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记得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记得小时候，老师在讲解《泊船瓜洲》时着重讲解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说这个“绿”字王安石在草稿上修改了十几次，其中有“到”“过”“入”“满”等等，如此反复多次之后，才选定这个“绿”字。长大后再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虽然用前四个字也都使用了拟人的手法，形象地描绘了春风的流动，但是“绿”字更开拓一层，把春风吹过后产生的奇妙效果也展现出来，不仅描绘了春风的流动，更体现了春风的精神。后来在《王荆文公诗笺注》里又看到这首诗，才知道熙宁八年正是王安石二次拜相的时间，而“春风”一词既常常用于写实，又常常用于政治寓意。曹植《上责躬诗表》：“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王建《过绮岫宫》“武帝去来罗袖尽，野花黄蝶领春风。”就比较明显，一眼看出“春风”寓意皇恩。而《泊船瓜洲》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又何尝不是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所以这个“绿”字更谐合他当时的兴奋心情。用得真是既得体传神，又含蓄微妙。
其实“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里就早以屡见不鲜。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河上山。”李白也有“春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等等。难怪近代学者钱钟书有一连串的疑问：“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力气呢？还是明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他选定这个“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还是最后想起了唐人的诗句而欣然沿用？更是不是他自觉不能出奇制胜，最终向唐人认输了呢？”我们都知道王安石非常渊博，这些唐人诗句我们肯定他读过，但是他肯定还读过许多别的诗句，所以他才在那么多的字里斟酌挑选。这又何尝不是比唐朝贾岛“僧（推）敲月下门”更加认真更加严谨？而且，说起字句的斟酌，我们耳目常熟的除了贾岛的推敲就是王安石对诗句的修改掌故。而“绿”字的用法流传最广的不是唐人的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河上山。”和李白的“春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更不是温庭筠的“绿昏晴气春风岸，红漾轻轮野水天”。而偏偏就是这《泊船瓜洲》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
虽然我们知道自王安石起，宋诗就培养并成长了一支浩大的形式主义队伍，常常搬弄词藻和典故，仿佛专门检测读者的学问。可是如果他们的诗句在前人那里已经脱胎换骨，模仿也好，借鉴也罢，并不妨碍我们了解诗句的意义和欣赏他描绘的形象与生动，不就达到了“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吗？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举一个晚宋诗人的例子。也是我们熟悉到小学毕业就能背诵的诗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这种景色唐诗里也早就存在，温庭筠的《杏花》：“杳杳艳歌春正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的“一支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和“独照影时邻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在宋朝也有一位比他早一点的张良臣在《偶题》里有“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有“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支红杏出墙头。”然而直到今天，只有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把这种景象深深地刻印在后人的诗歌印象中，从而广为传诵。这也是宋诗成功的又一例证。
所以我们客观地说宋诗纵然没有宋词那样在后世中留下文学艺术的皇冠，也不象明朝时期陈子龙说的宋诗在诗歌演变中不是同类而是异物，苏平说的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首还有毛病。毕竟宋诗在时间上离唐诗最近，更能体会到唐诗的妙处，而且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的割据局面，维持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到了后期，又连年战火，国破人亡，给诗人们众多的素材和真实的感受。如果不是形式主义的泛滥，宋朝诗歌也许更加丰盛。难怪到了晚清，“同光体”就尤其推倡宋诗。这些宋诗的云起潮落我们不必多提，我只是想说：对一个任何事物的评价，我们都应该有个衡量的分寸，有个客观的心态，不能人云亦云。如果你也是一个古典诗词爱好者，不妨也翻翻宋诗。有时它给你一个惊喜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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