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古丈县红石林镇老司岩村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去那里寻幽访古，热心的村民一看你背着个包，挎着个相机，在介绍完明清古建筑、古街道、古城墙、伏波庙、古井后，会带你来到一处6米高的院墙边，指着用红石条凿成的路边建筑说：“呐，那就是先前人为了表彰读书人而砌的桅台。以前只要是取得了拔贡以上的功名，寨子上就会为他们砌桅台、立桅子，放炮仗、挂旌旗，以示表彰。”
　　
　　问起为何要给成为拔贡以上的读书人砌桅台、立桅子，年过七旬的黄太星老人说，老司岩因其东、北、西三面环绕酉水，码头繁华，自古以来便是西至巴蜀、北通湖湘的必经之地，且为八百年湘西土司王朝的军事前哨。明朝时期，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各方商贾云集此地，逐渐兴盛，得“小南京”之美誉。寨上旺族为张姓与米姓，万历年间，为避瘟疫，因斗蓬织得好而被人称为“斗篷客”的湖南沅陵太常村黄大荣，沿酉水而上，来到三面环水的老司岩兴业发家，渐成大姓旺族，故当地有“张三千米八百，黄家来了个斗篷客”之民谣。
　　
　　寨上人兴业发家后，富了就想贵，就尊师兴教，想让族中子弟靠读书求取功名，以富促贵，以贵保富。为了激励学子，彰显族威，便想了这么个办法。
　　
　　所谓拔贡，笔者细查资料解释为：明清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朝制度，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七年改为十二年（即逢酉岁）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贡入京师的生员，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
　　
　　2006年11月，以脍炙人口的著作《曾国藩》、《张之洞》、《杨度》闻名的历史小说家唐浩明到深圳参加第七届深圳读书月读书论坛时，笔者曾就“拔贡”问题向唐老师请教，其所言亦与上述大体相同。
　　
　　当地老人介绍，据他们所知道的，老司岩村至少有六处桅台，分别为张、米、黄这三姓显赫人家所立，每姓各两处。笔者在熟悉寨情的老人带领下，找到三处桅台旧址，其中在黄姓人家门前路边的一处台子保存完好，只是缺了用于支架桅杆的石条；在一张姓人家的房子前，尚可见打有眼的石条；而在另一处据说是米姓人家的桅台，则因年代久远，已荡然无存。
　　
　　而笔者也认同该村不止六处桅台的说法。在该村梭卡组一个叫梨子坪的地方，有一清代古墓。笔者在写着“皇清待浩显考黄公讳承寿老大人”的碑面仔细端详，墓主生于乾隆丁未年八月二十四日巳时，殁于同治丙某年（已看不清楚）；其子恩薰为邑庠生，恩恕为郡庠生；其侄恩陶为拔贡生，恩涵为邑庠生，恩悦为岁贡生，恩植为太学生。仅一墓所写就有两个贡生，还有一个比贡生学问更高的太学生，可见村里的桅台黄姓不止两处，寨中不止六处了。
　　
　　“听老一辈人讲，以前寨子上的人对教书的先生特别尊重，有什么需要决断的公事都要喊先生拢来；为了文运昌盛，光文昌阁就修了两座；对考上功名的子弟那是极尽排场，砌好桅台后，立桅子那天，炮仗是放得地皮子都抬起来了，场合是搞得隆重，那个旌旗呀，一升上去，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河对门都看得到。团防几寨也就是我们老司岩这么搞。”黄太星说这话时，一脸的自豪，似乎这远去的隆重与荣耀，和他有着莫大的关系。
　　
　　问起老司岩以前如此尊崇富贵、重视教育，那又到底出了多少达官显贵时，村里几位老人讲起了一个故事。清朝时，朝庭要沿酉水河（旧称北河）通过船队拉纤往上游送物资。到王村歇脚后需补充人手，有人给负责押运的官长提议：“听讲老司岩‘张三千米八百，黄家来了个斗篷客’，那里人特别多，何不前去拉夫，以充苦力？”到得老司岩码头，通报的人上岸后，与之一起下来了十八个身着官服的老司岩人，这些人顶戴花翎最低级别的都比押运的最高长官还高，个个说你们要哪个帮你们去拉纤，吓得拉夫的人连连赔罪。
　　
　　这个故事，成了村里人引以为荣的谈资。
　　
　　离开老司岩时，回望这座到处弥漫着书香气息的千年古寨，仿佛仍能听到旌旗猎猎作响，在历史的天空飘扬，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