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今天是母亲节，我要早点回去！”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去给我的老母亲买点礼物，给她们做点好吃的。”
“真的。”其他同事也纷纷附和，开始收拾东西。只有我坐着没动。
“你——”一个同事欲言又止。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母亲去世13年了。我婆婆和继母都不在这里。”我说。
“我们先走了，拜拜！”挥挥手，他们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室。
“打个电话吧。”我想，应该拨个电话问候一声“节日快乐！”
电话通了，那头听见了我的祝福，仿佛很高兴的样子，声音里充满了幸福和喜悦，给打电话的我也很甜蜜的感觉。可是，我也给我的母亲打过类似的电话，母亲的表现却没有她们的好，母亲在电话里只是很平淡的说：“快乐。”停一停，又说，“你们都好的吧？好好工作，也别太累了。多熬些骨头汤给奎儿吃，……”母亲好像还说了好多话，我已不大记得了。那时，我的儿子才一两岁，我也正是初为人母，居家过日子还是新手，每次通话，母亲总要教导我一番，生怕我处理不好家里的一切，啰啰嗦嗦，哪里像婆婆和继母这样善解人意呢？她并不因为儿女记得她的节日而高兴和满足。那时，我曾经因为母亲的平淡而有些失望，可是今天我应该是如愿了，怎么反倒有些失落呢？
母亲节！
我的母亲却已永远地离我而去，我能做的，也许只有心祭了。
（一）
母亲原本不该是苦命的，但她的命却苦得很。
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家有良田数顷，光使唤丫头就是六七个；她的叔父还是当时大定县政府的一个科长，在地方上可以称为望族的；她的父亲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很得乡里乡亲的尊重。“他错就错在不该去参加红军。”母亲每忆及外祖父时总这样说。红军第一次到毕节，外祖父便悄悄地跟红军走了，母亲家的家产因之被查抄，家人被地方政府和乡绅打击迫害。外祖父在行军途中得知消息，忧心急虑，加之体力不支，因掉队被抓住后以“通匪”罪枪毙。外祖母带着母亲兄妹不得不沦落为穷人过上了苦日子。十五岁时，勤劳懂事的母亲被外出做生意借宿她家的祖父看中，嫁给了我的父亲。其时我的父亲还在读书。母亲十七岁生下我的大姐，父亲便做了私塾先生，二十一岁生下二姐时，父亲被政府叫去做文秘工作，算是参加了革命。父亲于是东奔西走，除年三十外，都不在家。“干部家属”是很受人羡慕的，可“干部干起去了”，家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的肩上。
“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爹的‘通匪罪’是可以平反的。”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母亲惶惶地看着父亲：“他大舅老实巴交的，我一个妇道人家，你又忙，哪个去找政府呢？”父亲不说话，母亲也就不说话了。但这却如一块石头压在母亲心上，直到八几年我参加工作，母亲还说：“晓得你外公能不能平反啊？”“他去世了，财产化为灰烬了，平反有什么用？”我觉得没必要劳神费气，干脆地说。“可那是名誉。”母亲喃喃着走开了。
为什么我现在仿佛觉得那时她的眼里噙着泪呢？
父亲工作忙，很少回家。母亲上要侍奉老的，下要拉扯小的，农活又重，也不能进城看望父亲。被祖父祖母逼得紧了，她才会探一次亲。不过父亲没时间陪她，她也不过吃几天的大灶后就回去。她常说，我们姐妹六个是观音菩萨怕她寂寞派来陪她的，殊不知她为了我们吃了多少苦头啊。邻里乡亲因为她尽生女孩瞧不起她，家人亲戚因为她尽生女孩冷落她。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沉重的精神压力使我的母亲过早地衰老了，我记得她和我这样的年龄时，已经像六十岁的老太婆。
母亲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嫁给一个国家干部，她不该是苦命的，可她童年失父，少年成家，青年持家到六十六岁辞世，艰苦辛劳，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穿过一件好衣，走得最远的就是毕节城，玩得最开心的就是看电影。没有物质生活，更谈不上精神享受，实在是苦命得很！
（二）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因为时代的因素，她的性格也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她十五岁嫁到我家。在我们，还是父母膝前乘欢撒娇的年龄，可母亲已经用她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一个家。她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扫地、添火、煨好洗脸水，准备好早餐，等待家人起床用过早餐后一起上山干活。
那时，家里除祖父祖母外，父亲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祖母在家做饭。祖父农忙时带着大家干活，农闲时做生意。父亲和叔叔先读书继而参加工作，家里的主劳力就是三个娘子军。从地里回来，姑子们或坐或躺都息了下来，她却是锅台灶后，端菜盛饭，洗碗喂猪，忙个不亦乐乎。
父亲的家人是和善的，母亲的表现是优秀的，所以，一家人和睦友好，相亲相爱，从没有婆媳不和，姑嫂争吵的现象。就是邻里，母亲也待他们如家人。所以母亲在寨子里，深得长辈的喜爱和同辈晚辈的尊敬。“嘉霖大伯得了个好儿媳妇”长辈们说。“找个作军家那样的，又漂亮又贤惠。”同辈要娶媳妇时总以母亲做标准。
母亲是典型的孝媳、贤妻、良母，我从没听母亲抱怨过谁，但以我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的感受来体味，她应该是有许多无奈的吧？
“你家爷爷是最公正的”谈起家人，母亲总说。爸爸在外工作，叔叔先读书后当兵，他们都不在家。有时从山上回来，大家都累得不想动，奶奶鞋尖脚小的，要忙一大家人吃的饭，真不容易。母亲便常去搭一把手，爷爷就吵两个姑姑：“你看你们两个，一回来就晓得自己休息，也不学学作军媳妇。你们累，她不累？起来帮忙！”有时姑姑们会恼母亲，说些小小的气话，爷爷会说：“知足吧！各人掰着指头算算，这家里谁起得早，谁睡得晚？”
后来娶了婶婶，婶婶和叔叔是同学，属于新女性，是生产队的记分员，劳动之余，她总是抱着一本书，哼哼唱唱的，或抱着正在织的毛线衣蹿蹿门。爷爷不好像对待姑姑们那样，他就在大家都在的时候说：“幺们，大锅饭，大家办，这家里七零八杂的事光靠你家妈和大嫂是做不完的。”
家里的收入都是交爷爷统筹，包括父亲和叔叔的工资。女人都是爱美的，姑姑她们时不时找爷爷：爹，我这样或者那样破了，拿点钱跟给我买点布来补一补或者重新做。母亲是从不主动要的，她常用破布补破衣。“作军媳妇，你也去扯点布添点衣物嘛。”常常是爷爷在拿钱给姑婶的时候，主动把钱给母亲。
我曾经问过母亲：“你得的有她们的多吗？”
“没有。”
“你和爸爸对家的贡献都大，你得的却少，你不生气？”
“大家都帮着带你大姐二姐呢”母亲很坦然。
“人家得几次你才得一次，其实爷爷奶奶还是有点偏心”我替母亲不服气。
“爱哭的孩子多得奶吃。我不要他们都想得到给，他们够好了！”
“那你为什么不要呢？”我想不通。
“不当家不知油盐贵！当那样大一个家不容易。”
“你不是因为后家是地主不敢要吧？”我试探。
母亲笑笑，不说话。
其实母亲哪里只是不要？父亲在城里工作，带回来什么，总是先分给家人，有时分到母亲面前时，已经没有了，母亲总是宽容的对父亲说：我以前在家吃过的，或者用过的。这样，父亲也就释怀了。
“你真的吃过用过吗？”我问母亲。
“我才四岁你公公就死了，我们家就被倾了。”她只淡淡地说。
我无话可说。
父亲很难回家一次。他每次回家，母亲总是像过节一样，忙前忙后，端茶倒水，尽力招待那些来和父亲摆龙门阵的人。末了，饭饱茶足，众人深夜散去，母亲还要为父亲端来洗脸水，倒去洗脚水。这个习惯，差不多保持到母亲去世。
对家庭的关爱，对家人的体谅，加些许自卑，就构成了我的母亲。
（三）
母亲的命运和民族、时代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年自然灾害，年成不好，两个姑姑相继出嫁了。吃不饱饭，乡人要么砸锅卖铁，要么出外逃荒讨饭。
大跃进，伙食是按性别年龄分配的。而事实上，小孩最终吃下肚的，比大人分配到的还要多。许多人活不下去了，脸上没有了血色，身体却像发酵的面团般肿胀起来，用手一按，便凹陷下去。
庄稼是集体的，自己也不能栽种。山上的野菜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树叶吃完了，树皮也吃完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吃观音土了。隔壁的付家，先是男的死了，接着又死了一个小孩。和所有的人家一样，我们家也分家了。叔叔在部队，婶婶带着堂姐，循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的例，爷爷奶奶和婶婶一起过，母亲带着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单过。
五个人的饭加起来也不过半斤。母亲取回母子五人的饭，把它倒在锅里，加上几倍的水，再把好不容易寻来的野菜草梗之类加进去，熬成稀粥，分给她的孩子们。
有时，爷爷奶奶也把他们的饭分一半给母亲。
母亲的为人很好，有时，食堂的某人会偷偷给母亲一点干包谷面，一点没磨成面的麦子或没打成浆的黄豆之类。母亲把它们带回家，分一些给爷爷他们，然后匀着吃。麦子之类的东西，母亲是舍不得直接吃的。她总是把它们分批埋在家里的一个锅里，让她们发芽，长成苗，最大限度的来充饥。
然而灾难并不因为人的善良、聪明或者弱小就不降临到他的头上。我的三姐终于挺不住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夭折了。母亲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但就在她更加拼命地呵护她的三个儿女的时候，我的哥哥又被脑膜炎带走了。
“那段时间，妈妈就像傻的一样。”二姐在和我说到这段日子的时候说，“她拼命地劳动，一闲下来就会发呆，我们晚上有时醒来，会听见她的啜泣。”
我曾经和母亲谈到这个话题，其实我担心她不愿提及的，但我却想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与姐姐她们为什么会相隔这么多岁。母亲说这段往事的表情，有些像祥林嫂说她的阿毛。
“他平时都不听把，所以那天晚上我把他的尿，他不屙，犟，我就轻轻打了他的屁股一下，他只好哭着屙了。躺在被窝里一会儿，我觉得他有些发抖，我赶忙起来叫你奶奶，他们都起来了。那时不过晚上两三点钟，要到老街上，要走十多里山路。你爷爷叫我们先抠些灶心土澄水给他喝。可是喝了却依然抖，我们都没了主意。到四五点钟时，看着不行了，我们赶忙打着火把，高一脚低一脚地背着他往老街上赶。我们赶到区卫生院的时候，医生还没上班。我只好抱着他在医院门口等，你爷爷他们去请医生。医生赶来，给他打了针，药都还没喂完，他就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那时的样子。他仰着脸无神打气地问我：‘妈，我是不是要死了？妈妈，我不想死。……’唉！”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说不下去，我也会被她带得哭起来。
“都怪我，我不硬把他屙尿，也许不会发病；我要是一发现他抖就背他上区卫生院，也许他不会死；我如果把他送到县医院，他也许不会死。”母亲每次最后都是这样说的。我知道这不是母亲的错，父亲不在家，许多事她都得尊重长辈的意见，而那时黑灯瞎火的，又都是山路，要上区医院尚且那么难，上县医院又谈何容易？但我的劝慰是无用的，母亲总是把自责永远地背负在自己的身上。
而失去一双儿女的母亲又患上了十二指肠胃炎，长期的疼痛使她骨瘦如柴。在别人都以为她要死了的情况下被送到县医院，又因无人照料，药物过敏差点送命。要不是医生发现抢救及时，我们家早就没了我们后面的四朵金花了。
“她全身僵硬，口吐白沫，眼睛翻白，吓死人了。”卢阿姨说。
“我只觉得舌头缩短了，说不倒话。”母亲倒不觉得有多紧张，“我死到不要紧，我就怕她们两姊妹也活不出来。”
珍惜别人，不在乎自己，这就是我的母亲。我从她那儿是不是承袭了一些呢？
（四）
我的母亲不识多少字，但她能出口成章，熟练地引用“论语”、“增广”和“幼学”等典籍里的诗文。可以说，她的文化素养和对文化的热爱是许多文化人所不及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女孩子一般不能进入学校。人们普遍认为：女孩最终是要嫁人的，送女孩读书，就等于把钱丢到水里。可母亲却认定“养儿不读书，如同养头猪”。她说服我的爷爷奶奶：“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干部的姑娘字都认不得一个，人家要笑话的。”我的大姐刚到入学年龄，母亲便把她送入了课堂。学校离我们家有近十里山路，母亲只好让大姐寄居在亲戚家。她总是星期一起早打着电筒把大姐送到学校，星期六再不辞劳苦把大姐接回家来。大姐常回忆母亲初次送她入学的情景：
那天天气很好，凉风习习，田里一片碧绿，稻谷开始灌浆了，地里包谷的红缨也已经变成了酱色。妈妈有时背着我走，有时牵着我的手走。想到自己就要成为一个小学生，我的心里真的好高兴。走到沈家院子的时候，一条缩头狗突然跑出来咬了妈的腿一口。妈妈的小腿裤管被撕掉了一绺，血流了出来，我被吓哭了。寨子里的人都跑来看，他们一面帮着妈妈哄我，一边和妈妈说话，得知妈妈是送我去报名，好多人都进行劝阻。有一个人还说：“才送她读书你就着狗咬！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你还要送她去读书？！”妈妈一边和大家说话，一边用主人家端来的饭捏成团，滚过伤口，照习俗把殷红的饭团丢给了狗，然后用主人家找来的破布缠住伤口后，就又带着我朝学校走去了。……
因为伤口没有很好处理，后来就留下了拳头大的一个黑疤。父亲常常指着这黑疤对我们说：“那是一个光荣的记号呢，它表明你们的妈是一个重视文化学习，有长远眼光，又不重男轻女的人。”但我们感受到的，却只是妈对我们的爱。
文化大革命时期，革文化的命是潮流。承载文化的书被焚烧，追求、传播文化的人被迫害。有一个叫齐华宣的人，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了我的家乡，住在生产队破漏的“社房”里。由于第一次参加劳动时，他把农民们背粪时用来中途息气的“拐耙”用倒了，误把月牙型的半圆倒置在地上，把背篓顿在了尖细的拐锥上，农民们便用一种不屑的眼光来看他，还把他说的“接触面积越大，重心越稳”的话作为了闲谈中的笑料。母亲对此却很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家在城里读书做学问，当然不知道拐耙是怎样用的。我们懂用拐耙的人到了城里，还不是拿着烟杆到电灯上去点火。”她常让大姐二姐给齐老先生送去一碗粥或一锅汤。有时姐姐们偷懒不想跑：“你不该自己送去！”母亲却不恼：“幺儿，人家齐爷爷年纪大了，又没有吃过苦，现在落难，在我们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们不帮他就没人帮他了。他是有文化的人，你们去，可以学习点东西……”
大姐加入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十五六岁，正是自以为是，盲目追赶潮流的年龄。她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带着她的“战友”们到我家“破四旧”。他们把家里的藏书一股脑儿地搬到庭院里，要将这些“封建文化”、“黄色书籍”付之一炬。奶奶移动着她的小脚，拉着这个，却又放跑了那个，急得满脸通红，气都喘不匀了。母亲放工，远远的看见家里烟雾腾腾，以为着火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看见那正被火舌舔舐的书堆，气得不行。她顺手从地上抓起一把竹枝，一边扑打着火苗，一边高声吼道：“谁不让开，我打着他不要怪。”红卫兵们被她的气势镇住了，都不敢说话，更别说阻拦了。把火扑灭后，她一边心疼地把书进行着分捡，一边教训我大姐：
“你烧书，你以为你能！”
“这些书是你爸爸从外老祖公和公公家背来的。不是好书，他还背来做什么？”
“你们说这些是坏书，你们读过了吗？就凭看着破旧就是‘黄色书籍’了吗？”
母亲的诘问，把小将们弄得瞠目结舌，败下了阵去。后来看电影，每当有英雄挺身而出的情节时，我就会想起母亲扑火救书的场面。那也可以用大义凛然，奋不顾身来形容吧？
我的母亲也该是个英雄！她不仅救下了一堆书，还培养了六个有知识文化，又有品德修养的女儿。她对我们进行教育，既能以身作则，又能言传身教；既有引经据典的理论教育，又有循循善诱的闲谈聊天。她嘴里的普通语言，表达的却是哲人的深刻思想。我们姊妹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稳一步又一步，不能不感谢我的母亲！
（五）
说到感谢母亲，也许我比我的姐妹们都有话可说。
小时候，我觉得母亲对我特别的好。因为穷，家里只有逢年过节或有客人来，才吃米饭，蒸腊肉。有客人，我们小孩是不能上饭桌的。但在饭前，母亲总会背着别人给我一口饭或一块肉吃，然后打发我们到屋外的竹林里去玩。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和堂妹带到了城里读书，让奶奶给我们做饭。七十年代，交通还十分不便，我们乡下人要进城，要么就是二三点钟起床，摸黑赶几里山路到街上，六点钟以前抢坐新建社的马拉“轿车”，要么就是八点钟左右到街上后，一直守在公路边，等着路过那里的长途客车上偶尔有站位时把你捎上。而更多的时候，则只能走路。从我家到城里，有大约七十里路。因为是农业户口，我们吃的粮食和蔬菜都必须从家里背来。父亲在城里工作，叔叔在部队服役，爷爷在大跃进时就去世了，可以想见，要把三个人的食物送到城里，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担任运输工作的，基本上是我的母亲。每当看到母亲在万家灯火中，拖着疲惫的双腿，背着五六十斤重的背篓，气喘吁吁，满面通红，头发衣背都被汗水浸湿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总是感觉很幸福，又很难过。
母亲的到来，往往会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串风干的牛肉；几小坨粑粑；几个新包谷，一些新洋芋；一双手工做的布鞋；一件旧衣服改做的“四季衣”；一束山茶，几朵牡丹……现在想来，一年四季，恐怕只要是母亲喜欢的，拥有的，能想得到的，物质的，精神的，能给我的，她都给了。
八零年参加高考，我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父亲让我“滚下乡去”。是母亲用温暖的胸怀鼓励了我：“有哪样了不起的？学走路还要跌倒呢，哪个跌倒的人最后不会走路？”“几百个人只取一个，大学就那样好考吗？今年考不起，明年再来就是了。”她不让我去生产队挣工分，要我抓紧时间复习，要我牢牢记住：有志者，事竟成。
八一年我考取师范专科学校，因为是大专，大姐二姐又都是教师，我不想去读。母亲一直没有表态。一天早晨，她抓了一把包谷，把我叫到鸡圈边，让我打开鸡圈门。圈门一开，鸡们蜂拥而出。一些鸡拍打着翅膀向远处跑去，一些鸡低着头在附近觅食，一些则抬着头一直盯着母亲的手。母亲不说话，静静地站着。我知道母亲有话要说，因此没离开，也不说话。母亲突然把手里的包谷撒到地上，鸡们便争先恐后地抢着吃。等跑远的鸡赶来时，地上的包谷已经没有了。母亲看着我，静默了一会儿，说：“你看到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还是去读吧。”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就像这群鸡，跑远了的，我撒包谷的时候，它们来不及跑回来。一直盯着我的手的，我要是不撒，它就要饿肚子。只有那些一边自己找食，一边注意着我的鸡，才什么都不误。”我接受了母亲的意见，开学便去学校报了名。我的一个同学，情况和我差不多，他坚持不读。后来连考三年，最终还是进了师专。这样，原本我俩应该是同步的，而最后调资晋级我都要比他提前三年。
大学毕业，有关系的人家都在找后门留城，我父亲只是个一般工作人员，我们家没有后门可开，我因此整天闷闷不乐。母亲开导我：“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分到哪里都是工作，分到哪里都拿工资。你又何必心焦呢？再心焦也留不了城。”想想母亲说的也有道理，我于是坦然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刚好那一年外地大量招聘教师，我们当年的毕业生全部留城，我因此也就有幸留在了城里。
刚参加工作，母亲不断嘱咐我要好好教书，要对得起家长，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也以满腔热忱投入了工作。我的工作得到了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好评，我获得了县政府的表彰。我有些沾沾自喜了，有时会在同学朋友聚会时自我吹嘘几句。母亲背后批评我“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扬！你的路还长得很。”我于是学会了踏实、低调地做人。
母亲对我们姊妹的婚姻是相当重视的，她要求我们选择男朋友的标准是：不求当官作府，只要门当户对；不要风流倜傥，只须勤劳善良。可惜我们没成家前并不理解这标准的深意，不知道一桩婚姻，并不只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没有相同的生活习惯和处世态度，是不可能和睦相处而又心情愉快的，除非委曲求全！刚成家时，我让父母亲操够了心。好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中我们慢慢地适应，逐渐的磨合。现在，母亲的在天之灵可以为我放心了。
感谢母亲，是她生养和教育了我，但对于母亲，我除了感谢，还有着深深的歉疚。
（六）
歉疚就像一根针，刺着我的心和灵。我常自责，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我的心和灵的宽恕。
我们只有姊妹六人，母亲很为她的养老送终担忧。有一次，母亲和我闲谈，委婉表示希望将来和我生活在一起。我当时只考虑到自己脾气急躁，怕伺候不好母亲，就说：“将来你还是和二姐住吧，她脾气好。我负责你的生活费。”我不知道母亲当时是怎样想的，但后来她再没提过这个话题。她去世时，我们大的四姊妹都已成家，她在二姐和四妹家都曾一年半载的呆过，而在我家，最长的一次也不过三天，而且还是我公婆外出，丈夫出差的情况下来给我做伴。我偶去看她，她总要留我和她住上一宿。晚上，尤其是冬天，她总把我的脚拥在怀里，为的是用她的体温来温暖我的双脚。母亲啊，你温暖了我的脚，我却寒冷了你的心，我是多么的不孝啊！
我们大了，成的成家，就的就业，母亲该享点福了。可是，由于二姐的善良和我的无知，母亲的晚年很郁闷，甚至可以说有些痛苦。抱养小孩消蚀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闲言碎语又消磨着她的精神和意志，而莫名病痛更折磨着她的身体和心智。母亲被摧垮了！而母亲生病期间，我竟未能从经济抑或劳力上给与她一些帮助。我孝敬我的公婆，周济我的学生，捐助灾区的难民，施舍路边的乞丐，可是我却要负疚我的母亲一辈子了！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是她的六十五岁生日。不知怎么回事，二姐和四妹都从外地赶了回来，远在北京当兵的外甥也回来了。那是母亲六十几年的生日中最热闹的一次。二姐的一个朋友还为大家录了像。那天，母亲很高兴，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济济一堂的儿孙一一向她敬酒，恭祝她能“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当母亲说她什么都不焦了，只愁棺材还没有着落时，我们竟没有一个人在意她的话，甚至批评她杞人忧天。可是，这却成为了我们姊妹共同的遗憾：因为直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天，她最终还是没能亲眼看到她的棺材。
母亲啊，我们姊妹只希望你能安享晚年，却不曾想你仅六十六岁就撒手人寰。我们纵然买了我们能找得到的最大的棺材来安葬你，那又怎么样？我们永远地失去了你了。无论我们怎样哭泣，无论我们烧多少钱纸，我们都无法唤回你。那一年一度的清明祭扫，成了我们阴阳相隔却渴望阴阳相聚的唯一方式。抚着你坟头的草，抓着你幕前的泥，便仿佛摸着你的手，牵着你的衣；点燃袅袅的香，焚烧叠叠的纸，便似乎为你拉开暗夜里的灯，端去热热的水。坐在你的坟前，我们和你话家常，告知你我们的喜怒哀乐，也渴望分担你的冷暖寒热。可是，母亲，你听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你感受到了吗？
没有，你肯定没有！要不，你为什么不到我的梦里来，来告诉我你在那边生活如何，天堂有没有卖后悔的药？
母亲啊，你知道吗，歉疚时时刺痛我的心。你把我当作了你的命，我却无知地改变了你的运。我的错，我今生是无法弥补了。我只能祁求你的在天之灵原谅我，宽恕我了。
母亲啊，你那么爱我，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宽恕我。也许，你根本就没有计较过我。事实上，永远不能原谅我，宽恕我的，是我自己——是我的心，是我的灵！
今天是母亲节，再过二十天，就是母亲十三周年的祭日。我想，我现在，祭日那天，乃至以后，唯一能做的，就是心祭了。唯有心祭，能表达我对母亲的感谢，唯有心祭，能表达我对母亲的歉意，也唯有心祭，能表达我对母亲的思念和爱意。但愿我的心祭，能为神人理解，帮助我的母亲在天国生活得更美丽！
母亲，您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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