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酒，老师并没有喝。而是平和地对我说：“我不喝酒，你也不要喝。我最想知道的是你现在的情况，比如工作。”老师认真地看我，好像面对一个陌生人，又好像完全忘记了这里的聚会。
老师不喝酒，其实我也不喝。这些年只是逢场作戏，就连那几句客套话也不过现学现卖而已。这一套在老师眼里，显然有些油腔滑调了。她说你的脸色很红，别难为自己。那一刻我忽然感到这话是如此地亲切，与我在外面逢场作戏时，被人家劝来劝去灌得忘乎所以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同。
我低下头说：“让您见笑了，我现在什么官也不是。”
老师说：“我没问你当什么官啊，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工作还顺心吗？”
我想说，我只是混混日子而已，现在人的口头禅不就是一个混吗？但我没有说，因为这会让我面前这位曾经勤勤恳恳育人、现已年愈古稀的老师失望。她依旧认真地看着我。我忙说顺心顺心，虽然很累，薪水不高，但知足常乐。老师说这就对了，现在有一份工作多好啊。她沉默了一会，似乎在提醒我：看看你的身前身后有多少下岗打工的同学。又说你有组织能力，要好好发挥，还记得当年我让你当班长吗？看的就是你这一点。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心头一热就站起来了。真的，如果不是老师当年的选择，还不知我今天是什么样子呢。我说：“老师，今天这杯酒我一定敬您，但您不要喝，我自己把它干了。”说完一扬脖儿把酒倒进去了。老师也站起来了，一边夺我的杯子，一边说别喝了，别喝了，你还要组织同学呢。
我如此敬重我的周老师，当然缘于当班长的事。当年我所在的学校是戴帽的厂办学校，即小学与初中甚至高中全在一起。教室不够用就上半天课。从小学一年到四年我都是班长，但五年级时点儿背，重新分班换了老师，一位四十多岁来自工厂的女工走上了讲台。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她的板书写得不错，但她不懂教育，更不懂语文和算术。她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让一位车间主任的孩子当了班长。这个决定让我很没面子，就在暗里与她对上了。她叫坐好我就不坐好，她叫站好我就不站好，她叫交作业我就不交作业。结果她大动肝火，不但把校团总支书记（也是一位工人，男性）找来了，而且动则找家长。我一下子成了全校闻名的坏学生，因此没少挨母亲的骂——她始终没有打我，因为她坚信我不是坏学生。
那一年也不知是怎么过的。我对五年级老师的印象就是一脸横丝肉，没有一点女性的温柔，更没有一点为人师者的魅力。其实那个年代也不能怪她，凭心而论，我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如果现在哪一天，我在大街上碰上她，我想我会主动向她道一声对不起。好在山不转水转，上初中又重新分班，班主任就是周老师。同样为女性，不同的是她的年龄稍长，更加沉稳和慈爱。周老师说我想让你来当班长，你必须干好啊。这出乎意料的决定让我激动不已，我认真地干起来了。同学们也真给面子，我组织的各项活动都得到了响应，那年运动会，我们还名列前茅呢。有人问，你怎么突然就变了个样？我说因为老师对我好——真正的原因是我当了班长。现在想来，我那时多么虚荣，小小年纪就成了官迷；如在现在，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或许会成为一个学者呢，真好笑。
我被酒精刺激着，情绪越发激动。老师却一直平静地坐着，又缓缓地说，我从未认为你是坏学生，这些年你不是已经证明了吗？我说是的，我一直在证明自己不是个坏学生，但就是一无造就，除了装模作样地弄几篇所谓“材料”，别的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小小的科员而已。老师说你要造什么就呢？你当不当官、挣多少钱，都无所谓；也不能把当不当官作为工作好坏的标志。关键是像你自己说的那样，顺心，知足常乐，这就够了。在我眼里，你还像上学时一样朴实，你看同学们不也都是这样看你吗？
有人在醉意中发现了我和老师在谈话。随着一声呼喊，同学们围拢来，纷纷向老师敬酒。这回，老师没有推迟，而是轻松地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我看到她的脸色立即红了，映着她的满头银发，显得那么灿烂。我想起了“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的句子。老师啊，我从你的谈吐中再次感受到为人师者的力量。这一次聚会我不胜酒力，离席就吐了，但吐后仿佛清醒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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