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少年，还有青年，是在重庆郭家沱度过的。那时候进城（至渝中区），对于郭家沱的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进城一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郭家沱坐船至朝天门，一条是步行从郭家沱坐过河船到大兴场，步行翻汪山（南山），下山过清水溪到上新街，过河乘望龙门缆车，到城里逗留一段时间，吃一碗8分钱的小面，再从朝天门乘船回郭家沱。一年到头，有一两次进城就心满意足了。
　　
　　1980年春，我就读的那所财经学校选择的实习基地之一是位于铜元局的长江电工厂，而那年正好是新建长江大桥竣工。下班后，我们十余名实习生就从铜元局步行至南桥头，然后走过桥到长江北岸，再到菜园坝火车站溜一围，又原路返回，回到厂单工宿舍已是深夜了，因为走过了长江大桥，我们还是兴奋得彻夜难眠。
　　
　　1980年秋，我从财经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了位于郭家沱的望江机器厂，我又仿佛回到了童年、少年时代，因为进城仍然极不方便。除水路外，进城仍是没有交通车。偶尔因公出差进城，要么坐轮渡走水路，要么搭厂里的货车或厂部办公室的小车翻南山进城办事。进城坐车、乘船多是出公差，而自己进城仍然是很少的，当然进城购物、办急事，就另当别论了。
　　
　　1982年元月我结婚了，妻子是长江电工厂的，家就安在铜元局。这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交通问题是令我最头痛的问题。周六下午5。30下班，我疾步到郭家沱码头坐6点钟的收班船，到朝天门大概是7。30，从朝天门坐车到菜园坝，步行一刻钟刚好可坐8。30的过河船到铜元局。从铜元局回望江厂，往往是星期一凌晨4。30就起床步行至南坪，步行到长江大桥北桥头时已是早上6点钟了，然后从北桥头乘车到达朝天门正好可以乘6。30的早班船，到达郭家沱码头大概是7。40左右，快步到厂部办公楼，正好可以8点到达工作岗位，若遇意外，必定会迟到的。
　　
　　1982年10月，我从望江厂调入长江电工厂，我可以不每个星期六及星期一在郭家沱至铜元局之间奔波了。
　　
　　在铜元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从望江人的“进城”观念，转变成了铜元局人的“过河”观念。铜元局的人进城也就是过一条河那么简单。虽然说长江大桥通车了，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南坪就是一条叫“马家店”的乡场，南坪转盘道是与长江大桥配套，但转盘周边大多是与工篷差不多的商铺面。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从铜元局可乘公交车到南坪，再乘车过长江大桥至解放碑。而此时，从铜元局过河进城的人渐渐少了。到了重庆市直辖前，铜元局至菜园坝的轮渡过河船也被取消了。
　　
　　我的感觉，重庆交通真正改变较大的是重庆直辖这十年间。1997年重庆直辖前两个月，我搬进了位于南坪的长江新村49-5号，每天不用转车就可直接到解放碑，很方便。直辖十年间，除长江大桥之外，重庆主城又相继建成了李家沱大桥、嘉陵江石门大桥、黄花园大桥、长江峨公岩大桥、大佛寺大桥、嘉陵江大桥附桥、长江大桥附桥，即将建成的朝天门大桥等。还有，重庆各区县新建的大桥也有数十座，重庆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山城，更是世界著名的“桥都”了。
　　
　　屈指一数，改革开放已30年了。这30年重庆之变化，我认为集中体现在重庆桥和路的变化上。前几年，我家又搬到了南坪重百南丰商场旁的“知音阁小区”。公交车站和长途车站离我家不远，到九区18县都极其方便。就说回郭家沱老家吧，我可以从江北观音桥乘817路回家，可从朝天门坐轮渡船，可从南岸四公里进高速路，过大佛寺大桥，到唐家沱下高速，然后到望江厂，可从弹子石走沿江公路至大兴场过河到郭家沱，还可以从茶园开发区过长生桥到大兴场等等。现在，我从来不担心回家的交通问题，也从来没有感觉到交通不方便。儿子工作后，一直闹着要买一辆轿车，我也正在作筹划呢，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交通就更没有问题了。
　　
　　在文尾我想用一两句归纳性很强的话来做收尾，但细想，却老是想不好。假若路是重庆改革开放30年的康庄大道的话，那么桥就是重庆改革开放30年后飞翔的翅膀。