呼唤，使我一次次流泪。所以我常常对赢者带着无奈的嫌弃，对善良的弱者充满敬意……天啊，世界上还有严歌苓这样的傻人啊！嫌弃赢者！赢者是我们嫌弃得起的吗？比如此刻，一个小女孩带着她的哑巴弟弟，像一只鸟蛋被踩在大象脚下一样，你说，除了跪地求饶外还有其他办法吗？说打你就打你，说不给你分粮就不给你分粮，说扣你工分就扣你工分，你有什么本钱去嫌弃一个一手遮天一手盖地的队长？！
一听要抓爸爸来打，我再也忍不住了：蒋保保，吃了的，我屋里吃了南瓜的，你莫打我爸爸呀，莫打爸爸呀……
泪眼朦胧中，大队斗偷苕贼刘景阳的场景立刻再现：双手捆得象粽子，被按跪在碎瓦、碎玻璃片上，血流一地，他不停扭动身体，哭声直指天幕：天哪，让我去死啊，求你们让我去死吧……人群里有人开始哭出声来。还是有人义愤填膺：你妈要饿死！未必只有你的妈才要饿死啊？我们的妈还不是都要饿死，未必然大家都去偷？简直没得阶级觉悟……大队长歇斯底里地吼：大家同志们快点来看，这就是贼娃子的下场！打，给我打，打死当睡着！……
桂花坪张家沟队至高无上的长官——队长蒋瘪嘴一听张五妹承认吃了南瓜，立马从烂裤兜里扯出生锈的铜哨子，惊天动地地吹了起来：
开会了开会了！张松柏的婆娘偷东西了！开会了，开会了！大家同志们开会了！
声音既尖又利，吓得人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三十年过去了，蒋瘪嘴“开会了，开会了！”之声依然破锣似的响，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醒来之后还抽泣不已。
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记性太好。电影《东邪西毒》里的台词。
不到十分钟，全队的人都赶到了队里公房大坝木桩似地站起。我知道自己闯了滔天大祸，吓得脚跁手软，脑子里一团马蜂叫。更不巧的是母亲经过公房旁看到了我，虽然她自己也吓得不轻，并不影响她踹我的速度和力度，嘴里的咒骂声甚至高于平常：“又是你个狗日的说的！你这个挨千刀的灾星！”我疼得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还没走进会场，母亲就滚地嚎哭，肚皮抽风似的扇；父亲佝偻着背全身僵硬，站在阶沿上抖抖索索，风都吹得倒的样子。没多久，听到队长宣判：张松柏的婆娘李明芳偷了队里一个南瓜，二斤一两五钱；现在我宣布扣去大春80斤……
扣不得呀，扣不得呀！我屋六个娃儿要遭饿死啊！我认打，我们全家都认打！打多少都可以！就是扣不得谷子呀！全年分配200多斤，扣了80斤我一家要饿死的呀……！我看见爸爸晶亮的鼻涕滴到自己的光脚上，一滴，又一滴。同宗的叔公上去求情：李明芳只偷了一个南瓜，按往天的规矩也是扣20斤大春，你扣80斤是要出人命啰！……
父亲常常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地下跪父母，除此之外谁也不跪。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很明显他说谎了：蒋瘪嘴不是他的父母，更不是天地，但此刻他正跪在蒋瘪嘴跟前，还不停磕头。那一刻，我的童年结束了。
蒋瘪嘴鄙夷地看着我的父母和叔公，一口浓痰重重吐在我母亲身边：要死？塘堰又莫得盖盖，农药堆了一仓库，绳子挽脚都是，要死还不简单！死！死个把人算个球！还敢和老子斗，你祖宗八代都不得行！散会！
大春指稻谷。多年以后我问爸爸：为什么那时候一人一年只分得到20多斤谷子？爸爸叹口气说：娃儿你莫问了，我们一家没有遭饿死就不错了，还问那个干啥。
以至多年以后经过公房，我都下意识别开脸去。虽然公房早已经拆除了，盖成了三娃家的新房。
四
盛夏的川北某小村某小组，中午的太阳大得可以把人烤糊，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太阳大不大。我，张五妹，再等半年才满六岁，蹲在塘堰的芦苇中间，考虑要不要去死。家是不敢回的了，三个哥哥和姐姐肯定要撕烂我的嘴，母亲肯定要用桑树条子把我打得血肉模糊。加上屁股痛得钻心，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书上说“不知生焉知死”，那时候我虽然不明白该怎么活，却本能地不想死。但我怕。怕邹四妹找我当替死鬼，怕爸爸遭蒋瘪嘴拉去跪玻璃；更怕母亲把碗里的米都拨给我和弟弟吃，自己喝几口米汤就去干重活，然后晕倒在田里，好多次都是爸爸把她背回来的……太阳下，有蜻蜓停在芦苇叶上，有的还是两个重在一起的，不知道在干什么？还有那蝉子叫啊叫啊，知曰罗，知曰罗……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真好，有稀饭，还炒了丝瓜；天哪，甚至还有腊肉，蒜苗炒的……我口水都出来了，正要伸筷子去夹，忽然听到有人在喊：五妹，五妹儿呀……
我是被爸爸的叫声惊醒的。全家兵分三路，爸爸和姐姐，大哥和二哥，妈妈和三哥，到处找我。爸爸用长竹竿到井里捞，在自家粪坑捞。五妹，幺儿，你在哪？乖儿，你在哪里？爸爸在找你……村里的狗这也汪汪汪，那也汪汪汪，此起，彼又伏。
睁开眼睛，四周一团漆黑，有个火把在附近游弋。
五妹，我的儿，你在哪里？爸爸开始哭了：幺女，你在哪儿，你听到就答应爸爸一声嘛……
扑通一声，爸爸跳进塘堰里，开始用竹竿在水里捞：塘堰神仙婆婆，你把我的命拿去，把我女还给我……
姐姐也在岸边哭啊哭的。高声部的姐姐，低声部的爸爸，高低应和，长短有序，音韵柔美，只是情感部分表现太突出了凄凄切切的，谁听了都会潸然泪下。
多年以后，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也有想放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有几次都走在了嘉陵江大桥上望着湍急的水流发呆，犹豫间甚至运用学过的高等物理知识来计算抛物线的长度和自由落体运动需要的时间。最终没有跳。一个人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它是父母给的，也是上天的安排。不管怎样，都要活下去。
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听到我的哭声，姐姐大叫：爸爸，是五妹是五妹！你快点上来！爸爸想飞快上岸，因为太急，一下摔进水里，被呛得大声地咳：小五，小五！爸爸一把拉起我，终于忍不住大声哭起来，象狼嚎，甚至还象破锣。我抱着爸爸湿漉漉的颈子：“爸爸，我饿得很，我要吃炒丝瓜，我要洗脚脚睡觉觉……”
长大后我也问过爸爸：你有那么多娃儿，丢我一个有什么了不起？爸爸说：幺女，十个指头根根疼呢，砍哪一根不痛呢？
亲爱的人啊，如果你不幸断手跛脚，如果你不幸口歪眼斜，一定不要怨艾，不要轻言放弃：在你的痛苦磨难的背后，父母的疼痛与煎熬百倍于你啊。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象狗一样活下去。
再后来，文友李奉智把他的小说《1976年的肉》交给我看。我立即被火烫一样把书给摔回去。我爸爸说的：以往的伤口，致命伤，结痂了就莫要再揭开，免得又要化脓再去找医生看，白费钱。
五
终于，我读书了，在桂花坪村小学会的第一首歌是《思乡曲》：
气球啊气球美丽的气球/你轻轻地飞呀慢慢地走/你告诉那台湾的小姐妹/说我思亲泪长流/盛夏已去果酿酒/亲人不来怎能去采收……//
郑老师教唱时眼眶红红的，天生多愁善感的我早已泪流满面。记忆中班长王刚娃情绪最激烈，他手举木头枪站在桌子上大声吼道：“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多幸福啊，人家台湾的小朋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到地主分子的压迫和剥削，多造孽啊！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去解救他们！”语调激昂，拖腔拿调，活像他那当支部书记的老爸在村里高音喇叭里喊话一样。只是他裤子烂得到处是洞，露出碗大的屁股蛋儿，在全班同学眼面前晃啊晃的。
时势造英雄。若是早出生几年，王刚娃肯定是红小兵领袖，就像项羽一出生就有当霸王的气象一样。可是这是1979年，国家领导号召全国人民要好好文化的时代了。好好学文化，按我们郑老师的理解就是写作文，写好人好事。扶老奶奶过桥写了，在操场捡一分钱写了，给残疾人挑水也写了，还有什么好人好事可写呢？还别说，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我身边还真涌现出了不少“好人好事”：一天和爸爸赶集，看到一个解放军叔叔勇斗小偷，我心潮起伏（下表决心：略）；爸爸的工友来信说模范街发大水了，家里被淹无粮吃，爸爸赶紧送粮下去（下歌颂党土地下户政策好，略）……总之，我的作文就是不一样，老师甚至说我具有当作家的潜质。于是我编得更起劲了，在作文里和所有知道的人名的名人扯上关系，直到牛皮吹破，连最爱我的郑老师也在班上批评起来：有的人写作文不写真人真事，不写真人真事就是撒谎，这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问题，要坚决改正……
要好人好事，还要是真人真事。在郑老师的谆谆教诲下，小学五年我再也没有一篇像样作文。至今也没有一篇像样的文章出来，就拿现在来说，怎么给这篇《谎事如昨》结尾，我又一次犯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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