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是在邻村上的。我所在的小村子里，由于生源严重不足，四年级很难办下来，于是只能到邻村小学去借读。两村相隔5里左右的路程，以山区农村精悍的翻山爬坡能力，只需要40分钟不到，便可从家里抵达学校。当然，上了隔村读书就不需要每早上山砍了柴再去。出发去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小孩都在裤腰带里扎了把小柴刀，走到半路上，抽下来塞进路边灌木丛中，等下午放学回来，拿上刀便可砍柴回家。这也是必修课，小孩也是家庭劳动成员之一。这似乎和毛泽东时代所提的工学一体、半工半读有点点儿相似，或者思想仍停留在那个阶段。如果哪家小孩不这样做，会被同伴嘲笑为资本主义、官家子弟、走资派。现在想来，当是劳逸结合。现在这个身板，虽个头不高——我怀疑，肯定是小时候长期受压迫导致发育不良造成，但马上意识到同样的环境也有长得孔武高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为自己推翻自己的论点奥恼不已——但依旧能肩挑百斤，背负八十，所以我认为，这是从小练就的。
　　
　　我村每届升入四年级的学生大概维持在五人左右。我那届是三男二女。这五个孩子因为是同村的，所以团结在一起，男的得充当保护的角色，我个头最小，常常也沦为另两个个子稍大，战斗力极强的男孩的保护对象，我仅掌握与邻村的同年级孩子们战斗的决策指挥权和战斗策略，同时外交权也是我的，偶尔也会参与实战。所以虽身为被保护对象，但也是身兼数职，任务重大，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往往不那么好决定。
　　
　　这一届对方也是五人，为便于管理，这个年级排成两列的座位，一列是邻村的五个，另一列是我们五个。我个小，安排在第排。给我们上课的居然是我入学那年的老师，我爷爷的徒弟——当然，我三年级那年，爷爷经不住极乐世界的诱惑，乘鹤西去了——他被调到邻村了，在我村上课的老师则替换成了他刚高中毕业的外甥­——我的一个堂兄。两村的孩子有很多不友好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也会朝对方吐舌子，甚至是唾沫星子。因为我村的孩子除了那两女孩成绩平平外，其于三个每次测验、考试都是名列前三，所以自觉地瞧不起邻村的孩子，认为他们没有读书天分，是傻蛋，蠢猪。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我们夺走了他们的荣耀，打心眼里也会敌视我们。于是，也会不时发生口角，偶尔发生实战。而往往这个时候，鉴于学习成绩的缘故及念及故旧，这个老师自觉不自觉的偏袒了我们，常常在课上课后表扬我们，还让他们向我们学习云云。这便又加深双方之间的矛盾。当然，战争的时候并不多，因为是小孩，敌视或不舒服的心理也因为常在一起游戏会瞬时淡化，消逝，只在争执的时候又突然冒上心来，想起来很有趣。
　　
　　在邻村上学的一年时间里，麻烦最大的一次就是半路被一个大人栏住了，说我们经常欺负他们村的孩子，就不由分说被那人一个接一个脑袋挨了指扣。当时疼得要命，心里很想捡起一块石头就砸过去，但个个有那心没那胆。第二天才知道，是因为某个孩子告了状了，因为前几天被我们狠揍了一顿。我们接着想给再狠揍一顿，但是权衡左右，我又一次作出了和平的决定。这事便算完了。
　　
　　孩子们是无邪的，也是顽皮的，有些行为现在看来甚至不可思议。每天回家的时候，等到了安全区域，就让俩女孩子先走，三个男的则留下来“埋地雷”。所谓“埋地雷”就是把大便便在路中央，然后从路边扯上来一把枯草、叶子盖上，然后第二看看有没有人中了地雷。结果很灵验。埋地雷的地方一般设在邻村人常出没的路口，目的兴许是为了报复脑袋上那一记指扣。有时候也会爬上树丫，解了裤带然后行事。不过出了一事之后，就不再爬树丫了。一次爬树丫行事时，块头最大，战斗力最强的那孩子不小心摔下来了，人倒是安然无样，只是一身肮脏，连嘴里鼻子里都进去了自己的排泄物。这事在之后的好几年还成了我们的谈资，每次都拿来稀落他。
　　
　　红艳艳的杜鹃花开遍了山野，春上四月，所到之处，绿盈盈中那一簇簇一团团的红艳，让每个孩子兴奋。因为它的红，漫山遍野，所以这花又叫作映山红。待孩子们把这一季的花摘完尝尽之后，又一轮火红又来了，那红枫，那野栗，在秋来临的日子，着了重妆。而这时，我们已经走进了当时令人神往的乡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